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庄子讲入世的“大宗师”的思想，为了说明“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对，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知道，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伏汉将军马援，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有次因某件事，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只有山西和四川没有统一。马援与刘秀一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马援回到陕西，老板隗嚣问他：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马援讲：刘邦豁达大度，气魄很够，人很豪爽。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很难比。不过有几点不同：第一点，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而且学问很好，很有辩才；第二点，刘邦爱喝酒，刘秀不喜欢喝酒。隗嚣说：照你这么讲，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做人家的部下，只有这么讲。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多会讲话！了不起！刘秀的好处很多，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自有他的道理。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做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他就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子陵好象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所以他不姓严姓庄，应叫庄子陵。历史就是人生，把历史读通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不要弄得象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自己好象比历史还高明，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结果你不是历史，你是书呆子。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是使自己懂得如何做人做事；现在不然，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所以研究严子陵，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
     刘秀作了皇帝之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下命令在天下查访，希望他来见一面。有人报告，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在汉朝却是很怪的，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外面要套一层粗布，表示谦虚。虽然是做假，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痛恶你奢侈，拿富贵来骄人。但皮袍多贵啊，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又要用粗布盖住，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露出来一点点。老百姓却不敢这样，皮袍要短一点，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绅，就是衣服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老百姓冬天穿皮袍，不能超过膝盖以下。这都是文化的故事，不讲的话，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汉光武一想，这一定是严子陵。就把他接到京城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似乎又目无天子，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做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
     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的很，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有两种相反的论调。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对比写照。但相反的，后人有对他做极其求全的批评，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这些隐士是假的。怎么讲呢？“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因此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那么，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也无办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求虚名，而非真隐的人物。


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是一无是处的。相同的，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自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道家的思想，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庄子》，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决不是高士。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像严子陵一样，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作假呢？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甚至于说，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都受文化史的批评。在好的一面讲，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在国家时势危急时，拨乱反正、救世救人时，就出现了；等到天下一太平，许多人连名都不留就走了。就是合于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所有的著作好象没有提到这一面，甚至于说忽略了它，乃至于不了解它。对于这一段庄子说隐士，我们加了许多的的闲话，做了一个说明。现在再看庄子的申述。
