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与思宗初衷相违的是，聚集在南京的勋贵借机进一步与阉党奸臣勾结，《枣林杂俎》记：
桐城阮大铖初附善类，与嘉善魏大中争吏科都给事，因投逆珰。……日同士英及抚宁侯，诚意伯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益。[75]

马士英、阮大铖皆中万历丙辰科进士，有同年之交。崇祯初年，阮大铖曾因依附魏忠贤而遭罢黜，流寓南京。寄居白下的阮大铖遭到东林及复社士人的鄙视排挤，不得不堵门避客。恰逢因赃贿遣戍的马士英也流落南京，二人“气类相投，又同病相惜，日夕过从，遂成莫逆”，而在南京提督操江的刘孔昭便渐渐向二人靠拢。[76]崇祯十四年（1641），与阮大铖同乡交好的周延儒再次被起用为内阁大学士，阮大铖立即展开行动，巴结周延儒，据《麓樵纪闻》载：
及宜兴再召，大铖使人奉金杯为寿，且曰：“息壤在彼。”延儒举杯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践；成案难遽翻。归语尔主，有堪心腹托者，当先用为督抚；俟彼以边才荐，必得口以报。”使者反命，大铖喜，士英即以为请，不数月而士英奉特旨总督凤阳矣。[77]

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加紧与盘踞在南京的阮大铖及刘孔昭勾结，为此后历史的发展埋下祸根。

二 勋臣介入弘光政局

（一） 勋臣协助马士英“定策”并入阁

甲申之际，北京被李自成攻克，南京迅速成为新的政治中心，福王、潞王等宗室纷纷南下避难；当时南京九卿科道之臣多有东林党及复社背景，如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姜曰广等，[78]而马士英、阮大铖等亦在南都一带活动。南都诸臣重新欲组织政府，首要面对“定策”大计。有关马、阮胁迫南都诸臣，阴谋拥立福王及东林党“定策”失误的主干问题多有学者论述，[79]此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奸党为取得“定策”先机，拉拢勋臣、镇将及宦官势力，其中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等勋贵的表现尤为突出。《明季南略》载，马士英“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福王而后快，[80]另《弘光实录钞》的记载表明，因身负“逆案”长期闲居南京的阮大铖自以为“线索在手”，也与“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81]。福王入宫前，曾明确提出拥立潞王的南京礼部尚书吕大器出于忌惮心理，把持“礼、兵二部印，纡回不前”，刘孔昭马上“怒形于色”，并“面折吕大器”[82]。最终，南京臣僚普遍同意拥立福王，甲申年（1644）五月，群臣迎奉福王进入南京城。

很多勋臣也像刘孔昭一样，迅速向马、阮等人靠拢，积极参与拥立行动希图分一杯羹。福王进入南京后，他们自以为拥立功高，“人人皆有德色”[83]，他们不断怂恿福王马上即皇帝位，以邀功牟利。甲申年五月初二日，群臣参谒福王于行宫，当时魏国公徐弘基就提出“请早正大位，收拾人心”，接着灵璧侯汤国祚突然“以户部措饷不发为言”，其措辞极为愤激。一般情况下，户部事务无勋臣建策之理，故吕大器当庭斥责汤国祚，称其“次非对君礼”[84]，汤无言以对。福王对此事采取了软处理，仅告诫两人“文武宜和衷”[85]。这一小插曲看似无足轻重，但却开启勋臣擅自廷议六部庶务的先河，弘光朝文臣与勋臣间的冲突就此展开。参谒福王后，群臣汇集于备守太监家中，讨论福王应该以监国号行使权力还是即刻登极，大多数官员以为称监国为宜。早前主张立潞王的吕大器此时惧祸献媚，请福王“后日即登极”。南京吏部尚书张慎言和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考虑到“国虚无人”，也请求福王马上即位。史可法认为“太子存亡未卜”，表示反对。刘孔昭马上提出“今日既定，谁敢更移，请即正位”。在多数人的劝阻下，即刻登极之议被搁置。[86]于是群臣计划先让福王持监国玺绶，“而后劝进”[87]。会议后，刘孔昭再次提议福王“宜即登大宝以正人心。”御史祁彪佳认为监国之名可以彰显福王贤德谦逊，等到为崇祯帝发丧后择吉日登极为好。这个分析非常恰当得体，故“礼臣、魏国等皆然之”[88]。刘孔昭的计划虽落空，但经过步步运筹，马、阮等奸臣阉党及以刘孔昭为代表的勋臣群体不断巩固拥立“定策”之功，占尽先机。

