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y of the night就是影子军团的意思.
今年5月8日马克龙还去了里昂的蒙鲁克监狱(Montluc prison)参观，还讲了一段话,当时穆兰就是被关在这里.
参议员托马斯·多苏斯在被改造为纪念场所的监狱前说“虽然人不多，但情况很复杂”
马克龙回答说“这是让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人”
他还引用了布洛赫(Bloch)和穆兰的例子，布洛赫在高喊“法国万岁!”时被枪杀，穆兰在遭受酷刑后死亡，但没有背叛抵抗运动，两个人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被关在这里.

让·穆兰作为战时抵抗运动的英雄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现代英雄仍然如此神秘，关于他真正的政治信仰，他是被谁背叛的，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都还众说纷纭.
他在战争爆发前是一名高级公务员——用他自己伪造的护照跑到西班牙边境前去伦敦，成为自由法国事业中最杰出的新兵.
他同意担任戴高乐派回国内领导抵抗运动的任务，主要的任务是团结国内各个抵抗势力，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又有挑战性的工作.
到了43年5月，穆兰已经建立了联合极右翼和GCD的联合抵抗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缓解组织内部那些个人主义互相竞争的局面.一个月后，让·穆兰被出卖给盖世太保并在里昂被捕.尽管遭到党卫军军官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的严刑拷打，仍然保持沉默，用生命来证明他的忠诚.战后在巴黎举行的两次叛国罪审判都未能石锤真出卖他的凶手是谁.二十年后，在先贤祠举行的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上，他的英雄主义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尽管科迪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争论仍在继续，反映了这一阶段法国社会思想的分裂，这种分裂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局外人有时更容易弄清真相.
作者对让·穆兰生平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正在撰写逮捕他的前党卫军军官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在里昂受审前的情况.巴比最终因战时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多年来，巴比就抵抗运动组织的突袭行动和叛徒提供给的消息之间做了许多相互矛盾的陈述，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最后巴比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带进了坟墓.
让·穆兰的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许是，他的一生受到了如此多的质疑，却仍然如此低调.我们从一连串的剪影中能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十八岁时在蒙彼利埃与一些新兵的偶遇，与一个野蛮的看门人的相遇，与堕落的诗人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共进晚餐时留下的一段诗，里昂沦陷期间潦草地画在咖啡馆桌布上的几幅画，拼凑在一起，可以形成这个人的画像.这些揭示了一个人的活力和人性，于先贤祠地下室的英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座位于卡卢雷的房子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样子，是一座漂亮的石头建筑，坐落在一个叫做卡斯特兰广场的角落里，卡卢雷是里昂的一个郊区，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宁静的Saône河水，这座房子在略高于广场的一个露台上，三层楼周围围着石墙和铁栏杆，有浅灰色的百叶窗和深绿色的藤蔓植物，这是同时期许多法国别墅的特点.
今天，就像那时一样，它是杜古戎医生的财产.1943年，里昂处于戒严令下被德军占领，但大多数人试图尽可能正常地生活.杜古戎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和大多数人一样，他没有参加抵抗运动.只是他有一个朋友是抵抗组织“利比亚革命组织”的成员，在这个人的要求下，他同意在6月21日下午把他的房子用作秘密会议的场所.
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前门入口，就是说是一个天然的陷阱，一旦进去，唯一的出口就是前门.6月21日是星期一.会议安排在下午2点15分.这次会议是由让·穆兰召集的.穆兰是一名被战时维希政府停薪留职的地方长官，他用假身份来到英国，在那里他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抵抗运动的政治领袖.另外七名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也被召集到会议上，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为“秘密军”任命新的军事领导人.在盖世太保连续逮捕到重要成员后，该组织处于危机状态.对于这样的会议来说，8个人的人数是不寻常的多，但因为在杜古戎医生的房子里，病人来来往往，似乎可以提供有效的掩护.
2点到2点20分之间，医生家里的门铃响了三次，女仆让五个人进来，他们没有被带到一楼的候诊室，而是上了楼梯，到了一个房间.他们是阿尔伯特·拉卡兹上校(Albert Lacaze)，是一个小型独立抵抗组织France d’abord的成员;然后是André Lassagne，杜古戎的朋友意大利语教授，与法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Libassaration组织成员;布鲁诺·拉拉特(Bruno Larat)是COPA的负责人，该机构负责空降到法国抵抗组织地区的降落伞投放和回收.以及亨利·奥布里和雷诺·哈代，他们都是强大的右翼抵抗组织成员.所有这些人都及时赶到了房子里开会.另一个期待的人，克劳德·塞勒斯，没有出现，因为他迷了路，坐错了电车.
该房子图片和位置，图片来自谷歌，位置来自一楼料，1943年的里昂
The villa of doctor Frederic Dugoujon in Caluire-et-Cuire near Lyon, France : in this house were arrested members of resistance (among them jean Moulin) on june 21, 1943

