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很丰富的电影。这种丰富不是铺陈的多，而是“情”不暇接，有许多触动。
情这个字不仅指情感，更指情况、情节、前情，它们不止是作者安排的，也是命运推动的。
原著笔下的暗喻，导演内心的画面，从镜头到银幕的转承，都不是观众的终点。对于相同的故事，不同观众所得不同，好的创作，最终呈现为若干值得解读的意象与不同的解码器相遇后生成的无数种超验。
投入一个故事，因此悲喜，不算是最终的收获，终极收获在于拓展了未知的边界，品尝到异妙的滋味，触发出陌生的情绪。
与此同时，它有丰富的情节，观众于波澜微起间，感受到目不可见之处已翻滚过数轮生死，它用一个轻易可以获知真相的罪案，展现了人性挣扎之地的荒诞，最终，真相沉没于流淌的命运，无从追问。

以侦探悬疑的标准去看，它十分本格。
一个封闭的小镇，一条宽阔的河流，一个侦探，确定数量的嫌疑人，迷雾重重。
所有相关人员聚集在河边，所有线索显式给出，通向结论的逻辑推理严密合理，标准的密室杀人模式。
除了，行凶者是一个疯子。
用疯子来定义这个人其实并不准确，他不是精神有问题，他是没有思想能力，不理人，给就吃，被人扔石头没反应，可以通过反复训练形成习惯，有一定程度的刻板行为，确切地说是个傻子。
傻子是直接行凶者，对于局长来说，找到他就是破案了，但对于马哲来说，傻子只是一把刀，找到凶器并不意味着结案，还要去找凶器背后的那只手。
我想，大部分观众和马哲同一立场。

先大概梳理一下破案过程：
幺四婆婆被发现死在河边，唯一伤口之后颈处深深的砍伤。发现她的人是个孩子，发现的时间是六点多，推断死亡时间为下午三点到六点。
河边发现一只女士提包，经查是会计钱玲的。她与情人相约在河边私会，谁知看到尸体，恐惧中不慎遗失。
情人叫宏，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他去晚了，没有见到钱玲，更没有见到凶手，但远远看到一个高个子大波浪穿着纺织厂女工制服的人。
纺织厂那天所有人都在加班，有明确的的不在场证明，只有一个人在晚上七点后出厂，是开理发店的许亮，但他也没有作案时间。
警局使用猪肉和砍刀对凶器进行模拟，判断凶手的力气非常大，基本排除了女性和孩子作案的可能性。
※
警局关了疯子三天，刚把他放了，宏就死在河边，死状与伤口和幺四婆婆一模一样。
马哲与徒弟在小饭店吃饭时，看到了路过的疯子，他们一路追踪，发现他正拿着那把砍刀，肩膀与侧脸上全是血。
凶器、指纹、血迹喷溅形态、作案时间、行凶手段，都证明他就是杀人者。
到此为止，马哲和观众一样，找到了凶器，没找到凶手。
疯子与人没有仇怨，也没有反侦察能力，不会懂得杀人灭口，他只能是被操纵的。

马哲重新调查幺四婆婆家，发现了屋顶和床侧的鞭痕，显然这张床上有人常年被鞭打，他试了一下，想在扬鞭时抽到同样的位置必须站在床上，但床的高度、自己的身高与鞭柄的长度加起来远超过房顶的高度，必须要用骑马蹲裆式才挥的起来。
幺四婆婆家一直都是两个人，之前是她和老伴，现在是她和疯子，挥鞭子的人，之前可能是老伴，现在只能是她。
幺四婆婆在这个家里鞭打床或疯子时，是在施虐，还是在教学？
如果是在教学，家里太小了，疯子施展不开，她会不会去空旷无人的河边“享受”疯子的鞭打？如果把鞭子换成刀，鞭痕就会变成刀口，猪肉上的刀口，后颈上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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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在宏的身上发现了一封信。那是一封诀别信。
信中有这样的语句：我曾经说，唯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但是我食言了。
可他分明没有食言。