福王监国之后，在甲申年五月初二日举行廷推选任大僚，“改史可法、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升马士英兵部尚书，姜曰广、王铎礼部左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而史可法仍掌兵部事，张慎言还为吏部尚书。[89]马士英的入阁得益于刘孔昭的推荐。明代本没有勋臣入列推举阁臣的先例，[90]弘光帝为了消弭文武臣僚间已出现的不和，特别准许勋臣参与这次推举。其间诚意伯刘孔昭竟然推举自己入内阁，史可法说：“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刘孔昭回应：“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诸臣对此无言以应，加之此时马士英正安排高杰、刘泽清等镇臣“拥兵十万，临江以挟制廷臣”，才得以入阁。[91]此外，刘孔昭还特举阮大铖，但“逆案”关乎大是大非，史可法批驳：“此先帝钦定逆案，毋庸再言说。”[92]对阮大铖的初次推举因而作罢。

刘孔昭荒诞地推荐自己入阁，进而又举荐马士英、阮大铖，勋贵政治野心膨胀的势头可见一斑。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南都勋贵“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93]；而马、阮为巩固既得利益，对勋臣的拉拢也是不遗余力，对此《爝火录》讲得很清楚：“马士英入阁辅政，乃掌兵部事”，他“挟拥戴功，内结勋臣朱国弼、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谋擅朝政。”[94]明代勋臣长期处于位高权低的境地，政治素养堪忧而腐化严重。嘉靖帝以后，诚意伯家族参政的欲望高涨且不断结怨东林，直至刘孔昭通过依附权奸温体仁成功捞取政治利益。崇祯帝安排刘孔昭等大批勋臣驻防南京，客观上促成了孔昭与马、阮的进一步勾结。明代的勋臣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趋同性的群体，在南京这样一个较为狭小的环境中，不少勋臣会受刘孔昭的影响而靠拢马、阮以谋求政治利益。勋臣身份非凡，又握有军权，马、阮正可利用之以压制对手。这样权奸就与勋臣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生体，拥戴福王“定策”是其共生的基础，对抗东林以争权夺势是其共生的目的。需指出的是，在这一共生关系中，马士英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他取信于福王进而操控之，通过内阁中枢把控政治决策权，成为皇权的“寄生”[95]者；而勋贵不能直接控制国家议政、行政部门，只是听任马、阮指使，为权力的次级寄生者。刘孔昭妄图自己入阁，“以舆论不许”而告罢，其间马士英“亦不欲”[96]的态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弘光朝勋臣的权力来源于权臣，也必须在权奸的可控范围内，勋臣缺少独立的政治身份。

（二） 勋臣对铨选制度的破坏

马士英虽与阮大铖同类，但自身未入“逆案”，所以他得以借“定策”功跻身朝班，但阮大铖等同样盘踞南京的阉党份子仍处于罢官闲住状态。当时内阁大学士姜曰广、高弘图及吏部尚书张慎言主导铨政，他们极力“申拔正类”，抑制阉党势力，故时有“举动一裁自曰广”[97]之说。故此，挟“定策”功的马、阮群小预谋打击东林，翻动“逆案”延引同类，而“密结勋戚中贵之桀骜不驯者”以“揽权归己”[98]就成了他们的既定方针。

1、东林主导的铨选方略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吏部尚书东林党人张慎言主持铨政，而内阁大学士史可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朝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铨选掌握在东林手中，其铨选原则可以从福王《监国诏》中反映出来：
罪废各官内，除逆案、计典、赃私，不得轻议外，其中情有可原，才足戡乱，诏差官会同抚、按官从公采访，列名报闻，分别酌用，不得藉端燃灰，致滋幸滥。[99]

与此同时，弘光朝还大力推行保举、荐举之法，以招徕人才：
山林草泽、下僚贱吏，有真正奇才异能、堪以匡时御乱者，除前谕已颁抚按行各属从公察报外，今仍着在京阁部科道等衙门，一体从公保举，确定人数，以凭拔用。如徇情贿嘱，事后发觉及试验罔效者，举主连坐。[100]

东林主导的铨政是相对宽松的，仅坚持了基本政治底线，所限制者唯阉党及贪腐之人。至于保举制度，其在隆庆以降已经“徒为故事”[101]；而福王初立，人才匮乏，保举制的全面重启亦符合当时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