真人的境界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
     上古时代得道的真人，代表我们老祖宗的，够得上称为“大宗师”的人，有了出世的修养成就，然后再做入世的事业，所谓能够救世救人，庄子称他们为真人、至人。这些真人外表的作为，非常讲仁义，为仁义而为之，可以牺牲自我，却不结党、不用私，是天下为公的。所以，做了就做了，不希望你来恭维我，力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做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庄子这里不提仁只讲义，这个义不是义气，是讲爱人的发挥。儒家孟子解释义：“义者，宜也。”中庸之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就是宜。举例来讲，火烧起来了，我赶快挑水灭火，水不够再去挑；万一挑累了就算了，听其天命，反正我尽力了，这就是“宜”，做到恰到好处就算了。墨子对义的解释带一点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也。”“天下有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这是墨家的思想。庄子这里讲的“义”是近于墨家的义，不是儒家的义。“若不足而不承；”得了道的人作人处世，永远没有自满，觉得自己好象永远不够。“而不承”，不接受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只有拿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很多道家的人物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以后，“功成、名遂、身退”，一个个都溜走了。为什么呢？他们都很谦虚：“我德性不够啊，天下国家你搞就好了嘛。”是永远都不满足自己的。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道家做人都是内方外圆的，虽然对人都很和蔼，无可无不可，但是他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才能“张乎其虚而不华也”，像花一样张开，自己内在空空洞洞，无主观、无成见，没有虚华，不宣传，永远是虚怀若谷。这是做人的态度。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
     真人对于人生是乐观的。“崔乎”就是巍巍、高大之意，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也有很高的成就，但不是为欲望驱使去做的，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得已”去做的。真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了一切，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点觉得，我帮助了你，你要谢谢我，没有这回事。“与乎止我德也；”“与”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停止了，因为不能再帮助下去了。在历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人，因为不懂这个原理，最后都杀头抄家了。为什么？因为功高震主。功劳太大、道德太高、学问太好，到某个时候赶快要溜，不溜不行。道家的人到了某个阶段就走了，恰到好处。天下事不能圆的，太满了要爆的。


     “厉乎其似世乎，”他处世的态度很庄严、很庄重，一切的做法作为很严厉。“似世乎”，跟着一般世俗的走。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世俗的需要而这样做。得道的人处世，还远不止有这样的修养，每个条件他都具备。“敖乎其未可制也；”“敖”等于是很傲慢。傲慢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不出傲慢，是绝对的谦虚。在傲慢与谦虚之间到什么程度呢？“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所以永远不出来，永远不担任任何名义的。“其未可制也”，他不属于哪一个范围。
     “连乎其似好闭也，”虽然如此，他做人处处有一个范围。表面上看起来很固执，其实不是固执。一个人为人处世自己没有一个范围，超过了一个范围，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因此得了道的人，他自然懂得人生、懂得处世。“悗乎忘其言也。”形容他是个个佩服、信仰，也忘记了他的语言，因为他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大家已经作到了。因此道家的人既不著书又不立说，等于佛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庄子写了那么多，老子也写了五千言；看来似乎只有释迦牟尼佛高明一点，自己没有动手写过一个字，都是弟子们写的。老子、庄子都逃不了责任，白居易就笑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言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
     在讲下一段之前，先提一个历史的经验与理论。中国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在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这三者在文治武功上都了不起，值得钦佩。宋、元、明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可提的。但是在这些光辉的时代，起真正指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所谓“文景时代，好用黄老”，是用黄老思想来做政治的指导。那么在中国这三五千年的历史中，究竟是哪一家的思想做指导，使天下得太平、时代起光辉的呢？这个问题不是研究过去的历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要我们如何开展，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青年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读《庄子》而研究古书，这个古书何必研究它呢？