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夷夏之辨以文化为主要判断标准，并不是说文化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夷夏对血统种族的重视仍然是存在的。事实上，文化本身就很难和血统种族完全割裂——人类社会的早期组织往往通过血缘关系构建起来，伦理习俗自然也往往随着这类组织（例如家庭、部落）散布开来。所以这个血统论的夷夏观，作为一条暗线在古代东亚仍然存在，无非在古华夏文明强大自信，通过文明论的夷夏观不断对外强势价值观输出的时候并不明显而已。但当华夏衰弱的时候，血统论就因为文明比较的不自信而重新抬头了。
西晋经受了近百年乱世的互相残杀，正面临儒家社会结构和信仰的崩溃，英豪凋亡、人口锐减；与此相反，魏晋王朝因为贪图一时之利而过度引入的西北异族，则体现出了更为强大的人际互信和社会组织度。随着夷夏矛盾的加深，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马江统上表《徙戎论》，主张夷狄人和华夏人并非同族，因此必然怀有异心，因此有必要在目前军事力量还比较强大的时候，把境内异族驱逐到“原籍”去，使得华夏人和夷狄人隔离居住。江统引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成为了以血统为界限的夷夏观的核心观点，这句话虽然最初典出《左传》，却是用在不同宗族的问题。因为面对异族的军事压力，两宋和明末在舆论上特别强调夏夷之辩。
陈寅恪评价唐朝王室的成功时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自己越弱小，内心也越狭窄，如鲁迅《看镜有感》中所说的那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近代民族主义则主要以种族血统为团体边界，以本种族民众为本国的义务承担者和权利享有者，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自决和自由身份，反对外来异族帝国的统治。对弱小无疑是一剂猛药，但也有副作用。其传入我国后，忠于异族王朝的遗民也不再可敬，而成为“汉奸”。例如鲁迅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清遗民刘承干）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
鲁迅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清遗民和明遗民效忠的是相互敌对的王朝，完全不同的民族，为什么清遗民居然还会对明遗民“很有同情”？但其实这是因为古代遗民抱持的主要是忠义观念，而不是民族观念的缘故。他们之间的互相欣赏，就像在《荷马史诗》和春秋时代的战场上，贵族武士互相钦佩和认可对方的勇武那样，双方阵营的敌对关系，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当然，鲁迅的质疑也有他的道理，在很多衰老腐朽的文明中充满着毫无立场的人物，他们主张开明的传统夷夏观，并不出于对文明的追求，只不过是希望在异族的宫廷中也能继续讨一口饭吃而已。

希望有人能看看

唉，真看不懂为啥有些人对于华夷之辩的看法总是喜欢用西方的民族主义代入。而且西方的民族主义本身不适合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也不等于古代的华夷之辩

挺好

文化方面的鄙视没问题，然而到了十三世纪，儒家文化也不行了，比不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影响力。

然后春秋之前不管是戎还是楚国，其种族都与华夏同。楚国的祖先颛顼高阳，更是华夏五帝之一。
更重要的是，现代人反清，主反其强行剃发移服，杀的血流成河，改变华夏文明的形态，这跟你说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者都是明遗民，但是明遗民不一定是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