并非所有坐在楼上房间里的人都见过面，甚至连名字都不认识，因为他们都用了化名.他们意识到之前代号叫"麦克斯"没有来，在45分钟的时间里，这些人开始了危险的会议.
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守卫，在一所没有逃跑路线的房子里，一旦有人没到齐会马上换个地方重新开会，这是抵抗组织标准预防措施，但是在6月21日这天，这些人被政所内人来人往的场景所吸引，屋子里正在进行日常的手术.
门铃不时在响，脚步声在1楼大厅里走来走去，偶尔传来说话声，包括妇女和孩子们的说话声，护士布罗西尔对老病人的问候声:这是正常的生活，但又熟悉得令人心醉神迷.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谈话开始讨论麦克斯，怀疑“麦克斯”到底出了什么事.
快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前门的门铃又响了两次，布罗西尔遇到了三个男人，她把他们都领进了医生的候诊室，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六个病人的队伍.其中一个是“麦克斯”.另外两人是雷蒙德·奥布拉克，和拉萨涅一样，他也是利比亚武装组织的成员;还有施瓦茨菲尔德中校，和André Lassagne一样的国际组织成员.虽然“马克斯”和奥布拉克立刻意识到他们被带错了房间，而且知道他们在那里逗留会进一步推迟会议的开始，会议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但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分钟，甚至没有假装自己是来看病的掩饰性的说几句话，.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达的.也许他们认为医生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护士.
在走廊对面的诊室里，杜古戎医生正在给一个小男孩做检查，他的母亲陪着他.三点过几分钟，前门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接着是砰的一声，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被永远打破了.
1985年，杜古戎回忆“当我听到大厅里有声音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离开了我的病人，出来时发现几个穿着便服、拿着手枪的人从前门冲了进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他们按了铃，布罗西尔就会让他们进来.我问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我很确定我已经知道他们进来的目的.有一个壮汉朝我走来，好像要打我似的，然后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和尖尖的脸，他命令我和所有的病人一起去我自己的候诊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克劳斯·巴比，他是里昂盖世太保的头子，他们把在房子里找到的每个人都抓起来，把他们推进候诊室.然后给所有人戴上手铐，带走问话.外面是全副武装的德军士兵，除了一个金发的年轻人，我们都戴上了手铐.”
1935年22岁的巴比加入党卫队并进入帝国保安局工作，然后在40年调往艾希曼的 Amt (Department) IV/B-4. 后来成为里昂盖世太保头子，被称为里昂屠夫.
关于纳粹的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楼主之前也写过专门的帖子.35年就进入了帝国保安局的话，那是比较早的人员.

让穆兰的这本料，楼主好几年前就看过一遍，加上是英文的，整本汉化输出会非常快，几天就会全部发完，另外2个那个材料是法文，会更新慢一点.

