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休:字子烈,是孙权的第六子,母亲是王夫人。(与孙和的母亲不是同一人。)
247年,孙休13岁时才开始与谢慈、盛冲学习。
250年,16岁的孙休在孙权的主张下竟然娶了自己姐姐孙鲁育与朱据的亲生女儿朱氏,要知道,按照辈分朱氏还是孙休的外甥女。而且结婚双方的父亲与姥爷还都是孙权同一个人,看到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孙权的“会玩”。
同样的还有孙权的五子孙奋,他的妻子是袁耀的女儿袁氏,袁耀本是袁术之子,后袁术败亡投奔刘勋,刘勋被击败后袁术的家眷就全部被孙策俘虏,袁耀虽然被封为郎中,可实际上就是虚职,在江东无权无势,对孙奋几乎没有半点帮助。
他们二人的成长经历与幼时故事更是毫无记载,直到252年,即孙权去世的同一年,孙休和孙奋才被封为琅琊王与齐王,分别屯驻在虎林与武昌。
同年四月,孙权去世,孙休的弟弟孙亮即位为帝。朝政落入则落入了诸葛恪手中,诸葛恪锐意北伐,觉得将孙氏藩王们安置在长江沿岸的军事要地会影响自己的战略部署,于是当即以孙亮的名义下诏让孙奋迁至豫章郡、孙休迁至丹阳郡。
孙休唯唯诺诺,不敢招惹诸葛恪,当即主动从虎林搬到了丹阳郡。
结果到了丹阳郡后,孙休却与本地的丹阳郡守李衡不和,李衡眼见孙休不受宠爱,当即仗着自己是诸葛恪旧部的身份经常以律法为由欺凌、烦扰孙休。孙休不堪其的烦扰,又性格软弱不敢反抗,当即上书请求迁往其他郡县居住。朝廷同意了,于是将孙休改迁至会稽郡居住。
但是另一个藩王孙奋就很莽了,他看到诸葛恪的命令后十分气愤,拒不执行,并且在境内嚣张跋扈,经常违反律法。
诸葛恪于是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孙奋道:“帝王之尊贵,与上天相等位,因此帝王即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四海之内,都是臣仆。仇人有善行,不能不举用,亲人有恶行,不能不处治,以此承受天命谐理万物,先为国家着想,后替自己打算,此为圣人制定法度,百世不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初兴,多将子弟封为藩王,及至他们势力过于强大,动辄作出不轨行为,上则危亡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后世以此为戒,认为是最大的忌讳。自光武帝中兴以来,对诸王作了规定,只得在宫内自我娱乐,不得管理百姓,干预政事,与他们相交之人,都有严格的限制,于是他们各人都得以保全自安,各保福运。这便是前代得失成败的验证。近代袁绍、刘表各占有封土,土地并不狭小,人众也不贫乏,只因嫡庶未分,于是断绝自己家族祖庙的祭祀。这是天下智者愚人共同叹息痛心之事。大行皇帝观察古代借鉴当今,防范抑制事情于萌芽状态之时,从千秋功业上考虑。故此他卧床不起之时,将诸王分遣到各自的封邑,诏令策命十分恳切,法例律令十分严峻,他所戒令的内容,无所不至,确实是想上保宗庙之安,下佑诸王之全,使帝王百代相嗣,没有危害国家的后患。大王您应当上想周泰伯顺从父亲意愿之事,中念河间献王刘德、东海王刘强恭敬朝命的节操,下当节制骄狂横行荒谬错乱的行为,以此作为警戒。而我听说大王不久前来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法度,擅自调集众将兵修护宫室。另外您的身边经常跟随着犯有罪行的人,本当上表呈报,公开交付有关衙门处理,而您却擅自私下杀掉,把事情弄得不明不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的诏令,辅佐导引大王,而大王却不接受采纳他的建议,使他心怀忧惧。华锜是先帝的亲近大臣,忠良正直,他所陈述的道理,您应当采纳应用,然而您却听后恼怒华锜,有要将他收捕的言语。另外中书杨融,亲受皇上诏令,您本应当对他恭谨肃敬,却说‘我就是不听从禁令,能把我怎样’听到这话时,群臣无不感到惊讶,无人不感到寒心。俗话说:‘明镜可以照出形貌,古事可以鉴戒今人。’大王应深以鲁王孙霸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谨慎小心,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则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如果放弃遗忘先帝的法令教诲,心怀轻慢之意,为臣宁负大王,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尊主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正义,大王所明白知晓的事理。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在其逐渐发展时不忧不虑,将来的后果是无法去后悔的。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心怀惊惧之虑,那么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哪来灭亡之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患病者以它为甘甜;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事理者才乐意接受。我诸葛恪等人苦苦思虑想为大王解除尚处萌芽状态的危险,扩大您福运吉祥的基础,故此不自觉地把话说到极点,希望您能三思。”
孙奋见信后大为惊恐,立马主动认怂,从武昌迁到了豫章郡的南昌内,但在豫章郡孙奋更加放飞自我、肆无忌惮,出玩射猎愈发频繁,对府中的官员高傲的指使,他的下属官员们都不能忍受孙奋的命令。
