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围埂是一个巍山县古迹的名称，也是一个村庄的名称。大围埂村因这个古迹而得名。我这里讲的是唐代古迹大围埂的变迁。一个古迹，珍贵的不是古迹本身，而是它作为一块历史的化石所承载的东西。也就是古迹物语。
唐开元年间，蒙舍诏和蒙巂诏共处一川，同为唐臣。蒙巂诏占据着上川甸头和旭照山、西山北部和漾濞县部分地区，其势弱于蒙舍诏，为了和蒙舍诏分庭抗礼，蒙巂诏准备加强防守，在旭照山的南麓修筑一座城，在城北约两公里处另筑一座小城，这样和原来的碗城就形成了彼此呼应的防线。这样大规模的修筑行动引起了对方的不满，双方发生了战争，蒙舍诏全胜而蒙巂诏灭亡，城未筑就，空遗两段城墙，这就是大围埂和小围埂两个古迹的来源。蒙舍诏突袭，一举得手，一下子强大了起来，于是皮逻阁号称南诏，“谋灭五诏”，大理的历史就此开始了新的历程。“两蒙”给后世留下个名字，是为“蒙化”。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看出，当时滇西的六诏，互相之间的争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为了争取唐王朝的支持，都纷纷依附唐朝。可是唐王朝来者不拒，先是袖手旁观彼此之间的争斗，最终选择了支持皮罗阁。南诏和唐王朝的臣属关系就此奠定。
公元1253年12月，忽必烈亲率蒙古大军攻占大理，蒙化最早“迎降”。《康熙蒙化府志》记载：“元祖遣太弟忽必烈克大理。蒙化欵附，置蒙舍千户所”。由于蒙化彝族土司对元朝廷的积极响应和长期配合，再由于探马赤军对巍山的大力开发，蒙化多次受到朝廷嘉许。“至元四年（或云十一年，）改蒙化千户所为蒙化府。寻升为蒙化路。”
忽必烈匆匆离开大理，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兀良合台依律整军后东征离开大理，由赛典赤·瞻思丁长子纳速拉丁主持大理军务。他麾下的探马赤军进驻巍山大力屯田。这是历史上巍山的第一次大开发。探马赤军在巍山上川坝子开垦了万倾良田，还留下了大围埂、小围埂，回辉登三个回回村落。面对横亘荒原的大围埂，屯田的军人提出，想借此修筑一个城，作为巍山千户所的治所。纳速拉丁否决了这个请求。原因有三：一是主持蒙化的地方彝族土司提出了异议，治所毕竟是地方权力的象征；二是探马赤军在蒙化屯田不可能是长期大规模化的，这只是为他进一步南征作准备；三是这时候，他已经把目光锁定了整个云南。这样，大、小围埂就只能像两条卧龙一样，继续仰望苍穹。
时光转入明朝。朱元章察觉到前朝云南回回的独特地位，特意选派两员回回大将作主将攻打云南。聪明的沐英将军大打感情牌，以穆斯林教胞的情份给各地的回回军政长官写了劝降信。（《马氏家乘》中收录了这封信，在此不敷述）元朝苍桥路总府阿里的长子卜罗添·赛哈智代表其父归降。为表示诚意，他改姓为马，他留一子一孙于昆明，把其余四子十八孙分散开来，散居各地，大理居多。卜罗添·赛哈智是元代回回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的六世孙。这样，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便 “开枝散叶”了。据《马氏家乘》记载，缅甸王与之交好，还赠送了十八株榕树苗给赛哈智的孙子们，祝他“开枝散叶”。大围埂村分得一株，长成参天大树后毁于咸丰年间兵灾。
赛哈智次子马文英的独生子马贵暹定居大围埂村，大围埂村始有赛家马。《马氏家乘》记载，马贵暹父子曾经修葺过大围埂，至于如何修葺，语焉不详。但这可以证明两点：首先，大围埂人历来珍视自己的历史。其次，大围埂古迹周围，是我们赛家马在大围埂村卜居创业得到的第一块土地，但不久之后，大量的明军军士和移民进入蒙化，大围埂村的土地大大缩减。新中国成立以后，那里还有部分良田是大围埂第四生产队的，笔者家在那里有７分承包田。
在明代，蒙化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开发。而作为古迹，大围埂见证了蒙化元、明的两次大开发。
如今再到那里，你见不到那蛮荒的一埂，后人已经利用围埂之土修筑了林旗厂水塘，塘水的秋波代替了卧龙的眼睛在仰望苍穹，大围埂下是西山路，那里已经繁华了起来。现代社会繁华的苔藓总会掩没一些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