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一审二审，基于劳荣枝“隐隐约约知道法子英可能杀了人”，再加上“一次二次不知道，三次四次还不知道”等推理，就判定劳荣枝对法子英的故意杀人行为是“明知应知”的。
“一次二次不知道，三次四次还不知道”,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很霸气。但仔细想想，为什么三次、四次后，劳荣枝就一定会知道法子英杀了人呢？
其实三次、四次，只不过是比一次、二次，增加了知道的概率和可能性，但并不一定就会必然知道的。
这是我们混淆了必然逻辑，和可能性逻辑的缘故。但再多的可能性，都不能转化为必然的。
就象有些男人有外遇，他妻子一次、二次不知道，三次、四次后就一定会知道了？三、四十次后也不一定知道，是吧？
有雨就必然有云,这是必然性的逻辑现象。
有云就可能有雨，这是可能性逻辑现象。
一次、二次天上有云，不一定下雨；三次、四次天上有云，也不一定会下雨。下雨的概率会增加，但不必然会下雨。尤其在大旱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更强烈的。
同理，劳荣枝是否能发现法子英杀人，也是可能性逻辑。三次四次后，也只是增加了被发现的概率，但不是必然会发现的。
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明知应知”，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用于最严格的死刑判决标准，就会存在判决标准太低的考量。
而且，用在劳荣枝案件上的“明知应知”，如要成立，还有一个前决条件的，就是基于他们是真的是“情侣”的。这种关系发现的概率会更大，但也不是一定就会知道的。
一个当年的学霸，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会爱上一个年纪大，离过婚，又有犯罪前科的黑老大？这在人性上，都很难理解的。
更大的可能就是，劳荣枝是被胁迫的，劳荣枝和法子英仅仅是鸡头与小姐的关系。
鸡头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是不会让小姐知道的。因为小姐恨透了鸡头，恨不得去报警，甚至杀了他。但报警是要一招毙敌的。如果劳荣枝不知道，足以让法子英判为死刑的杀人案件，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就不敢报警。因为法子英还可能在出狱后，再来威胁、报复和纠缠的。
劳荣枝案二审时，从湖南赶过来作证的曹先生，就说法子英的徒弟们和小姐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在不同的包厢，是不在一起的。商量什么事情，是不让小姐们知道的。
新证人的描述就更清晰和详细了。法子英做什么，是根本就不让劳荣枝知道的，甚至他们都不住在一个地方。
这一点，在判决书中也有体现：在温州案时，劳荣枝和法子英就是不住在一个地方的，甚至连劳荣枝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做的真实的原因。公公认为是他们没结婚证，怕住宿时会被查。但那种出门在外的情况下，正常的情侣，挺多只是开不同的房间，但会在同一个旅社。这样可避免被查，又可以互相照应。
法子英反过来，也知道自己的杀人事件，是绝对不能让劳荣枝知道的。这对他自己来说，更安全。
法子英编了这么个荒唐的理由，但劳荣枝还真的相信了。
白宝山做什么，也是不想让他的女友知道的，他曾经阴森森地看着女友，就是想把知道内情的女友杀掉。后来，据白宝山说，埋他女友的土坑都已经挖好了。而他之前已经把知道内情的同伙，狱友吴子明杀死并埋掉了。
不让同伴知道自己做的坏事，谨防对方报警，这是他们的套路。关乎他们的生命，防守之密，一般人如何得知？
如果新证人的真实性被认定，那劳荣枝被胁迫的情况，就会被认定。那个“隐隐约约知道法子英可能杀了人”， “一次二次不知道，三次四次还不知道”，所展现出来的漏洞，就会更加明显。
人命关天！分析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抛开自己的情绪和立场，智慧、冷静地去分析，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否则，我们可能会南辕北辙。
人命关天，当证据不足时，试图用“明知应知”等逻辑推理来补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司法实践。
我认为这是没有充分领悟“重证据，轻口供”，“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背后的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