247年,孙休13岁时才开始与谢慈、盛冲学习。
250年,16岁的孙休在孙权的主张下竟然娶了自己姐姐孙鲁育与朱据的亲生女儿朱氏,要知道,按照辈分朱氏还是孙休的外甥女。而且结婚双方的父亲与姥爷还都是孙权同一个人,看到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孙权的“会玩”。
同样的还有孙权的五子孙奋,他的妻子是袁耀的女儿袁氏,袁耀本是袁术之子,后袁术败亡投奔刘勋,刘勋被击败后袁术的家眷就全部被孙策俘虏,袁耀虽然被封为郎中,可实际上就是虚职,在江东无权无势,对孙奋几乎没有半点帮助。
他们二人的成长经历与幼时故事更是毫无记载,直到252年,即孙权去世的同一年,孙休和孙奋才被封为琅琊王与齐王,分别屯驻在虎林与武昌。
同年四月,孙权去世,孙休的弟弟孙亮即位为帝。朝政落入则落入了诸葛恪手中,诸葛恪锐意北伐,觉得将孙氏藩王们安置在长江沿岸的军事要地会影响自己的战略部署,于是当即以孙亮的名义下诏让孙奋迁至豫章郡、孙休迁至丹阳郡。
孙休唯唯诺诺,不敢招惹诸葛恪,当即主动从虎林搬到了丹阳郡。
结果到了丹阳郡后,孙休却与本地的丹阳郡守李衡不和,李衡眼见孙休不受宠爱,当即仗着自己是诸葛恪旧部的身份经常以律法为由欺凌、烦扰孙休。孙休不堪其的烦扰,又性格软弱不敢反抗,当即上书请求迁往其他郡县居住。朝廷同意了,于是将孙休改迁至会稽郡居住。
但是另一个藩王孙奋就很莽了,他看到诸葛恪的命令后十分气愤,拒不执行,并且在境内嚣张跋扈,经常违反律法。
诸葛恪于是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孙奋道:“帝王之尊贵,与上天相等位,因此帝王即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四海之内,都是臣仆。仇人有善行,不能不举用,亲人有恶行,不能不处治,以此承受天命谐理万物,先为国家着想,后替自己打算,此为圣人制定法度,百世不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初兴,多将子弟封为藩王,及至他们势力过于强大,动辄作出不轨行为,上则危亡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后世以此为戒,认为是最大的忌讳。自光武帝中兴以来,对诸王作了规定,只得在宫内自我娱乐,不得管理百姓,干预政事,与他们相交之人,都有严格的限制,于是他们各人都得以保全自安,各保福运。这便是前代得失成败的验证。近代袁绍、刘表各占有封土,土地并不狭小,人众也不贫乏,只因嫡庶未分,于是断绝自己家族祖庙的祭祀。这是天下智者愚人共同叹息痛心之事。大行皇帝观察古代借鉴当今,防范抑制事情于萌芽状态之时,从千秋功业上考虑。故此他卧床不起之时,将诸王分遣到各自的封邑,诏令策命十分恳切,法例律令十分严峻,他所戒令的内容,无所不至,确实是想上保宗庙之安,下佑诸王之全,使帝王百代相嗣,没有危害国家的后患。大王您应当上想周泰伯顺从父亲意愿之事,中念河间献王刘德、东海王刘强恭敬朝命的节操,下当节制骄狂横行荒谬错乱的行为,以此作为警戒。而我听说大王不久前来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法度,擅自调集众将兵修护宫室。另外您的身边经常跟随着犯有罪行的人,本当上表呈报,公开交付有关衙门处理,而您却擅自私下杀掉,把事情弄得不明不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的诏令,辅佐导引大王,而大王却不接受采纳他的建议,使他心怀忧惧。华锜是先帝的亲近大臣,忠良正直,他所陈述的道理,您应当采纳应用,然而您却听后恼怒华锜,有要将他收捕的言语。另外中书杨融,亲受皇上诏令,您本应当对他恭谨肃敬,却说‘我就是不听从禁令,能把我怎样’听到这话时,群臣无不感到惊讶,无人不感到寒心。俗话说:‘明镜可以照出形貌,古事可以鉴戒今人。’大王应深以鲁王孙霸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谨慎小心,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则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如果放弃遗忘先帝的法令教诲,心怀轻慢之意,为臣宁负大王,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尊主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正义,大王所明白知晓的事理。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在其逐渐发展时不忧不虑,将来的后果是无法去后悔的。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心怀惊惧之虑,那么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哪来灭亡之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患病者以它为甘甜;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事理者才乐意接受。我诸葛恪等人苦苦思虑想为大王解除尚处萌芽状态的危险,扩大您福运吉祥的基础,故此不自觉地把话说到极点,希望您能三思。”
孙奋见信后大为惊恐,立马主动认怂,从武昌迁到了豫章郡的南昌内,但在豫章郡孙奋更加放飞自我、肆无忌惮,出玩射猎愈发频繁,对府中的官员高傲的指使,他的下属官员们都不能忍受孙奋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