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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著有《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1997）《苏轼评传》（与王水照合著，2004）《宋代禅僧诗辑考》（2012）《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中国文学传统》（2018）。
近日，朱刚新作《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分别由上海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书评》专访了朱刚，请他谈谈苏轼、苏辙，以及北宋的政治、学术与文学。在访谈中，对于乌台诗案、新旧党争、士大夫禅、新儒学诸派别、苏辙与北宋学术的终结、两宋士大夫文化的连续与断裂、宋诗的交际功能、女性与士大夫的人际网络编织及情感表达、日本的“近世”中国研究，朱刚提出了他的见解。
《苏轼十讲》，朱刚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即出，438页，58.00元
《苏轼苏辙研究》，朱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472页，70.00元
您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说，今人眼里的古代“文学作品”，是受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而被确立的。苏轼、苏辙虽然因其诗词文杰作而彪炳中国文学史，但当人们言及他们的人格魅力、处世姿态，往往会溢出“文学”。您的《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似乎也有意不以“文学家”的身份来限定他们，为什么呢？
朱刚：苏轼、苏辙在历史上的形象本来就是多面的。作为重要的政治家，他们在《宋史》里有单独的列传，而不像李白、杜甫，只能置于《唐书》的《文苑传》中。仅仅把他们看作文学家，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建设的结果。自此，我们视他们为“作家”，关心他们的“作品”。大概整个二十世纪都基本如此。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导致了一种综合的倾向，以及相伴随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二苏的人格魅力、处世姿态，及其总体的精神感召力得到了普遍关注。就“苏学”学术史而言，标志性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发表于1989年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从这篇文章开始，王先生自己的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光研究苏轼对文学史的贡献，而且以整体的文化的眼光，关心苏轼的思想、政治等方面，这也改变了“苏学”的面貌。其实，历代文人对于苏轼的讨论本就无所不包，兼及文学、学术和政治。近代以来，人们才依照古人最重要的特长，把他们置于不同的学科：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王安石主要是政治家，苏轼就成了文学家。于是，彼此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被拆散了。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逐渐像近代以前那样，整体地来关注这些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王先生的方法，所以讨论的面自然会广一些。
《中国文学传统》，朱刚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202页，32.00元
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人们往往由此叹息东坡命运之多舛、新旧党争之激烈。您的研究打开了理解该事件的法制史维度。能谈谈您对乌台诗案及其意义的分析吗？
朱刚：过去关于乌台诗案的讨论大多围绕党争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涉及诗歌的含义：苏轼的供状犹如一篇篇诗话。我们知道诗话在宋朝是相当流行的，当时的出版商想尽办法去获得案卷，刊行传播，就与诗话的流行相关。所以，流传下来的诗案资料就比较完整，别的案件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这个案子还能看清楚整个司法过程。因此我设想的乌台诗案研究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它是一桩司法案例。御史台弹劾、审讯，大理寺初判（“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认定苏轼所犯之罪应该得到惩罚，但根据朝廷目前的赦令，依法赦免他的罪行），御史台反对初判，审刑院加以复议，却支持大理寺，最后由皇帝法外特责，将苏轼贬谪黄州——目前留存的材料足以让我们把这整个司法过程梳理出来。可以说，案件的处理是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的，宋朝采取鞫谳分司的司法制度，审讯和判决由不同的官署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嫌犯的权利。乌台诗案判决时，主要引用了“律”和“敕”，前者是法律，后者是皇帝的圣旨，二者效力相当。固然，皇帝的话形同法律，这是“独裁”；但宋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进行“编敕”，即把皇帝的圣旨、命令编订起来，做成了成文法，而既然有了这些成文的法条，以后碰到同类的事情，就须适用法条，不能随意改变处理方法了，换言之，“独裁”也就不是临时任意的。我认为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司法机构正是根据现行有效的“律”、“敕”和赦令，对苏轼做了免罪的判决。至于政治事件的层次，是乌台诗案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谈它和党争的关系。而第三个层次，是诗话的层次。苏轼的供状无疑是诗话中的绝品，包含了对一批名作的权威解释。苏轼夫子自道，把自己的构思、用典一一解释出来，之后但凡政治方面有点放松，朝廷不禁止，就会有人把它们刻印出来，时人谁不想获得这样的资料呢？比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就大段节录了“诗案”，后来南宋人对诗案资料的阅读，也主要就当做诗话那样去读的。
