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小毛孩，不懂事，也不知事，不过有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八十年代，这里是个煤矿，属于国营企业，叫陈家岭煤矿，工人们每天挖过煤，下井出来，高高兴兴地在公共澡堂泡过热水澡，回家痛吃一顿家常饭，给老婆孩子打过招呼，叼着烟，哼着小曲出门，我还记得那时候最时髦的香烟叫红梅，工人们都抽烟，几乎都买红梅牌子的香烟，买烟的工人到了杂货店，直接说买烟，老板头不回就递过来一包红梅，或者再加一毛钱买一盒火柴，火柴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煤矿有上千工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大部分工人都是年轻人，他们刚成家，年长点的孩子已经开始牙牙学语。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认为在国家企业为国家卖力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上工人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当不上正式工人，就会和同龄人感觉有差距，小伙子会感觉被社会抛弃，被社会主义抛弃，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谈婚论嫁的年龄，每次给小伙子介绍对象的时候，年轻的姑娘如果听说对方不是工人，扭头就走，有礼貌的顶多说声再见，再也不要见的再见。如果小伙子不是工人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如果小伙子不是工人，国家就不会给你分房子，你也没有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些结婚必备品。打个比方，现在姑娘（现在改叫美女）如果听说某个小伙子有车有房，心里面的绿灯一直为您打开。时代不同，产物不同，世俗的价值观也不同。可能再过几十年，某女会问对象：“您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吗？”
   这是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我当时还小，不记得太多，也没想到过这么多，只是后来还念起童年的时候，那个漫天烟灰的煤矿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所以后来我想了很多。
   那时候的大人们爱喝茶看录像，但是放录像的条件有限，所以一开始能够看录像的机会很少。不过有求必有应，在煤矿最繁华的生活区有人开起了录像馆。工人们吃过饭就会匆忙地去抢占好座位，看录像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趋之若鹜，录像厅里放的大多是些香港片，李小龙，洪金宝，李连杰，成龙，也有美国的阿诺施瓦辛格，在录像馆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工人们每天期待这下班，洗澡，吃饭，然后看电影。后来，工人们把电影将给了家人听，老婆孩子听了觉得新奇，于是乎也来录像馆看电影，录像馆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去晚的人连站的位置都没有。
   后来，又有人开了一家录像馆，叫东苑，西苑距东苑仅两百米。两家录像馆都有一样的设备，一台录像机和一台彩色电视机。西苑的老板姓陈，叫陈老板，陈老板以前是一个矿工，和普通工人一样，陈老板上班，下井，挖煤，然后下班，后来陈老板的腿被掉下来的木桩砸了，腿出了毛病，等腿治好了，也成了一个瘸子，然后国家赔偿了陈老板一笔钱，在当时看来，数目还不小，至少那笔钱可以供养陈老板一家3代人好几十年。


陈老板开了录像馆后，开始在陈家岭小有名气，人们开始把他称作陈瘸子，尽管当面叫他陈老板，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习惯把他称呼成陈瘸子。陈瘸子开了录像馆之后，一家人成了录像馆的小工，烧水，参差，扫地，收钱，放录像。陈瘸子的儿子从小学4年纪就辍学在家，帮助家里打点录像馆的杂事，陈瘸子的老婆年轻，不漂亮，却也算勤劳，就这样，录像馆的小生意让陈瘸子一家人开始发家致富。
   陈瘸子天生机灵，活泼好动，是一个典型的多血质。
   看电影的大多是晚上下班的矿工，有很多事陈瘸子认识的老同事。
   东苑录像馆的是王老板，王老板是一个当地农民。王老板最擅长种土豆，别人一亩地种三千斤土豆，王老板可以种四千斤。王老板是一个他是人，也是一个老实人，更是一个稳重人。王老板卖掉了自己的所有土豆，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买了录像机和电视机，租了场地，开起了东苑录像馆。
   后来西苑的老板把进场的票价从一块钱涨到了两块钱，然后再把茶钱从两块钱加到了三块钱，八十年代的钱恁值钱，小孩子有一分钱都能买到两颗糖。
   王老板不知道陈瘸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陈老板干脆降了价，把自己的进场费调整到了五毛钱，然后白开水免费，加茶叶五毛钱。
   西苑依旧门庭若市，东苑门可罗雀。
   西苑陈老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东苑王老板的录像馆依旧冷冷清清。
   西苑陈老板播放的是当时流行的港片和好莱坞大片，东苑老板播放的是中国经典历史片和神话片。
   西苑的枪林弹雨，机械坦克，东苑的骑马射箭，举杯邀月。
   西苑每天会把最后一部影片的精彩部分留到第二天的开场，东苑每天会重复播放一次上集回顾。
   西苑的陈老板会打烟给常客，沏上等茶，东苑的王老板会发糖给小朋友们吃，小朋友们一见到王老板就叫王叔叔好，我也是其中一个小朋友，我至今仍然能记得王老板的酒芯糖，脆脆的朱古力外壳，一咬开就是酒，甜味和酒味融合在一起，这甜美陶醉的回忆叫童年。
   西苑老板开始富裕了，换了一台更好的电视，功率更大的音响，我们小朋友每次去偷看，一个哥们背着另外一个哥们，透过窗户看电影，西苑的电影真好看，后来陈老板用扫帚赶走了我们，我一个哥们的脸被划伤了，但还是想看西苑的电影。
   东苑老板一直很穷，每次王老板给过我们酒芯糖，我们说过谢谢后，王老板邀请我们看电影，说你们没事来看历史剧，中国文化很博大精深，历史剧很枯燥，但是我和弟兄们不想再吃陈老板的扫帚，于是每天晚上免费观看王老板播放的历史剧，久而久之，我的肚子里装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墨水，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庸之道，什么是德，什么是忠君，什么是之乎者也。后来，我从出生到现在，拿过第一名的的也就只是语文，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让班主任刮目相看。