宏的伤口和幺四婆婆一样，是后颈砍伤，他已经看到了疯子，如果是疯子主动杀人，伤口会在正面，而且会有搏斗反抗留下的防御伤。
但是没有。躺在那里的宏，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仿佛是自请处决，欣然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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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死了之后，马哲在放映室独自看幻灯片，机器一张一张地翻，翻到王宏的死亡现场，突然熄灭，马哲把它拍亮，幻灯片持续下去，死亡事件也持续下去。
如果不继续追究，就不会继续死人，我想是这样的隐喻，可难道不该追究吗？

想起多年前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个人得到机会当一日菩萨，菩萨告诉他，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要管，闭上嘴巴端坐莲台就好了。
这人答应了，但是他低估了自己的是非心，忍不住要行侠仗义，平冤诉屈，管尽人间不平事，结果该受罚的没受罚，该幸福的没幸福，公平没有得到伸张，好人反倒陷入更残酷的结局。
命运有自己的看法，迂回曲折，终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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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亮似乎是不必死的。
命运仿佛救过他一次。
钱玲对宏说：我在一个你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你的地方。
这是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位置关系：宏螳螂在河边等人的时候看到了许亮蝉，玲黄雀在旁边悄悄地观察宏的时候，自然也看到了大波浪。
宏只远远看到过一次，玲却能认出这个大波浪是个女装浓妆的男人，因为她是个长久的观察者。
她试图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宏，但是被火车鸣笛声掩盖了，“半年只在这条线上出过一次故障”的火车，是命运安排的一次拯救。
真的是拯救吗？不，命运的脚本是由大多数书写的，它从不对异类慈悲。
如果火车的声音没有掩盖那个秘密，马哲从一开始就会知道大波浪是许亮，他没有作案时间，不必继续追查，他的异常就不会被公之于众，他也就不必死。
命运和许亮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无论是被掩盖还是被揭发，他都只有死路一条。

一切异类都知道自己是异类，他们不自觉地远离人群，来到荒凉的河边，面对“错误”的自己。
他们将自己放逐到荒寒之地，反而得到了自由与解脱，哪怕因为错误与错误的相遇迎来死亡，死亡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残酷的死亡，一次次甜美起来。正如死去的宏，躺在惨白的被单上，亲口述说自己的爱情。死亡之后，悖德成了浪漫，墓志铭成了情书。
※
马哲终于明白，疯子是一把杀人的刀，拿刀的手是死者自己。
每一名死者都安排了疯子对自己的谋杀，所有人，都是自杀。
就连许亮，也在跳楼之前用一面锦旗“安排”了马哲，砸实他杀人刀的身份。
马哲对许亮异于常人的地方并不感到排斥恶心，他对他是同情的，愿意提供帮助。
许亮对马哲也是真心感激，他当然知道他没有错，但还是决定死在他面前，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最后的悲鸣。
要让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好警察，亲耳听到自己的悲鸣。
刀并不喜欢收割人命，人也不愿无辜去死，奈何命运执黑，从不慈悲。

马哲意识到，那把凶器，已经从疯子，变成了自己。
马哲和我们一样，遇到凶杀想破案，遇到自杀想救人，破案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
但当凶手是死者，动机是人性，原罪是命运，救人就成了强行切断河水，抽刀断水水更流。
幺四婆婆说：这就对了，可惜只能死一次。
这就对了，把鞭子换成刀，像这样，狠狠地挥过来，一下子将头颈斩断，就对了，可惜啊，死亡那么好，却只能死一次。
疯子学会了这一招，一招鲜吃遍天，成了河边的错误们的工具，谁见了都拿来用一下。
王宏就是捡到了这把刀，才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小孩儿说，原来是你啊，原来我早就见过你。
对，早就见过，疯子是忠实的镜子，你怎么教他，他就怎么做。他捡起石头，重复了上一次见面时的游戏。
命运发出刺耳的笑声。
许亮比较特殊，他离疯子太远了，就随便捡了另一把刀，反正效果是一样的。

