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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川为羌戎之地，秦统一中国后归秦。纵观历史，秦王川一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交流的前沿，历朝历代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而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多以戎、羌、虏等统称，这在本地一些地名和方言中就能发现端倪。前述明清时期古地图中，秦王川周边区域就标注很多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地名，比如镇虏、镇羌、伏羌等，永登县历史上也曾叫作平番县。另据当地一些人口述，古时羌族部落游牧于此，羌人为记清行途，在沿途打夯土墩作为记号，以便识路，遂有西岔墩、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年长者过去一直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而通过检索网络地图发现，秦王川域内有“羌坟沟”地名。如此一说，方言羌川在本地人口中转音为秦川也不无道理，这与古波斯人称呼中国为“秦”似乎同一道理。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史记.·秦本纪》记载：“其玄孙曰中潏(yu)，在西戎，保西垂”。其，指的是大业之子大费，是大业与少典之子女华所生；中潏，即大费的玄孙。也就是说，从大费的玄孙中潏起，秦人就开始“在西戎，保西垂”。如前所述，赢氏一族自殷商时期就已来到了西戎之地，保卫西垂。西垂，即今天的甘肃礼县、西和一带。那西戎又是哪里？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此外，今被广泛引用的秦王川之名始于薛举屯牧之说，有史可考的仅有薛举任金城校尉一事，隋金城郡治金城县，当为今兰州市城关区一带。据《新唐书列传》及清代《重修皋兰县志》卷19《古迹》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起即率兵先后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从秦州转战关中一带。可见，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在秦王川一带屯牧，而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再者，薛举任金城校尉一职时也不过是领三五百军士的官衔，受金城郡太守郝瑗节制。且其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同时，薛举屯牧之说亦于史无考。故笔者以为薛举屯牧秦王川当属讹传。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史记.·秦本纪》记载：“其玄孙曰中潏(yu)，在西戎，保西垂”。其，指的是大业之子大费，是大业与少典之子女华所生；中潏，即大费的玄孙。也就是说，从大费的玄孙中潏起，秦人就开始“在西戎，保西垂”。如前所述，赢氏一族自殷商时期就已来到了西戎之地，保卫西垂。西垂，即今天的甘肃礼县、西和一带。那西戎又是哪里？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此外，今被广泛引用的秦王川之名始于薛举屯牧之说，有史可考的仅有薛举任金城校尉一事，隋金城郡治金城县，当为今兰州市城关区一带。据《新唐书列传》及清代《重修皋兰县志》卷19《古迹》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起即率兵先后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从秦州转战关中一带。可见，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在秦王川一带屯牧，而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再者，薛举任金城校尉一职时也不过是领三五百军士的官衔，受金城郡太守郝瑗节制。且其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同时，薛举屯牧之说亦于史无考。故笔者以为薛举屯牧秦王川当属讹传。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2018年，兰州新区东湾山发现一处古墓葬群。据考古勘探，此墓葬群是一处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文化遗迹，发现的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陶片泥质黄陶居多，夹砂陶较少，东湾山山体上分布有墓葬及陶片的区域南北约1.3千米，东西约0.6千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墓葬分布的大致范围明确已经明确。这是自兰州新区获批以来，在辖区发现的范围最广、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文化遗迹。而早在1973年，临近秦王川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甲区发掘一座汉墓时，曾出土一件彩陶舞蹈纹盆，同属马家窑文化类型。这说明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秦王川区域就有人类文明存在，且与周边区域呈现聚落形式分布。
