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观看了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戏曲片《岳云》后，马少波再次阐述了自己在儿童历史剧创作中如何处理话剧的审美功能这一问题，他认为：艺术作品要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努力塑造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这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是重要的；但是，对少年儿童的培育，应使之了解过去，更热爱今天。从题材、形式、风格来说，应坚持多样化的原则，现代生活题材、寓言传说题材、历史故事题材，都是少年儿童所需要的。
因此，如何在不断的搬演中丰富儿童历史剧所含蕴的家国情怀？历史的书写者与讲述者在面临不同时代的观众时对多样性的审美趣味如何调试、弥合？这在一定意义上连缀着话剧在审美传达上的直观化功能这一问题，即“它运用间接的、美学的手段让观众在想象的王国里逗留片刻，只是为了将他们提升到象征符号体系中崇高的层次。……它本身就有自己的美学任务。……即想象和升华的意识形态”②。“想象和升华”这一说法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话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性功用，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对话剧艺术性规律的探究，因为实际上，在对话剧文本的解读里“想象和升华”往往充实了话剧的家国情怀，即在被爱国主题所包裹的宏大题材下，主宰《岳云》的情节走向与审美效果的是观众更为熟悉的感性体验，是这些体验最终支撑了少年岳云故事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同样，观剧过程中的感性体验也避免了单纯的说教，而更能吸引充满好奇心的儿童们在《岳云》这部剧作中找到属于他们的共情因素。马少波对题材的重视与一再申明选取这一题材的原因，不但表明了历史题材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也从某种意义上再次彰显了题材选择的难度这一问题。纵观《岳云》的演出史，它们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题材选择的独到，另一方面也在于在舞台语言的表达上所蕴含的多层面内容。这些被剧作家马少波精心结构的舞台场面仍然具备了鲜活的话剧艺术元素，今天再看，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四、余论
在20世纪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儿童历史剧的创作一直存在。1931年叶圣陶创作了儿童历史剧《西门豹治邺》和《木兰从军》；1983年胡玲荪、宋捷文创作了《花木兰替父从军》；1984年宋捷文又创作了《甘罗十二为使臣》，这部剧作1984年6月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创作奖；1994年北京儿童艺术剧团上演了谭志湘编剧的儿童历史剧《雄心壮志少年郎》，这些剧作同马少波1960年创作的《岳云》一起，充盈了儿童历史剧这一独特的儿童文学景观。1961年5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与《剧本》编辑部举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讨论儿童剧的教育作用、艺术特点、戏剧冲突等问题。这是在当代戏剧学术史上一次专门针对儿童剧的较为深入的讨论，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有贺敬之、孙福田、李之华、凤子、刘厚明、柯岩、乔羽、罗英、朱漪、风眠、白珊、程式如等十余人，在此次座谈会上，专门提到了马少波的《岳云》，认为在儿童剧的题材选择上不应狭隘，“古代优秀的童话、传说或历史上某些少年儿童的故事，都可以改成剧本教育今天的儿童。像《马兰花》《岳云》就受到孩子们的喜爱”③。这样的学术研讨与学理性评价无疑是对儿童历史剧的存在价值进行了肯定，也启发了当下的儿童剧创作者在儿童历史剧的天地中进行更多探索。尽管，相较于其他儿童剧，这一探索难度更大，也对创作者提出了考验，但是，当下的话剧演出市场中儿童剧场的日益活跃无疑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尝试空间与家国叙事新路。而从历史的“有机性”到舞台的“美学化”，这一方面是儿童历史剧在原创性剧作由案头向剧场的转化中需要不断调整的话剧艺术策略，另一方面也是马少波在《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中以其富于表现力的审美创造而提示出的家国情怀蕴含的丰富内容。正是有了良好的文本积累和艺术创新思维，在儿童历史剧的探索上马少波这位优秀剧作家的价值得到了又一次呈现，他在儿童历史剧这一独特的文学艺术景观中为我们留下了既有纯正的历史观，又有细腻的美学元素的优秀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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