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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理论,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对数学情有独钟,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至少也算半个数学家,倾向于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学世界,但是你不要想着他们用这些数学模型拯救经济,经济学家会非常清晰的告诉你,经济不用拯救,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是一只神奇的手。工业经济几百年来,这只手一直都在,是这只手在拯救我们的经济。我们今天所有宏观经济层面出现的问题,在微观经济层面,一样的存在。我们的工程师,最早发现了这种问题,研究这种问题,解决这种问题。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全世界把解决经济危机的花冠戴在了凯恩斯的头上,浑然不知,是这只手在背后默默的发挥作用。如果在微观层面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宏观层面就永远存在经济危机。
这只手,属于一个普通的名字,工程师。简单的说,工程师就是解决效率问题的。工业时代来临后,就有他的身影,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直到1911年,他总结了一部用于提高动作效率的劳动手册,科学管理,名声大噪。1913年,他研究成功全世界第一条流水生产线,这就是福特生产方式。1972年,他向世界宣布了一种全新生产方式:丰田生产方式,后来被称为精益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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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效率,它和机器有关系。机器这种东西,不像别的工具,自己就可以鼓捣,它是专业生产的。机器的出现,让生产分成了两大部类,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第一部类生产机器,第二部类使用机器。为了均衡两大部类,第一部类要平均分配它的机器。
当机器简单的时候,每个人操作一台小机器;当机器复杂的时候,每个人操作一台大机器。小机器的价值肯定要小于大机器,也就是说小机器的资本有机构成要小于大机器的资本有机构成。
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有关,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反映了两大部类劳动力的分配比率,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反映了两大部类的机器的分配比率。由于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同,所以两大部类的劳动力贡献的利润是不同的,它导致了两大部类的增长率不同,必须通过经济危机进行调整。
要消除经济危机,只要不断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就好了。只要所有工厂把自己的小机器,都换成大机器,经济危机自然就不会出现了。这个工作,工程师一直在做。1882年,美国诞生了世界第一座实用电站,1885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交流送电系统。
借助于电力,机器的效率不断提高,所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美国轻重工业对比的数据:1860年是71:29;1880年是64:36;1900年是56:44。这个轻重工业的比率,大体上接近第二产业的剩余价值率。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高,资本有机构成就高。
19世纪,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出现,10年1周期。到了19世纪末叶,经济危机几乎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经过我们工程师的手,机器效率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经济危机差不多被我们的工程师解决了!然而到了1929年,一场始料未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突然出现了。今天,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所知道的一切答案,都不过是现象。这场经济危机的“真凶”,正是我们的工程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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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劳动者的作业效率,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后来成了一门专业的学问:模特作业法。福特汽车的当家人老福特,目光敏锐,把它发扬光大,发明了汽车生产的流水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可不得了,直接把汽车的价格变成了白菜价,让汽车彻底走进了家庭。
经济危机是两大部类不平衡的危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经济危机的问题本来已经让我们的工程师解决了。没想到我们的工程师太优秀了,他不光解决了机器的效率,连带着生产管理的效率也一起给提高了。这个效率比机器的效率作用更大!