为了绞杀抵抗运动，最近在里昂成立的特别警察组织“特种突击队”(Sonderkommando)突袭了这位医生的家，他们冲进楼上开会的房间，命令所有人躺在地上，然后，巴比打断了医生家一张从亨利二世时期就留下来的桌子的桌腿，用桌腿击打拉萨涅，哈迪被一名叫哈利·斯坦格里特的党卫军士兵抓住，他是唯一一个被关押在卡卢雷的人，没有戴上手铐.
“我懂一些德语，”杜古戎医生说“我听到他们说已经没有手铐了”，于是他们在哈迪的手腕上系了一条皮带，一个士兵拿着皮带的一端.在房子外面，当我们要上车的时候，这个没有戴手铐的哈迪突然从警卫手中扯下皮带，朝士兵的肚子打了一拳，然后逃跑,他飞快地跑过广场，躲在树丛之间.另一个德佬士兵对他大喊大叫，然后开始射击，但那个人穿过广场，消失在拐角处，没有德军士兵真正去找他.尽管如此，其中一颗子弹打伤了哈迪的手臂.
在卡卢雷被捕的七名抵抗者，杜古戎医生和大多数病人都在候诊室里，首先被带到盖世太保位于贝特洛大道军事学院的总部，在那里他们被关押到晚上，然后被命令离开各自的牢房，在走廊里排成一排.这是杜古戎医生第二次见到巴比.他后来回忆：
“就是那天下午从我家出来的那个小家伙，他走过队伍，问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麦克斯”，但他没问我这个，他只是对我说，‘你桌子抽屉里有把枪，为什么不用?“没错，我的桌子的确有把枪，我说我总是在桌子里放把枪，用来对付强盗.他说这是非法的，我说我知道.他只是笑了笑，不是那种特别不愉快的笑，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只是在寻求证实而已.我意识到这是他的职业造成.但他的自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找到他想知道的一切”
经过简短的审讯，杜古戎医生被转移到蒙特鲁克监狱，与他同行的还有让·穆兰、雷蒙德·奥布拉克、施瓦茨菲尔德中校和拉卡兹中校.
对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在蒙特鲁克的第一个晚上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们的会面不仅被发现了，而且盖世太保还知道“马克斯”的代号，并强烈怀疑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仲夏夜，一年中最短的夜晚，虽然有德国士兵和法国狱卒看守着，但让·穆兰一定还有逃跑的希望，尽管希望渺茫，因为里昂的抵抗运动有办法营救囚犯.他一定还希望他的假身份——让·马特尔来自尼斯的艺术品商人——能让他躲过审讯，因为在被捕的人中，只有他一人带着一封马赛医生的推荐信意思是让里昂的杜古戎医生照顾下这位来自尼斯的商人，这是用来伪装他的身份用的.