西苑录像馆里看电影的人都是爷们，抽好烟，喝好茶，陈老板对有钱有势的客人点头哈腰，对我们憧憬美好的小朋友们嗤之以鼻。一个高年级的大哥哥打碎了西苑的玻璃窗，陈老板找不到是谁干的，后来，陈老板看见有小朋友在门口就抄起扫帚赶人。
   东苑王老板一直给我们酒芯糖吃，我们后来帮王老板打扫卫生，王老板笑呵呵地说，你们常来，我就开心。
   再后来，我们听说陈老板勾结领导，挪用公款装修了西苑，领导也从营业额里分成，这件事人皆知晓，包括我们这些市井小儿。
   东苑的王老板生意日渐惨淡，到后来几乎没有营业额。
   小伙伴们都为王老板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把王老板开的东苑看成了自己的家，王老板依旧乐呵呵地说，没事，有你们在我就满足了。
   王老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都是埋头耕地，抬头望天的那种朴实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王老板的，也只能心存感激存于心。
   后来东苑关门了，我和小伙伴们少了一个聚会、聊天、看电影、吃糖、玩闹的天堂，后来每次出门，都会不自觉地来到东苑门口，只看见紧闭的大门。我们像是丢了东西，心里一阵空虚。
   再后来，才听长辈说起，王老板是一个农民，擅长种土豆，别人六点起床耕地，王老板就五点起床，王老板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她的老婆在生孩子的时候丧命，孩子生下来后没几天也发高烧而夭折，王老板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父母早就去世，王老板一个人没事只有种土豆，后来王老板一个人想找点事情干，就花去了所有积蓄，开了东苑录像馆，但是生意不景气。看见有小孩子在门口游晃，王老板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夭折的老婆和孩子，于是买来了最好的酒芯糖分给孩子们，孩子们吃了糖，也开始对王老板好，王老板每次都笑呵呵地。
   再后来，我7岁那年从陈家岭煤矿出来，转到新津读书，再也没有听闻王老板的消息，但是我一直相信，王老板是个好人，也是个善良人，我一直相信王老板会发展起来，他的日子也会好起来。
   再后来，我回老家给祖辈上坟的时候也没有再听说过王老板，或许他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发展去了吧。
   想到这，我想到了我们的国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很多高中毕业同学的同学录上“你的理想是什么”这一栏写到过：为人类的发展做贡献。


可能后来想起来感到很可笑，也很虚伪，但是现在，经历过很多事的我，回想起来，人生的意义也在于此，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里，我们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宝贵的东西呢？就好比王老板，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心灵的净化，这种质朴的情怀，现在几乎不再能找到。
   我给我一个多年的好友说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但是他笑得躺在了床上，当然他没有从我的角度理解这么多，我说那句话时他听来会觉得很荒谬和唐突。
   我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在毕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过很多，包括别人可能在一辈子的年长的时候才会经历的一些磨难，我怀疑过自己，怀疑过社会，怀疑过教育，怀疑过国家，但是我现在不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我相信，就好比王老板总有一天会幸福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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