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了许多三星堆文化不太可能竞争中华文明之源的诸多缘由和要素，也用不着去做那样的竞争，那三星堆文化怎么看才能不高估也不低估呢！既然三星堆为大众关注和喜欢的是造型别致的青铜器，那以下着重探讨一下我国青铜制作和青铜技术的发展和演变，客观的看待三星堆青铜文化在中华青铜文化时代的正确定位。
结合近年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要素的研究同考古实际,一般认为文明起源必须包含以下四个要素,即文字系统的出现和应用、城市和都邑的出现、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以及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比如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吸人眼球的青铜器便成为大众议论的主要对象，以致于都有了种文明化泛青铜论的嫌疑。客观的讲，青铜技术只是冶金技术的一个环节，就生产力而言其贡献远不及铁器，但它最大的历史优势是有效的保存了史前文化信息，这给了考古界和学术界丰富的研究素材。随着文明三要素的定义和长久影响下，精炼后的文明三要素概念便是次第往下，讨论青铜器似乎成为了讨论文明起源的约定俗成，逐渐让普通大众产生了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
目前，中国境内已出土各类早期铜器1800余件，其分布地域广，在甘青地区、黄河流域、燕山南北、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等地均有发现，在这些地区中，甘青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最多，发展脉络最清晰，由于锻制技术长期存在，所以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器种类较少，以小件工具为主,未出现铜容器；中原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数量仅次于甘青地区，但青铜技术发展程度却是同时期最高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二里头三期时出土了最早的铜礼器一铜爵，多合范制作从制范到冶铸日臻成熟，对铜合金成分的认识程度日渐提高，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典型的青铜时代；北方地区的早期铜器从夏代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由于一开始便呈现出青铜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因此其发展脉络极不清晰，器型单一，以小件装饰品为主，无铜礼器；海岱地区同以上三个地区比较是出土早期铜器最少的，但发展脉络较为清晰，铜器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未出现大型青铜礼器；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的数量有限，地点比较分散且难成系统,故仅列出出土地点、数量与出土年代。
依据早期铜器的种类、数量、制作技术、合金工艺的不同,大体分新疆中西部区、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河湟区、中原海岱区和北方区五个区域，而我国早期冶铜技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北方区域，与阿尔泰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包括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赛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交集和互动较多。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发现铜器较少，器型也比较简单，这两支文化对我国冶铜技术的影响较为有限，而赛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我国冶铜技术的影响则较为清楚，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物倒钩铜矛，在汉水流域也有发现，如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出土了4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又如带耳竖銎斧和叉形直銎铜矛以及安德罗诺沃文化横銎斧、弯头斧、镰形刀、喇叭形口耳环(或鬓环)在我国的西北地区磨沟遗址都见有出土，一些器类如喇叭口形耳环，甚至一直传播到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如辽宁朝阳南双庙采集的3件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铜矛。
青铜技术演变时间线，公元前2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铜器仅在西部地区开始出现，中部和东部地区还未萌芽。位于黄河上游的北方西部地区铜器数量少，器类、形制、成型工艺及合金配比等方面的特征均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相同，显示出冶金技术发展初期的相似与联系。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北方地区冶金业发展开始与中原地区分野，在自身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铜器的文化因素和工艺技术，经历了形成、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创新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铜器文化。北方青铜器，在公元前2000年—前1700年,受中原风格影响较大，但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前后，受欧亚风格影响较大，自公元前1400年后，慢慢自成体系，无论与中原地区,还是境外草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均保持着互有影响的双向传播关系，铜容器和武器已成为贵族阶层显示社会地位的象征等等等等，而这样的表现与华夏历史进程和变迁节奏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