与此同时，剩下的三个囚犯已经在挨打了.他们是楼上房间里的三个年轻人:亨利·奥布里、布鲁诺·拉拉特和安德烈·拉萨涅.巴比用下面这段话开始了他对拉萨涅的审问.
“你的‘秘密军’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
第一天晚上，巴比选择了拉萨涅，因为他认为最有可能是“麦克斯”.他不仅挨打，还被拖出去三次站在行刑队面前（德佬用假装枪毙来压垮囚犯最后抵抗的手段）
巴比或者让下面的军官拿来把一些抵抗组织的信件扔到桌子上，然后用法语对被审讯人员说“麦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至于雷诺·哈迪，他跑过卡斯特兰广场后，躲在沟里，然后跑到一个朋友家寻求治疗伤口.有人看到他在避难，并向正在调查卡斯特兰广场枪击事件的法国警方报告.他们逮捕了他，深夜将他带到安提奎耶医院，他仍被警方拘留在那里.当法国警方的调查结束后，哈迪被送到盖世太保，并被关在德国的克鲁塞军事医院.交出他的决定是由里昂法国警察局长(专员)雷纳尔·库索纳克作出的，他在里昂解放后因参与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被处决.在警察局长被处决后不久，哈迪也因叛国罪受审，开始怀疑是他出卖了穆兰，后来他被无罪释放，但在他的余生中，他一直被怀疑向盖世太保出卖了在卡卢雷的会议.
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可以由他的死亡来定义最后的终点在哪里，在让·穆兰的案例中，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在哪里死的.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经过两天的调查，盖世太保获得了足够的情报，可以开始对穆兰进行审讯.
那天晚上，杜古戎医生看见他被拖回牢房，满脸是血.抵抗运动的成员还在另外三次场合声称看到过他濒死的样子，一次是在里昂，两次是在巴黎郊外的纳伊别墅，由当时的法国盖世太保总头目、党卫军少校卡尔·博梅尔伯格(Karl Boemelburg)亲自审问.可以确定的是，让·穆兰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法国.两周后，一名警察在德国法兰克福首次确认了他的尸体.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死在梅斯，就在德国边境线上.最可能的死因是头部多处受伤但不确定是如何造成的，或者由谁干的.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普遍的结论是，他作为一个英雄而死，拒绝说话，并在里昂盖世太保党卫军中尉克劳斯·巴比的命令下被殴打昏迷.尽管缺乏细节，但让·穆兰的案例是一个以死亡来定义一个人生命结束的经典例子.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组织中有成千上万的男女，他们面临着与穆兰同样的危险，许多人被逮捕后折磨，后来死在德国人的监狱中.
65,000名法国公民因抵抗或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境”，其中只有一半人活到战争结束，在法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直接处决，仅在巴黎郊外的Mont-valrien要塞就有一千多抵抗组织成员被处决.
一旦被抓获，受到德国审讯的抵抗组织成员的要求是，他们必须在两天内尽量一言不发.有一小部分人成功地经受住了最严酷的折磨而没有崩溃，让·穆兰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很明显，他所掌握的或者只有他知道的大量宝贵信息没有被泄漏给盖世太保.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的痛苦可以在战后准确地描述出来.但是，人们对让·穆兰的死亡知之甚少，这使他成为普遍苦难的恰当象征.对于抵抗组织而言，德国人搞到最后都根本不知道他的最终身份是谁，他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抵抗战士一样死去.

LZ發有料的帖子辛苦了。今年被法國gov定為「讓·穆蘭之年」

入祀先烈祠
196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几百名男男女女聚集在巴黎先烈祠前的台阶上，聆听作家兼政治家André Malraux的演讲，他们大多穿着黑色大衣.
在他们面前，一个覆盖着灰色罩子的巨大平台上，放着一具棺材，里面是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的遗体已经火花，在仪式前，Malraux也穿着一件黑大衣，光着头，站在麦克风前，在他正对面，法国元首戴高乐罕见的身着军装，站在法国政要的队伍前，在他周围聚集着年迈的抵抗运动参与者.Malraux那天的演讲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他用一种近乎女性的高音念稿，拉长了元音，透过眼镜凝视着悲惨的过去，不知怎么地，他成功地体现了一种他自己几乎没有表现出来的运动，但他自己在战时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没有其他人可以像他一样扮演好这个角色.以赛亚·伯林称他的表演是“对抵抗运动的难忘回忆”.哀号的声音，像一个老人的愤怒，责难的姿态，一只脚向前，这样他就可以向前摇晃做些肢体动作，都是极好的戏剧手法.Malraux是一位政治家、战斗机飞行员、迟来的抵抗者、退休已久的实干家、幻想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发言是这样的：
“让·穆兰，让·穆兰，让·穆兰，20年过去了，让·穆兰是影子军团的领袖，如果没有这个仪式，法国以后还会有多少孩子能认出他的名字呢?
......
“有一段时间，在乡村深处，我们整夜都能听到狗的叫声……6月21日，他在卡卢瓦与各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有个约会，他们在等着他，盖世太保也是如此.”
.......
“想想他那可怜的、憔悴的脸，想想那两片嘴唇从来不说话，那一天，是他的最后一天”.........
Malraux讲完后，乐队开始演奏《游击队颂歌》，大棺材被抬进去，实际那里面是空的，或者尸体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或者被选为他的骨灰在党卫军的记录里有但无法证实是他本人的.
马尔罗讲话的那座建筑，实际上是这位影子军团领袖最合适的安息地，不仅因为它是国家陵墓，而且因为它象征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不仅仅是抵抗运动，而是他成长中就坚定维护的共和制和反教权主义，或者通常所说的世俗主义.先烈祠的故事是法国无力解决宗教争端的例子，这座建筑是由国王路易十五建造的，他于1744年在梅斯生病，国王向上帝发誓，如果他康复了，他就用一座宏伟的新教堂来取代巴黎的守护神圣热纳维修道院.国王确实康复了，但在教堂完工之前很久就去世了.直到1789年，这座新教堂才快建成，然后，就在它准备就绪的时候，革命推翻了君主制.