上世纪80年代，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在文物普查时，在距西岔水利电力提灌工程一泵站500米河口村发现砖砌古墓一座，墓座东向西，墓室宽约1.2米，长约2.5米，出土随葬器物有汉代五铢钱币数枚，陶罐、陶器数个。后又在水阜镇水阜村出土一枚西夏官印，上刻西夏文九折篆“首领”二字，印背无制印时间和掌印者姓名款文。据史料记载，宋夏大规模战争总共发生五次，在第三次战争时，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国内政乱，宋神宗部署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其中李宪一路由临洮出发到榆中县三角城，攻克兰州打败西夏军，兰州归入北宋版图。故有人推测，此铜印可能就是此次战争失利，西夏军队仓皇撤离时遗失。
1987年河口村附近井子沟还发现一处明代或更早期墓葬，墓葬周边数十里之内荒无人烟，墓北端有一眼古井，井壁全用石块砌成，深约十数米，井水甘甜可口，可供人畜饮用。当地民间相传，古井上原覆盖着一张牛皮并上压大石板，填上黄土一大堆，在一百多年前，因大暴雨引发大山洪将井口冲开，人们发现后使用至今。而当地人世代都称此古墓为“王爷的古堆”。在此处石峡东面的一块小台地上还发现有三个小塚堆，民间还相传墓葬的封土全由骆驼从它地驮运而来，墓主人迄今尚无资料可考证。无独有偶，在皋兰县泥湾村大石柱子沟内曾发现另一处古墓葬，当地民间世代传称为“王的古堆”，1987年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实地踏勘，初步考证为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墓葬。那么，“王爷的古堆”“王的古堆”，这一叫法是否与毗邻的秦王川的“王”有关联呢？虽查史无据，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些许关联。
上世纪80年代，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在文物普查时，在距西岔水利电力提灌工程一泵站500米河口村发现砖砌古墓一座，墓座东向西，墓室宽约1.2米，长约2.5米，出土随葬器物有汉代五铢钱币数枚，陶罐、陶器数个。后又在水阜镇水阜村出土一枚西夏官印，上刻西夏文九折篆“首领”二字，印背无制印时间和掌印者姓名款文。据史料记载，宋夏大规模战争总共发生五次，在第三次战争时，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国内政乱，宋神宗部署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其中李宪一路由临洮出发到榆中县三角城，攻克兰州打败西夏军，兰州归入北宋版图。故有人推测，此铜印可能就是此次战争失利，西夏军队仓皇撤离时遗失。
1987年河口村附近井子沟还发现一处明代或更早期墓葬，墓葬周边数十里之内荒无人烟，墓北端有一眼古井，井壁全用石块砌成，深约十数米，井水甘甜可口，可供人畜饮用。当地民间相传，古井上原覆盖着一张牛皮并上压大石板，填上黄土一大堆，在一百多年前，因大暴雨引发大山洪将井口冲开，人们发现后使用至今。而当地人世代都称此古墓为“王爷的古堆”。在此处石峡东面的一块小台地上还发现有三个小塚堆，民间还相传墓葬的封土全由骆驼从它地驮运而来，墓主人迄今尚无资料可考证。无独有偶，在皋兰县泥湾村大石柱子沟内曾发现另一处古墓葬，当地民间世代传称为“王的古堆”，1987年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实地踏勘，初步考证为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墓葬。那么，“王爷的古堆”“王的古堆”，这一叫法是否与毗邻的秦王川的“王”有关联呢？虽查史无据，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些许关联。
前述文物古迹或出土于秦王川大地，或在就秦王川毗邻周边，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笔者始终坚持一点，即历史文化联系不应囿于人为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划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变化的，而历史文化在一定区域内则是传承不息的，至少行政区划的变数远大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作为古迹名词，秦王川当是秦王川大地上的某一个点位，但作为区域名词，秦王川则不能仅限于今兰州新区三镇范围，当是前述永登西部和皋兰县之区域。
此外，兰州大学妥超群先生提出西夏时期的喀罗川应为今秦王川。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有卓啰和南监军司，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最早提出卓啰监军司治所应为庄浪河谷地永登县稍南的地方。结合明清两代地图标注地名及图示，宋代或更早时期秦王川一带就已是宋夏或唐与吐蕃、吐谷浑等势力范围交错的前沿。那秦王川大地遍布不同时期的军事营寨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外，兰州大学妥超群先生提出西夏时期的喀罗川应为今秦王川。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有卓啰和南监军司，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最早提出卓啰监军司治所应为庄浪河谷地永登县稍南的地方。