马哲决定收刀入鞘。
他“砍断”了疯子刀，再“安排”局长杀掉自己。
如果世间无刀，生死自负，河面就可以归于虚伪的平静。
大梦醒来，在河彼岸。
※
“你就是那宏？”马哲说。
电影院里哄笑起来。
我们都明白自己为什么笑，这一笑，是“正常人”参与残酷play的小小趣味。
疯子是凶刀，异类们是凶手，到这里为止，依然不能满足，还需要追问自杀动机。
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死。
许亮让马哲跳过流程直接抓他去判，就是因为他不想死。
无辜坐牢，他可以活，有冤得雪，却只能死。
正如诗歌不是乌托邦，闭眼爱情甜蜜，睁眼奸夫**。
正如放映室里没有上帝，妥协万事太平，破案尸横遍野。
电影院里的笑声，只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许亮可以很开心很自由，一天赚到马哲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但彼时，他只有在决定去死后才能感到轻松愉快。

万宁镇上，绝大多数人都过着正常、安稳、平静的生活。
影片中有很多“正常人”的形象。
比如小谢。
会劈叉，会唱歌，耍宝讨好女生，被师父惩罚，让他在大舞台上东倒西歪地劈叉劈个够。
师父和师娘吃饭，师娘说：你们那个小谢，有对象了吗？我们学校新来个小姑娘，挺好的。
师父和师娘也是这样认识的，挺好的小姑娘小伙子，经人介绍，成家立业。
年轻的师父读契诃夫，唱情歌，计划他们的未来，在这个小镇上，一代代的人都这样过。
师父从没考虑过10%的生存问题，在落到自己头上之前，那仿佛不是个问题。
但是，10%来了。
白老师与马哲的争吵，本质是争论是否允许错误发生。
马哲的立场与小镇的普通人一样：打了吧，10%已经很高了。
想想是挺高的——那些河边的“错误”，也不过是这样的比例：10%的出轨男，90%的诗人，10%的小三，90%的会计，10%的异装癖，90%的理发师，10%的受虐狂，90%的养鹅人。
他们都被“打掉”了。
每个人都在十分之一的错误上，丢掉了百分百的性命。
但白老师不同，她是母亲，她隐喻着真正的拯救力量：只有一位母亲，才会不考虑利益得失，只希望孩子能好好活着。她坚信她的孩子值得活着，没有人能因为10%的错误基因让TA失去出生的机会。
只有有母亲的人，才有机会在错误里活下去。
钱玲有母亲，她活下来了。幺四婆婆没有，许亮没有，王宏应该也没有。小孩有吗？不知道，但片中只出现了他的父亲，如果导演允许他的母亲出现，他便不必死。

可能只有疯子才能不依赖母亲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在百分百的错误里活下去吧。
在这个万宁县，局长和小谢，幺四婆婆和许亮，看似泾渭分明，实则参互成文。
唯有疯子，独立红尘之外，不在七情之中。
※
马哲还不是疯子。他脱下皮夹克，换上了普通的衣服。
他理解不了他人的命运，拒绝审判自己的正误，他选择随波逐流。
很多人觉得他疯了，他也觉得自己并不清醒，但他顺从了母亲的选择。
他的灵魂随死者们漂流而去，肉体留在万宁县，成为了“正常人”。
当年在云南拿到的三等功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倾向于那是执念的烙印：我做了这样的贡献/努力/牺牲，凭什么没有三等功呢？我值得一个三等功！
时间长了，烙印被认定为记忆。
而这一次，马哲内心的自己不但杀了许亮，而且杀了疯子，是不配拥有三等功的，却在现实意义上被集体承认接纳，并授予了三等功。
这样的反差又是一次嘲讽：异类用割掉错误来证明在大众中生存的合理性，而错误里才藏着真实的自我，为了成为正常人，他们不得不付出缺魂少魄的代价。不信你看那个形销骨立的马哲。
片尾的画面看似温馨，实则隐现着命运的獠牙，也许，这个因为90%活下来的孩子，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错误。
《月光》再次响起，观众与情绪一起被牢牢压在电影院的椅子上。

