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在他那本引起广泛关注的《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书中说,“在某种条件、某个场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兴起,逐渐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形成威胁的时候,道德恐慌就会发生”。其中,那些启动恐慌、害怕盛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受到威胁的人士,可以称作“道德提倡者”,而假定的社会秩序威胁者则是“民间魔鬼”。然而,在当下的中国,道德恐慌并不是某个个案现象,并不局限在某一群体或某类事件之中,它是这个“景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道德提倡者”和“民间魔鬼”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往往集于一身,他们用一明一暗这双重身份去试图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
道德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道德工具无法突破话语形态的“狗智”阉割,另一方面道德工具又被生命的主权目的所支配,因此道德工具在信念中具有“相悖两重性”;所以严格上说,在遭遇他者的在场性中,伦理的责任和人性的沉沦合为了一体。也就是说,人们既是信息的阅读者,也同时是信息的一个创造者。那么比如,我们在网上看见一个“道德点评”有可能只是马甲们在操作,而某个网络群体性事件里网民在论坛里发出的声音是隐蔽掉身份的。这种网络虚拟性带来的繁荣就是所谓的“众声喧哗”的无良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