结合明清两代地图标注地名及图示，宋代或更早时期秦王川一带就已是宋夏或唐与吐蕃、吐谷浑等势力范围交错的前沿。那秦王川大地遍布不同时期的军事营寨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川为羌戎之地，秦统一中国后归秦。纵观历史，秦王川一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交流的前沿，历朝历代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而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多以戎、羌、虏等统称，这在本地一些地名和方言中就能发现端倪。前述明清时期古地图中，秦王川周边区域就标注很多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地名，比如镇虏、镇羌、伏羌等，永登县历史上也曾叫作平番县。另据当地一些人口述，古时羌族部落游牧于此，羌人为记清行途，在沿途打夯土墩作为记号，以便识路，遂有西岔墩、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年长者过去一直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而通过检索网络地图发现，秦王川域内有“羌坟沟”地名。如此一说，方言羌川在本地人口中转音为秦川也不无道理，这与古波斯人称呼中国为“秦”似乎同一道理。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史记.·秦本纪》记载：“其玄孙曰中潏(yu)，在西戎，保西垂”。其，指的是大业之子大费，是大业与少典之子女华所生；中潏，即大费的玄孙。也就是说，从大费的玄孙中潏起，秦人就开始“在西戎，保西垂”。如前所述，赢氏一族自殷商时期就已来到了西戎之地，保卫西垂。西垂，即今天的甘肃礼县、西和一带。那西戎又是哪里？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此外，今被广泛引用的秦王川之名始于薛举屯牧之说，有史可考的仅有薛举任金城校尉一事，隋金城郡治金城县，当为今兰州市城关区一带。据《新唐书列传》及清代《重修皋兰县志》卷19《古迹》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起即率兵先后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从秦州转战关中一带。可见，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在秦王川一带屯牧，而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再者，薛举任金城校尉一职时也不过是领三五百军士的官衔，受金城郡太守郝瑗节制。且其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同时，薛举屯牧之说亦于史无考。故笔者以为薛举屯牧秦王川当属讹传。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如今，秦王川大地生机勃勃，一派繁忙景象。自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兰州新区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风吹沙跑人无踪的荒滩，已然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丝路新城。但是，秦王川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仍有待深入发掘，在众多史料典籍中还有许多值得考究的问题，在秦王川诸多地名里还藏着很多历史故事，这些都应该被重点关注。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如今，秦王川大地生机勃勃，一派繁忙景象。自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兰州新区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风吹沙跑人无踪的荒滩，已然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丝路新城。但是，秦王川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仍有待深入发掘，在众多史料典籍中还有许多值得考究的问题，在秦王川诸多地名里还藏着很多历史故事，这些都应该被重点关注。
寻找秦王川地名的源头
地名是文化的传承。秦王川作为古地名，它是这片古老土地悠久历史的见证。历史上的秦王川地区由于干旱少雨、不宜农业，长期以来人烟稀少，一度被世人遗忘，更是被历史所湮没，以致于在浩瀚史海竟很难寻觅到一言两语关于秦王川的记载。近年来，随着兰州新区的开发建设，秦王川大地逐渐重回世人眼帘，其地名的来源也备受关注，虽然有一些关于秦王川地名来源的说法，但多因“于史无载”，没有可靠依据和出处而众说纷纭。
最流行的薛举屯牧说
薛举，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隋朝末年割据群雄之一，金城校尉薛汪之子。在《旧唐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五》《新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十一》对其及其事迹均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即率兵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转战关中一带。