由于流水生产线是第二部类率先采用的技术,所以第二部类的生产效率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整个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辉煌阶段。这样,原本几近于达成的两大部类的平衡,突然被第二部类的巨大进步打破了。这一时期,美国轻重工业的对比数据不可查,否则我们一定能看到,美国轻工业的总产值有了爆发式增长。由于两大部类的差距更大了,只能通过一场范围更大的经济危机才能解决。
那个时代,人们都不清楚生产管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潜能,工程师自己也懵圈,所以人们把这种效率的提升成就归结于专业化分工。大家觉得分工越细,效率越高。这样,流水生产线的工作就分得很细,生产线也很长,工厂的生产规模也变得很大。那些生产规模较小的汽车厂就都破产了。到了20世纪中叶,全美只有三家汽车厂。
经济学家一看,这个要算规模产生的效率,他们就把这个玩意写进了教科书,起个名字叫规模经济,认为规模经济能降低企业的长期成本。不管对不对,反正大家都在提高规模,都学着玩流水生产线。这样,第一部类也很快赶上来了。过去他们爱搞通用设备,后来他们爱搞专用设备,特种设备,后两者可以做更细的分工。大家认准了分工越细,效率也越高。
本来经济危机在19世纪末叶,就被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消灭了,结果经过我们的生产工程师一闹腾,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算消停。经济学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工程师们是很不服气的:我们是用硬核技术解决了机器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问题,经济学家就是摘桃派,捡俺们的果子吃。想一想,我们今天看到经济学学派林立,那是因为经济学家只会摘桃,不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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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济学家都是不靠谱的,工程师们只能自己解决问题了。在他们中间,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大野耐一。如果说工程师也是要分类的,那么大野耐一相当于工程师里面的经济学家。
大野耐一是这个世界第一个揭示生产效率谜底的人,他告诉大家,效率不是来源于分工,而是来源于节拍。节拍就是生产线某个工位,前后两个产品经过该位置的间隔时间。大野耐一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个流”。原本生产线的产品,都是一批一批的流动。大野耐一说,要一个一个的流动。为了推行他的一个流,大野耐一又搞出了拉动式生产方式。
为了更好的推行一个流,大野耐一发明了在车间使用的“货币”,这种“货币”被称为“看板”。我们现在工厂都有自己的流动资金,所有的流动资金的总和,就是这个社会所有的库存品的价格总和。类似的,所有的“看板”总和,就是车间所有的库存量的总和。大野耐一用这个东西,控制库存量,追求零库存。不仅让你的产品一个一个的“流”,以产品能分解到的最小单元“流”,而且还不能停。
作为丰田生产方式的奠基人,也许大野耐一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发现对经济学有多大的意义。人类几百年来,在经济学中不断的摸索实践,试图找到经济增长的密码,最终发现,这个密码其实就在我们的工程师手里,而且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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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节拍这么重要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资本是不断积累的,而且资本积累的速度要大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所以人均资本会一直不断的提高。从技术角度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这样,相对于个人的劳动收入,劳动者使用的机器越来越贵,技术越来越复杂,工厂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
一个社会经济增长能有多快,关键要看这个社会用机器生产机器的速度有多快。如果这个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用机器生产机器的速度就必然越来越慢。马克思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所以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递减的规律。现实中,这个现象并没有发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00多年以来,资本收益率并没有显著变化。成功阻止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递减的,就是“节拍”。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工程师们发现了一种压缩“节拍”的方法,就是复杂的机器(工业母机)只生产更简单的机器或者更简单的零部件。因为生产简单,所以生产节拍的时间就短。将比较简单的零部件组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新的复杂机器。如此一来,用一台复杂机器生产另一台复杂机器的节拍时间就可以做到更短,平均资本利润率将不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断降低,这对经济的好处不言而喻。
当然,机器的资本有机构成可以不断提高,但是节拍不可以无限压缩的。一台机器或者零部件,就算你想分解成更小,它也需要肉眼可见,可用操作,可以加工。最终,工程师们发现,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用1台复杂机器生产另1台复杂机器的节拍,就是3年。于是,工程师开始用3年的时间建设一间工厂,等待3年后的那台新机器的出现。
3年的生产节拍,是复杂机器自我繁殖(复制)的节拍,它还得为第二部类贡献一半的能力,这样机器的繁殖节拍就变成了6年。我们现在的工业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就是这么来的。100÷6=16.7%,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资本收益率就是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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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抓耳挠腮的年代,工程师们用他们的这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的撑起了经济学的一片天。除了对资本有机构成和“节拍”的贡献,工程师们对劳动价值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工程师们的眼里,时间(工时)就是价值。他们把劳动分成三类:创造价值的劳动;没有创造价值,但是在现实中还是少不了的劳动;没有创造价值,在现实中也不需要的劳动。他们把工人阶级定义为第一类人,把自己定义为第二类人,第三类人则是工厂努力要消灭的人。
工程师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他们认为,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工程学的“节拍”能搞明白了,经济学的这盘大棋就能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