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又令李纲兼御营使，掌管军事。此时李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75] 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东京留守。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李纲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 [65] 对于李纲的这一系列措施，朝臣中有许多大臣反对，例如侍御史胡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高宗对此不予理会，并放胡舜陟出知庐州。在李纲积极备战、整顿朝政的影响下，高宗也意气风发，提出“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朕将亲督六军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 [75] 李纲整顿军政的设施，有助于宋廷支撑局面，尚能为高宗所接受。然而，好景不长，君臣之间的关系因为新建朝廷巡幸之地的选择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裂痕。李纲希望高宗“秋末幸南阳”，以示不放弃中原之志；而黄潜善、汪伯彦提出巡幸东南以此避敌。高宗先是同意李纲的意见，后来考虑朝臣的观点，转而倾向于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君臣关系以此为分水岭，此后李纲的建言多不被高宗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李纲曾试图为自己辩解，但高宗在安抚过后，仍决定在八月五日调李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另委黄潜善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新上任的黄潜善开始破坏李纲的抗金措施。如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此时高宗显然已不再支持李纲。八月十八日，高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