首先，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其对秦王川地区的影响最多“旋风式”的，来的快，去的也快；何况薛举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时间跨度不及一年，对地广人稀的秦王川影响实则有限。其次，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短时间内在秦王川一带屯牧，又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况且隋唐以来，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正经历近百年尺度的干旱期，秦王川亦非水草丰美的屯牧之地，又如何给薛举大军屯牧放马呢？第三，薛举父子初起事时，赈济放粮，多少还有点民众观念，但当大批百姓追随起事后，私欲膨胀，只顾自已称王称帝，甚至变成杀人魔王。《旧唐书》载：薛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子薛仁杲更是“所至多杀人”，如此嗜杀成性的武夫，却驱使百姓为其夺天下而卖命，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火，后世怎么可能以其名号为地名呢？第四，可查史料均记载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其意与项羽自比，称霸王、做皇帝，可并无任何史料记载其自称“秦王”。因为此时名震天下的秦王正是薛举的强劲对手唐高祖李渊之子李世民，其更不可能与李世民争夺“秦王”这个名号。
由此可见，薛举其人其事远不是今人一厢情愿的说法，其自称西秦霸王无疑，但要让百姓后世用薛举的西秦霸王称号作为秦王川地名，还为其建庙祭祀，怕是仍有待商榷。
最好听的晴望川说
2011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有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天的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晴望川。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因秦王川这一块地势平坦，平川绵延数十里望不到边际，而在晴天远望时，常常会看到海市蜃楼的环境。因其宽阔空旷，古人在给这片土地取名时就早作晴望川，意思是天晴方能望见川之雄阔。”该报道还提及，薛举屯牧后“晴望川”改名为“秦王川”。
报道所提“有关史料”应是“《清永登县志》”，即乾隆年间的《平番县志》。据笔者查证，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就是综合清代甚至更早的史料所编修，仅有秦王川相关记载，原文是“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时隐隐如海市蜃楼，移时即息”“黑川，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无水”，并未见“晴望川”相关字眼或说法，《永登史话》《兰州市志》等志书也均未提及。《平番县志》中唯一能与此相关联的记载是“春融佳气霭晴川,翠色芊芊笼碧烟”这句诗。此诗是清人杨维昶所作，结合诗意来看此处“晴川”应指“平原、平川”之意，应非“晴望川”的意思,类似此种写法的还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
此外，可能有人为附会“晴望川”说，将古永登八景的“晴川幻境”说成了“晴望幻景”。“晴川幻境”是说秦王川一带在天气晴朗时常出现海市蜃楼奇观，故言之，而此处“晴川”亦非地名。
最可能的李世民说
据史料记载，薛举父子率军攻入关中后，曾与李世民大战过几次，让人惊奇的是战神李世民竟然吃过败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世民和八总管统兵4万前往高墌（今陕西长武一带）迎战薛举父子。不料紧要关头李世民忽然得了疟疾病，指挥权交到了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手中。疾病缠身的李世民不能亲自指挥作战，便给刘文静、殷开山交待不可轻敌恋战，应坚持打持久战，等到敌军粮尽之时可一举拿下。但奈何此二人求功心切，又轻敌冒进，结果被薛举父子击败。这就是著名的浅水原之战，这一战是李世民作为主帅最严重的一次败仗。
同年八月，薛举之子薛仁杲再次举兵进攻，唐朝仍以李世民为帅，领兵与薛举父子作战。这一次李世民亲自坐镇指挥，深挖壕沟、高筑城墙，摆出一副死守防御的态势，“坚壁不动”。双方对峙两个多月后，薛举父子粮草殆尽，军心动摇，部分将领甚至临阵倒戈投奔李世民了。巧合的是，就在双方对阵期间，薛举突然亡故了，后由其子薛仁杲继续率军作战。眼看战机已到，李世民巧用战术，多向出击，薛军大败，薛仁杲出城投降。
《旧唐书·本纪·卷二》有这么两处记载，一是“太宗曰：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 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二是“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 ”这第一句话的背景是薛仁杲出城投降后，李世民与一众干将讨论取胜原因时说，虽然唐军已攻破城池，但如果不快速追击，让溃散的敌军再折回来，那就不好收场了；何况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战败逃散，来不及回顾，败逃到陇外，则折土庶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下，所以恐惧而投降。第二句话是说投降唐军的敌军兵众感恩并慑于李世民的威势，都愿意以死报效。如此看来，李世民在此战中一是讲究策略，没有将逃出城的陇西兵众赶尽杀绝，而是放其生路；二是投到自己麾下的陇西兵众，被李世民的威严和厚待所折服，愿以死效劳。可见，不论是没有被李世民赶尽杀绝的放生者，还是投降李世民后愿以死效劳者，势必对李世民感恩戴德。