先贤祠的变迁能反映近现代法国历史的变迁，1791年，受米拉波之死的启发，法国革命议会决定，必须为这座空建筑找到一个用途，并建议将其改造成“名人堂”，为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伟人提供最后的安息之地，教堂的钟楼被夷为平地，高大的侧窗被填平，圆顶上方的十字架被移走.此后锁着君权，宗教和共和的斗争，这个地方一直在变化，基本每次政权的更替后，是供奉神还是圣人，十字架是否保留都有争论，直到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地方基本就确定为了现在的这个状况，但十字架被保留.
这座本应成为国家身份象征的建筑变成了法国社会裂痕的纪念碑，这个裂痕是由大革命造成的，在200年的时间里从未修复.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军事领袖被埋葬在这里;跟随皇帝的脚步，他们都去了荣军院,神职人员也被排除在外，政治人物也很少
对让·穆兰在先贤祠举行的的仪式也是争议最激烈的之一.当让·穆兰从和平时期的默默无闻中复活并以英雄的姿态重新塑造时，他成为了抵抗运动的化身，而抵抗运动成为了整个法国的象征.
Malraux在演讲时反复提到了酷刑，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个词后来在法国社会成为热议，因为当时正发生了对阿尔及利亚人殖民反抗运动的镇压，法佬发明了个词叫做"民主酷刑."

曾是一本名为《问题》的小册子，是由一位名叫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的共产主义记者在1958年写的，在这本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小册子中，阿利格讲述了他自己在法国伞兵手中遭受酷刑的经历
在阿尔及尔他被逮捕，并于1957年6月将他带到城外El-Biar的一个秘密军营和监狱，阿莱格列出的酷刑手段包括火烧舌头、用刀切割、强迫喝盐水.他还描述了盖世太保在占领法国期间使用的两种臭名昭著的酷刑方法，一种是la baignoire，把水强行灌进嘴里和肺里，直到受害者快要淹死;另一种是用手提发电机进行电击.在阿莱格的回忆录中，有两段特别提到了法国在占领期间的经历.
在他受折磨的早期，伞兵对他说:“我是盖世太保!”
然后，当他的折磨即将结束时，阿莱格遇到了一位同情他的伞兵，他问他是否在之前“抵抗运动”中遭受过折磨
阿莱格回答：我父亲告诉我关于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人的事，他们死了，但什么也没说
对于像亨利·阿莱格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和当初德军占领法国时区别并不大.
1942年，希姆莱定义了他所谓的“第三度拷问”的使用范围，总体而言，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也遵循了希姆莱的做法.酷刑的目标包括共产主义者、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抵抗运动成员.
起初，阿莱格的说法被否认，法国政府没收了他的书并销毁了它们.阿莱格所描述的做法得到了其他证人的证实，其中一些证人是被命令参与施加酷刑的法佬士兵，最终，高级军官也证实了这些指控，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指挥官马苏将军认为这是对付恐怖主义行为可以这样做.

让·穆兰被移入先贤祠的时间值得思考，包括演讲的那位Malraux是名’出色‘的作家，他写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要去深入挖掘，包括当时对阿尔及利亚镇压，这些直接过不展开.和本帖人物其实关系也不大，毕竟都是20年后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