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胡阿祥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参考。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问题。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现代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据上，以代表平均状况的物候而论，《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无疑是寒冷的。然而，更能表明此期寒冷气候的，还是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异常现象[3]：
嘉禾四年七月(235.8.2-8.31)，南京一带陨霜；
泰始九年四月(273.5.4-6.2)，洛阳一带陨霜；
咸宁三年八月(277.9.15-10.15)，河北中部至山东中部暴风寒冰及陨霜；
太康八年四月(287.4.30-5.30)，山东中部陨霜；
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306.9.24)，洛阳一带霰雪；
太宁元年三月丙戌(323.4.30)，南京一带陨霜；
太宁三年三月癸已(325.4.26)，南京一带陨霜；
建元元年八月(343.9.6-10.4)，南京一带大雪；
永和二年八月(346.9.2-10.1)，河北中北部大雪，人马冻死；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355.4.28)，南京一带陨霜；
天赐五年七月(408.7.9-8.7)，河北中部陨霜；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409.4.11)，南京一带雪深数尺；
太和六年四月(482.5.4-6.1)，河南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四月(485.4.30-5.29)，山东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六月(485.6.28-7.27)，河南中部、河北中部陨霜；
景明元年八月(500.9.9-10.8)，河南中部暴风陨霜；
天监三年三月(504.4.1-4.29)，南京一带陨霜；
正始二年四月(505.5.19-6.16)，山东中部陨霜；
正始四年九月(507.9.22-10.21)，洛阳一带大雪；
延昌四年三月(515.3.31-4.28)，黄河中上游南部八州陨霜；
熙平元年七月(516.8.14-9.11)，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区十一州陨霜。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影响，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发展，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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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更替，岁有丰馑，以史为鉴，让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