古代人极重礼法，这些对李世民感恩戴德的人，一路向西，沿渭水而上，回到了老家，于是他们在老家建庙供奉李世民，是为秦王庙。因为甘肃天水是薛举从兰州转战后的都城，势必有无数百姓被其强虏而去，故天水一带农村多有祭祀秦王的庙宇。而离薛举起事不远的秦王川，势必也有一众人马因各种原因，曾随薛举一路东进，直到兵败溃散而回故地。今秦王川五道岘村的秦王庙，或许就是这些人为感恩秦王李世民所建，世代相传，这片土地也就以秦王命名，是为秦王川。
最久远的秦羌融合说
秦王川地区在三代时期为羌戎族活动区域，其中最主要的当属羌。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羌的活动中心在河湟地区,因在陇山以西，故称西羌，其族群部落有的向东南迁徙,有的向西南迁徙，今秦王川地区及周边均有散居。而在秦孝公时秦国西境就已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洮水沿岸；秦昭王时又在陇山以西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据此可知，秦人的势力范围与西羌诸部落已经接触。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可见，秦孝公时期西羌诸族部落已完全听命于秦国，成为秦的“藩属”。在秦孝公或者是秦穆公之前，陇山以西广袤地区的羌戎诸族部落，数百年间与秦人既世代互相征伐，又相互交流融合，直到秦穆公时期，在强秦的压力之下，陇山以西的羌戎部落虽没有完全被秦国吞并“设郡立县”划为行政区，但却事实上沦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此类中原政权征服陇山以西羌戎部落的案例，除了前述文献记载的案例外，还有很多，诸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等等。
原本是西羌诸族部落世代活动的秦王川地区，或许一直被秦人称作羌川。从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再到秦孝公时期嬴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人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几乎完全覆盖了包括西羌在内的诸多部落。直到公元前324年，嬴驷自称为王，与山东六国平起平坐后，秦国对西羌的影响力达到空前，加上数百年间的相互征伐影响和交流融合，原本被叫作羌川的地方成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羌川也逐渐开始被叫作秦川或者秦王川了。
历史上，秦王川既是西羌等羌戎民族长期活动的地方，也是秦人与西羌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而中原政权又将边疆民族部落泛称为羌、戎、狄等。笔者在《漫谈秦王川的历史》一文中曾列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本地年长的老人方言中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这或许是世居此地的西羌部落后人内心深处抹不去的记忆，故代代口口相传至今；二是在国家地名信息库检索发现，秦王川有全国仅有的“羌坟沟”地名，且有两个具体点位都叫作羌坟沟，可见羌坟沟是一片区域，如不是某个族群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断不会有此类地名流传于世。这或许都是秦王川地区久远历史记忆的传承和见证。
此外，还有人主张乞伏国仁说。这种说法与薛举屯牧说有点相似，因为乞伏国仁和薛举都在今兰州一带建立过政权，且其国号或称号都与秦有关系，如太元十年（385年）九月，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兼任秦、河二州牧，建立西秦政权，并筑勇士城（即今榆中县一带）作为都城，也算是一代“秦王”，但其与薛举一样，所建政权存续时间短暂，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亦不足命名一个地名。
秦王川地名所包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深厚的，更是传奇的。作为历史上秦人和西羌诸族部落长期交流融合的前沿，秦王川地名或是秦文化超地域特征的体现，更是秦人与西羌诸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作为隋唐以来枭雄起事的势力范围，秦王川地名或是见证一段刻骨铭心历史的亲历者，更是这段历史的承载者。
这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地名是文化的传承。秦王川作为古地名，它是这片古老土地悠久历史的见证。历史上的秦王川地区由于干旱少雨、不宜农业，长期以来人烟稀少，一度被世人遗忘，更是被历史所湮没，以致于在浩瀚史海竟很难寻觅到一言两语关于秦王川的记载。近年来，随着兰州新区的开发建设，秦王川大地逐渐重回世人眼帘，其地名的来源也备受关注，虽然有一些关于秦王川地名来源的说法，但多因“于史无载”，没有可靠依据和出处而众说纷纭。
最流行的薛举屯牧说