真相很简单，真相也不重要。
只要命运还在流淌，一切错误都会被河水冲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觉得一个多小时短，忍不住向后张望，忍不住觉得后面还有一个原因等着，一个真相等着，一个结局等着，其实没有。
电影已经给得够多了，觉得不足，心有不甘，是我们太“正确”，看不到“错误”们的世界：胶卷放完，摄影机烧掉，他们已经到达彼岸，与此岸的疯子一起，肆意嘲笑河流中的马哲。
一切浪花与波涛，一片树叶的浮沉，一捧泥沙的聚散，都不过是河水的玩笑。
※
我想，这就是这部小说难以改编的原因：它仿佛有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故事基底，惊悚悬疑侦探灵异信手拈来，其实一进门就会被命运套牢，举步维艰。
真正决定一切的，不是摇摆不定的你我，而是不可追问的命运。
就像我们已经不能再问死者，是什么逼得你们不得不死？我们怕问的自己头上，无言以对。
余华的小说有一种直白的残酷，而电影，让残酷长了脚，走到你我身边。
这是个很荒诞的故事，荒诞不是荒唐，而是你为自己塑造的逻辑导图在真正的现实面前只是个不堪一击不会发生的特例。你试图去归纳解释的一切犯罪逻辑生存逻辑人生选择，都会在模糊的人性延展中变得吊诡。
我们有多么依赖逻辑判断，多么一厢情愿地为世事标定善恶对错，多么自大地习惯于权衡审判，就会有多迷惑。
直到你松开手，一切才残酷得顺理成章。
看到此处你会发现，编剧用本格化的设定做了反本格的内涵，用命运嘲笑了逻辑，用人心嘲讽了人性，它刺破了我们的自以为是，关闭昏黄的台灯，让你看到窗外被漆黑雨幕统治的世界。

我甚至在想，艺术片的内容是艺术吗？
我觉得不是。
艺术片的呈现使人们得到艺术欣赏体验，但艺术片呈现的内容本身并不应该被当成艺术来玩弄。
我们习惯了集齐六要素，拗一个前因后果，习惯艺术化现实的样态，再孤芳自赏。
我们习惯了破案过程跌宕起伏曲折幽微，既给人精神上的爽感，又带来现实的经验。
我们不想看警察抽烟开会，虽然现实中他们就是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开会，灵机一动峰回路转占不到千分之一，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闷的排查与相似的询问，但我们只承认聪明的侦探与奇妙的诡计才配称为悬疑。
艺术片还生活以糙砺的本质，让我们从华丽的故事中醒来，踏实足下之地。
反过来，如果艺术片表达的对象是被打扮过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沾沾自喜与无病呻吟。
※
河流蜿蜒，如精神病院的束缚带。
命运纵横，镇是桎梏，雨是结界。
人如棋子，是马走日，是象走田。
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少数人走不得这些路，中道离别。

回到开篇那一幕，扮演警察的孩子一间间推开门，寻找他臆想中的坏蛋。
建筑里是黑暗曲折的，门后却充满光亮，有嘈杂的雨声和人声，是真实的人间。
我一开始以为这孩子隐喻的是马哲，一次次以为自己找到破案的曙光，又一次次退回黑暗的原点，看完之后又觉得他隐喻的是那些“错误”，一次次试图冲破心理藩篱，融入正常人的世界，却发现脚下只有断崖。
也许这个危如累卵的建筑也隐喻了马哲的精神状态，持续工作的挖掘机是催迫他的现实力量，它是老官僚局长，是妻子的期待，也可能是那个携带基因缺陷的孩子。
孩子当然会被生下来，成为基因突变的新镇民。
10%永远存在，无非是你还是我。
※
疯子为什么往衣服上放石头。
谁知道呢，他的一切行为都来自幺四婆婆，那件棉袄可能也是她的，每一个石头，代表一道鞭痕。
如果河水是无可遮挽的命运，衣服是在命运的波涛上挣扎的人，那么石头就是他们的错误，错误多了，就沉下去。
※
因为只看了一遍，就只能写到这里。
许多细节并不确切，与其说是影片给的，不如说是我以为的。
周末还会再去看第二遍，这次我会选个小电影院的午夜场，一个人静静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