朱刚（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著有《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1997）《苏轼评传》（与王水照合著，2004）《宋代禅僧诗辑考》（2012）《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中国文学传统》（2018）。
近日，朱刚新作《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分别由上海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书评》专访了朱刚，请他谈谈苏轼、苏辙，以及北宋的政治、学术与文学。在访谈中，对于乌台诗案、新旧党争、士大夫禅、新儒学诸派别、苏辙与北宋学术的终结、两宋士大夫文化的连续与断裂、宋诗的交际功能、女性与士大夫的人际网络编织及情感表达、日本的“近世”中国研究，朱刚提出了他的见解。
《苏轼十讲》，朱刚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即出，438页，58.00元《苏轼苏辙研究》，朱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472页，70.00元您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说，今人眼里的古代“文学作品”，是受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而被确立的。苏轼、苏辙虽然因其诗词文杰作而彪炳中国文学史，但当人们言及他们的人格魅力、处世姿态，往往会溢出“文学”。您的《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似乎也有意不以“文学家”的身份来限定他们，为什么呢？
朱刚：苏轼、苏辙在历史上的形象本来就是多面的。作为重要的政治家，他们在《宋史》里有单独的列传，而不像李白、杜甫，只能置于《唐书》的《文苑传》中。仅仅把他们看作文学家，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建设的结果。自此，我们视他们为“作家”，关心他们的“作品”。大概整个二十世纪都基本如此。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导致了一种综合的倾向，以及相伴随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二苏的人格魅力、处世姿态，及其总体的精神感召力得到了普遍关注。就“苏学”学术史而言，标志性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发表于1989年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从这篇文章开始，王先生自己的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光研究苏轼对文学史的贡献，而且以整体的文化的眼光，关心苏轼的思想、政治等方面，这也改变了“苏学”的面貌。其实，历代文人对于苏轼的讨论本就无所不包，兼及文学、学术和政治。近代以来，人们才依照古人最重要的特长，把他们置于不同的学科：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王安石主要是政治家，苏轼就成了文学家。于是，彼此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被拆散了。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逐渐像近代以前那样，整体地来关注这些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王先生的方法，所以讨论的面自然会广一些。
《中国文学传统》，朱刚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202页，32.00元
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人们往往由此叹息东坡命运之多舛、新旧党争之激烈。您的研究打开了理解该事件的法制史维度。能谈谈您对乌台诗案及其意义的分析吗？
朱刚：过去关于乌台诗案的讨论大多围绕党争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涉及诗歌的含义：苏轼的供状犹如一篇篇诗话。我们知道诗话在宋朝是相当流行的，当时的出版商想尽办法去获得案卷，刊行传播，就与诗话的流行相关。所以，流传下来的诗案资料就比较完整，别的案件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这个案子还能看清楚整个司法过程。因此我设想的乌台诗案研究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它是一桩司法案例。御史台弹劾、审讯，大理寺初判（“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认定苏轼所犯之罪应该得到惩罚，但根据朝廷目前的赦令，依法赦免他的罪行），御史台反对初判，审刑院加以复议，却支持大理寺，最后由皇帝法外特责，将苏轼贬谪黄州——目前留存的材料足以让我们把这整个司法过程梳理出来。可以说，案件的处理是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的，宋朝采取鞫谳分司的司法制度，审讯和判决由不同的官署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嫌犯的权利。乌台诗案判决时，主要引用了“律”和“敕”，前者是法律，后者是皇帝的圣旨，二者效力相当。固然，皇帝的话形同法律，这是“独裁”；但宋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进行“编敕”，即把皇帝的圣旨、命令编订起来，做成了成文法，而既然有了这些成文的法条，以后碰到同类的事情，就须适用法条，不能随意改变处理方法了，换言之，“独裁”也就不是临时任意的。我认为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司法机构正是根据现行有效的“律”、“敕”和赦令，对苏轼做了免罪的判决。至于政治事件的层次，是乌台诗案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谈它和党争的关系。而第三个层次，是诗话的层次。苏轼的供状无疑是诗话中的绝品，包含了对一批名作的权威解释。苏轼夫子自道，把自己的构思、用典一一解释出来，之后但凡政治方面有点放松，朝廷不禁止，就会有人把它们刻印出来，时人谁不想获得这样的资料呢？比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就大段节录了“诗案”，后来南宋人对诗案资料的阅读，也主要就当做诗话那样去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