薛举，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隋朝末年割据群雄之一，金城校尉薛汪之子。在《旧唐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五》《新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十一》对其及其事迹均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即率兵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转战关中一带。
首先，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其对秦王川地区的影响最多“旋风式”的，来的快，去的也快；何况薛举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时间跨度不及一年，对地广人稀的秦王川影响实则有限。其次，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短时间内在秦王川一带屯牧，又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况且隋唐以来，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正经历近百年尺度的干旱期，秦王川亦非水草丰美的屯牧之地，又如何给薛举大军屯牧放马呢？第三，薛举父子初起事时，赈济放粮，多少还有点民众观念，但当大批百姓追随起事后，私欲膨胀，只顾自已称王称帝，甚至变成杀人魔王。《旧唐书》载：薛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子薛仁杲更是“所至多杀人”，如此嗜杀成性的武夫，却驱使百姓为其夺天下而卖命，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火，后世怎么可能以其名号为地名呢？第四，可查史料均记载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其意与项羽自比，称霸王、做皇帝，可并无任何史料记载其自称“秦王”。因为此时名震天下的秦王正是薛举的强劲对手唐高祖李渊之子李世民，其更不可能与李世民争夺“秦王”这个名号。
由此可见，薛举其人其事远不是今人一厢情愿的说法，其自称西秦霸王无疑，但要让百姓后世用薛举的西秦霸王称号作为秦王川地名，还为其建庙祭祀，怕是仍有待商榷。
最好听的晴望川说
2011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有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天的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晴望川。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因秦王川这一块地势平坦，平川绵延数十里望不到边际，而在晴天远望时，常常会看到海市蜃楼的环境。因其宽阔空旷，古人在给这片土地取名时就早作晴望川，意思是天晴方能望见川之雄阔。”该报道还提及，薛举屯牧后“晴望川”改名为“秦王川”。
报道所提“有关史料”应是“《清永登县志》”，即乾隆年间的《平番县志》。据笔者查证，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就是综合清代甚至更早的史料所编修，仅有秦王川相关记载，原文是“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时隐隐如海市蜃楼，移时即息”“黑川，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无水”，并未见“晴望川”相关字眼或说法，《永登史话》《兰州市志》等志书也均未提及。《平番县志》中唯一能与此相关联的记载是“春融佳气霭晴川,翠色芊芊笼碧烟”这句诗。此诗是清人杨维昶所作，结合诗意来看此处“晴川”应指“平原、平川”之意，应非“晴望川”的意思,类似此种写法的还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
此外，可能有人为附会“晴望川”说，将古永登八景的“晴川幻境”说成了“晴望幻景”。“晴川幻境”是说秦王川一带在天气晴朗时常出现海市蜃楼奇观，故言之，而此处“晴川”亦非地名。
最可能的李世民说
据史料记载，薛举父子率军攻入关中后，曾与李世民大战过几次，让人惊奇的是战神李世民竟然吃过败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世民和八总管统兵4万前往高墌（今陕西长武一带）迎战薛举父子。不料紧要关头李世民忽然得了疟疾病，指挥权交到了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手中。疾病缠身的李世民不能亲自指挥作战，便给刘文静、殷开山交待不可轻敌恋战，应坚持打持久战，等到敌军粮尽之时可一举拿下。但奈何此二人求功心切，又轻敌冒进，结果被薛举父子击败。这就是著名的浅水原之战，这一战是李世民作为主帅最严重的一次败仗。
同年八月，薛举之子薛仁杲再次举兵进攻，唐朝仍以李世民为帅，领兵与薛举父子作战。这一次李世民亲自坐镇指挥，深挖壕沟、高筑城墙，摆出一副死守防御的态势，“坚壁不动”。双方对峙两个多月后，薛举父子粮草殆尽，军心动摇，部分将领甚至临阵倒戈投奔李世民了。巧合的是，就在双方对阵期间，薛举突然亡故了，后由其子薛仁杲继续率军作战。眼看战机已到，李世民巧用战术，多向出击，薛军大败，薛仁杲出城投降。
