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十六国始，因长期分裂，南北两地在学术文化方面呈现出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研究者对涉及南北差异的一些关键性史料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对《世说新语》记载的一段有关“南人”、“北人”的对话，研究者的认识就有分歧。这些分歧不解决，进一步讨论就很困难。
  
一 “南人”、“北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针对这段对话，唐长孺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1]
唐先生关于“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测相当有分寸，只是说“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而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没有过硬的史料可以支持这一推测。《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唐先生试图用这条史料证成己说。他说：“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范阳在河北、颍川在河南，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当时人钟雅、祖纳所使用的称谓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颍之士”、“幽冀之士”。此外，唐先生还引了卢毓《冀州论》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唐先生解释说：“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颺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玄学之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2]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例子相同，卢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体政区的称谓而非“南北”。
对于幽冀地区，除“幽冀”外，当时人也常用“河北”来指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武帝纪》载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载，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未见将“河北”省称为“北”的例证。


二 “渊综广博”与“清通简要”
  
关于南人、北人学术上的差异，东晋褚、孙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至少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过讨论。《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吴书》：
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与中州士大夫的讨论也涉及到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只是没有用“南人”、“北人”的称谓，而是以“中州士大夫”、“东方人”相称。按孙策语，中州士大夫认为东方人学问不博，言外之意当然是认为自己学问渊博了，这与褚季野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正可呼应，说明“北人”的确是指北方之人。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讨论都是在“学问”上比较南北差异。那么，什么是“学问”呢？一般而论，“学问”当然是泛指各种知识而言，不过东汉人所说的“学问”往往是专指经学上的学问。《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
帝后与功臣诸侯讌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
  
《太平御览》卷二二八引《东观汉记》：
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好学问，治《严氏春秋》，门徒数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于时俗。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注引《东观记》载防上疏曰：
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化。虽从来久，六经衰微，学问寖浅，诚宜反本，改矫其失。
  
《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以上都是东汉人以经学为“学问”的例子。魏晋人也常常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学问”。《后汉书》卷八二上《谢夷吾传》注引《谢承书》曰：“县人女子张雨，早丧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鱼豢《魏略》称：“(严)干从破乱之后，更折节学问，特善《春秋公羊》”，“长安巿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巿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 [7]又，《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曰：“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陈寿在本传中的描述是：“典好学问，贵儒雅。”
“学问”含义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着重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南北学风的异同。东汉时期，北方很多著名学者在经学上都有“博通”的特点，如杜林“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贾逵“博物多识”，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崔骃，“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周举“博学恰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颍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8]当然，南方也有博览多通的学者，如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又如胡广“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9]不过比较而言，这样的学者在南方似乎不多，而且从王充的经历可以知道他的学问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北方。
北方崇尚“博通”的风气可能与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有关。上述“博通”的学者基本都是古文经学家或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学者。相反，今文学家中像杨震那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10]的学者却较少见到。《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11]尹默认为今文经学“不博”，所以要学“古学”，由此可以看到“博通”与古文经学家的关系了。
北方的学术思潮对南方影响不大。一直到汉魏之际，南方一流的学者所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说，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关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一说，向来缺乏详细讨论。研究者大都以为“清通简要”就是指玄学而言。唐先生之所以要把“南人”中的“南”解释成河南地区，也正是因为他把“清通简要”等同于玄学了，而玄学思潮恰恰是兴起于河南地区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有些可疑。固然玄学有求“简要”的倾向，但这并不是玄学所独有的,追求简要本是东汉以来具有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论魏晋玄学者，又谓其为对儒学之直接反动，则亦未能得持论之正。儒学之简化既早已蔚成运动，与玄学之尚虚玄至少在发展之趋向上，并行不悖，则二者之间似不应为正与反之关系。何晏、王弼皆儒道双修，并未叛离儒门，此点近人已有定论。故就一部分意义言，玄学正是儒学简化之更进一步之发展，所谓‘千里来龙，至此结穴’者是也。”[31]受余英时先生观点的启发，我曾发现东汉魏晋时期在史学领域内也存在着追求简化的潮流。[32]既然如此，既然经学、史学的简化在前，而玄学在其后发生，我们当然就不能说凡有“简要”特征的学问就一定是指玄学、就一定是受了玄学影响。事实上，魏晋经史学家大都是排斥玄学的。[33]
在我看来，孙盛所说的“清通简要”既然是相对于“渊综广博”而言，那么其含义就不应该是指玄学。我们来看刘孝标的解释。他针对支道林所谓“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解释说：“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按刘孝标的解释，南人之所以能够“清通简要”，就在于知识少，因少而精，即所谓“学寡则易核。”他并没有将其与玄学联系起来。余嘉锡先生在褚、孙对话条下解释说：“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34]他也没有将“清通简要”解释为玄学。我以为这些解释是符合孙盛原意的。唐长孺先生文中引虞预《晋书·贺循传》曰：“时朝廷初建，动有疑义，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询，为一时儒宗。”唐先生就此说：“据《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及卷七五《荀崧传》东渡礼仪为二人所定。荀崧为颍川荀氏，荀彧的玄孙，乃经学世家；刁协也以谙练故事著称，但剖析疑义却不能不征求南士贺循的意见。”贺氏家族世代传礼，贺循的事迹或许正可说明南人的学问自有精妙之处，“清通简要”并非过誉之词。
以上我们尝试着解释了“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明。据《晋书》褚裒本传，褚裒死于永和五年(349年)。按此，褚、孙对话时间不会晚过此年。据《晋书》孙盛本传，孙盛“避难渡江”时年龄只有十岁。褚裒死时年仅四十七岁，过江时年龄当与孙盛相仿佛。他们少年时期过江，不大可能对北方原来的学术状况有什么了解和记忆，而他们过江后一直到永和五年，北方政局不稳，战争不断，南北几乎没有什么交往。[35]既然如此，他们是如何了解到“北人学问渊综广博”的呢？我推测，褚裒、孙盛讨论中所说的“北人”，并不是指当时还在北方的北人，而应该是指已经过江的北人，也就是带领他们过江的父辈以及他们自身。据《晋书》载，东晋初年王敦称周顗、戴渊为“南北之望”。[36]周顗是汝南人，戴渊是广陵人，祖烈，吴左将军，父昌，会稽太守。按此，他们虽同在南土，但各自的“南”、“北”身份并未改变。从以后的历史看，过江北人的“北人”身份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南朝，南方内部北来侨人与南方本地人的区别依然存在，《宋书》卷六五《杜骥传》：
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
2008-3-5 23:4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