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要知道未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启发，非常重要！我们向青年同学们提出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有两点。第一点，刚才讲的“文景之治”，在文化哲学史上都是讲以黄老、以道家思想作政治思想的主题。实际上不是这样，是八个字：“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是放到口袋里用的，外面标榜的招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上的大秘密。那么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知道一个传统，在中国过去当皇帝比现在困难呦，一辈子好坏，最后给你一个谥号做定评。如历史上的好皇帝，谥号“宣”的没有几个，如周宣王、汉宣帝、唐宣帝、明宣帝只有几个，凡是死后谥号是“宣帝”、“文帝”的，都了不起。当然不希望将来再有如“献帝”，把国家都献了给人家的；“哀帝”那就太悲哀了，值得哭得；“殇帝”，短命死了的。所以一看帝王的谥号，就知道那个时代了，这是读中国历史要懂的。
     上一次讲到，《大宗师》提出来，得道的人“内圣之学”证得了，就是所谓的真人。上面描述“真人”修养的境界和成就，下面描述“真人”内圣之后，是否入世起用？换句话说，得道以后是否要修道?这个修道就是道的用，也就是入世的关系。


丙吉问牛
     过了两三年，汉宣帝忍不住了，就把丙吉提起来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这时丙吉已经很老了，丙吉也不喜欢，你让我当宰相就当宰相吧。有个副宰相叫肖望之，才气很高、很精明，他看不起丙吉的老老实实，有些政事就自己作主。丙吉对政事都不管，既然你想抓权，就让你抓权嘛。丙吉有一天到中央开会，街上有人打架打死人了，他看了看就走了；但看见一位老伯牵了一头老牛，当时是夏天，老牛呼吸困难直喘气，丙吉就停下来问牵牛人，多久没有下雨了？气象怎么样？有人就奇怪了，为何见到人死了不问，却关心牛。丙吉讲，人死了是大事，会有人管的；牛有病了，一般人不会注意这种小事的。其实牛是顺应阴阳的，因为不下雨，牛受不了直喘气，丙吉就估计到今年农作物的收成了，就了解到国家大事了。在农业社会中，粮食是最重要的，丙吉由牛的问题判断到气象，由气象联想到全国粮食收成，想到了老百姓的前途命运。这就是“丙吉问牛”。这其中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说，丙吉明大体，管理国家大政，小事有专人管；另一方面，副宰相爱管事，就让他去管吧，何必两人争权呢？自己年纪也大了，只要把自己培养的皇帝辅佐好，就行了。这就是丙吉的高明之处，所以丙吉不是糊涂，是第一等高明人。在太平盛世，做人做到如此，才是庄子所谓道家。由丙吉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第一，作了好事一生不言恩，这是做人的难处，第二，丙吉同宋朝的宰相吕端一样，中国有一个名对子，“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个人聪明绝顶，对小事的地方假装糊涂，是第一等聪明人。吕端是真糊涂吗？当时是天下太平，他乐得当个太平宰相而已，丙吉也是这样。丙吉个人的修养，其它的长处应该很多，据我的看法是如此。但历史上对他个人的好处记载并不多，我们只看到有个“丙吉问牛”，他始终是一个很平白的人，都看不出他道德的好，可见他的道德更高。大家如果对历史不深入研究，是读不懂的。所以我经常说，历史上汉朝有一个丙吉，五代有一个冯道，都是菩萨中人。拿王安石的话讲，都是“如来”再来，佛的化身。
王霸杂用
     但是汉宣帝对自己与许皇后所生的太子，很不满意，觉得太子太老实了，道德是好，但气派不够，几次想把太子废掉。汉宣帝一想到废太子，就想到那把故剑、就想到许皇后，患难之妻又死得不明不白，就不忍废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我们讲《庄子》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汉宣帝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就喜欢研究儒学，他对父亲在政治上的做法很有意见，就对父亲讲，管理国家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能不能多用一点讲仁义道德的读书人？汉宣帝听了大发脾气，骂儿子不懂事，将来当了皇帝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国家。但他这一发脾气，却把历代帝王政治上的秘密都揭穿了，他答复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儒家、道家、法家杂用，王道与霸道并举，决不偏向哪一方的思想，如果有偏向，天下事就做不通了。古代帝王制度，在家族立场上是父子、夫妻，在公事立场上是君臣，那是很严重的事了。所以汉宣帝非常不高兴，看见儿子出去以后直皱眉头，说：汉家天下，将来在他手里就会下去了。这话果然也不错。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儒家拼命讲王道，也是走不通的，也就是孔子讲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刑。”实际上，历代帝王所用的秘诀，大原则、大政治思想就是《庄子》这一段。这是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关键。这些秘密，帝王们尽管用，可用不可讲，讲了就不能当帝王，只能当教书匠了。
     《大宗师》这一段，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用于个人修养修道，一方面用于做人处事。这就是“大宗师”可以入世、可以出世，不限于入世也不限于出世。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为他是身入世而心解脱。人如果不得道，就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宰，就会被外界环境、物理世界所支配。得道的人能支配自己的生命，才有资格入世，成大功、立大业。不过成功以后，都是走的老子的路线：“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道家的思想，一切成功不必在我，帮助别人成功后，自己偷偷溜走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庄子的文字很优美的。这一段说明世界上的事都有正反两方面，有喜欢的一面，就有不喜欢的一面，没有办法两全其美。那么，这两方面就各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的产生就多了起来。庄子提出真正的“一”，事实上，如果分析起来、演绎起来很多，但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一面是“与天为徒”，“天”指天道，不是代表宗教性的天，也不是自然科学的天；“徒”不是做徒弟，是指像做朋友合在一起一样与天道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