《旧唐书·本纪·卷二》有这么两处记载，一是“太宗曰：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 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二是“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 ”这第一句话的背景是薛仁杲出城投降后，李世民与一众干将讨论取胜原因时说，虽然唐军已攻破城池，但如果不快速追击，让溃散的敌军再折回来，那就不好收场了；何况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战败逃散，来不及回顾，败逃到陇外，则折土庶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下，所以恐惧而投降。第二句话是说投降唐军的敌军兵众感恩并慑于李世民的威势，都愿意以死报效。如此看来，李世民在此战中一是讲究策略，没有将逃出城的陇西兵众赶尽杀绝，而是放其生路；二是投到自己麾下的陇西兵众，被李世民的威严和厚待所折服，愿以死效劳。可见，不论是没有被李世民赶尽杀绝的放生者，还是投降李世民后愿以死效劳者，势必对李世民感恩戴德。
古代人极重礼法，这些对李世民感恩戴德的人，一路向西，沿渭水而上，回到了老家，于是他们在老家建庙供奉李世民，是为秦王庙。因为甘肃天水是薛举从兰州转战后的都城，势必有无数百姓被其强虏而去，故天水一带农村多有祭祀秦王的庙宇。而离薛举起事不远的秦王川，势必也有一众人马因各种原因，曾随薛举一路东进，直到兵败溃散而回故地。今秦王川五道岘村的秦王庙，或许就是这些人为感恩秦王李世民所建，世代相传，这片土地也就以秦王命名，是为秦王川。
最久远的秦羌融合说
秦王川地区在三代时期为羌戎族活动区域，其中最主要的当属羌。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羌的活动中心在河湟地区,因在陇山以西，故称西羌，其族群部落有的向东南迁徙,有的向西南迁徙，今秦王川地区及周边均有散居。而在秦孝公时秦国西境就已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洮水沿岸；秦昭王时又在陇山以西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据此可知，秦人的势力范围与西羌诸部落已经接触。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可见，秦孝公时期西羌诸族部落已完全听命于秦国，成为秦的“藩属”。在秦孝公或者是秦穆公之前，陇山以西广袤地区的羌戎诸族部落，数百年间与秦人既世代互相征伐，又相互交流融合，直到秦穆公时期，在强秦的压力之下，陇山以西的羌戎部落虽没有完全被秦国吞并“设郡立县”划为行政区，但却事实上沦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此类中原政权征服陇山以西羌戎部落的案例，除了前述文献记载的案例外，还有很多，诸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等等。
原本是西羌诸族部落世代活动的秦王川地区，或许一直被秦人称作羌川。从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再到秦孝公时期嬴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人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几乎完全覆盖了包括西羌在内的诸多部落。直到公元前324年，嬴驷自称为王，与山东六国平起平坐后，秦国对西羌的影响力达到空前，加上数百年间的相互征伐影响和交流融合，原本被叫作羌川的地方成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羌川也逐渐开始被叫作秦川或者秦王川了。
历史上，秦王川既是西羌等羌戎民族长期活动的地方，也是秦人与西羌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而中原政权又将边疆民族部落泛称为羌、戎、狄等。笔者在《漫谈秦王川的历史》一文中曾列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本地年长的老人方言中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这或许是世居此地的西羌部落后人内心深处抹不去的记忆，故代代口口相传至今；二是在国家地名信息库检索发现，秦王川有全国仅有的“羌坟沟”地名，且有两个具体点位都叫作羌坟沟，可见羌坟沟是一片区域，如不是某个族群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断不会有此类地名流传于世。这或许都是秦王川地区久远历史记忆的传承和见证。
此外，还有人主张乞伏国仁说。这种说法与薛举屯牧说有点相似，因为乞伏国仁和薛举都在今兰州一带建立过政权，且其国号或称号都与秦有关系，如太元十年（385年）九月，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兼任秦、河二州牧，建立西秦政权，并筑勇士城（即今榆中县一带）作为都城，也算是一代“秦王”，但其与薛举一样，所建政权存续时间短暂，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亦不足命名一个地名。
秦王川地名所包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深厚的，更是传奇的。作为历史上秦人和西羌诸族部落长期交流融合的前沿，秦王川地名或是秦文化超地域特征的体现，更是秦人与西羌诸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作为隋唐以来枭雄起事的势力范围，秦王川地名或是见证一段刻骨铭心历史的亲历者，更是这段历史的承载者。
这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