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伴校长”樊丽明的“好弟弟”屠夫郑方贤
我在去上外贤达兼职之前，是对贤达做了一番调研的。我了解到鲍贤嗣董事长一手把一个学校拉扯大。如果他做爱好虚名的东林党员，那么学校早就垮掉了。贤达逐步壮大的历史说明鲍董事长是一个实干家，“知我罪我，唯有春秋”，他从不介意别人是如何评价他的。我还认为鲍董事长身边集结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团队，包括校领导与核心部门中层。他没有三头六臂，必然依靠团队管理，才能把学校搞好。基于这些结论，我才敢接受贤达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秋教授的邀请。
直到今天，我还是极为尊重鲍董事长及其团队成员。我对他们的欣赏与钦佩没有任何改变。即便我被免职都动摇不了我对他们的看法，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鲍董事长在大量的人事决策问题上偶尔犯点错误很正常。我不幸成了他罕见的错误决策的牺牲品。作为一名兼职教授，我的损失又不大，就不需要计较。如果我是全职，就直接找他聊聊。
其实，这不是鲍贤嗣董事长与董事会的错误，而是郑方贤恶意欺骗的结果。郑方贤进贤达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属于蜜月期，董事会对他采取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郑方贤滥用了董事长与董事会对他的信任，竟然欺骗整个董事会。郑方贤简直胆大包天！
董事会还有一个后果影响极大的错误决策是引进郑方贤——这也不奇怪，引进校领导是最为艰难的决策。郑方贤的学术背景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如果不是统计学专业出身，几乎看不透郑方贤。我是统计学专业出身，在被他伤害之后对他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的，否则同样看不透。郑方贤是十足的南郭先生，没有统计学博士学位，也没有统计学硕士学位，只有一个针对公务员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容不下姜文华，酿成了惨剧。复旦竟然给郑方贤一个统计学教授的职称，用复旦的牌子给了郑方贤招摇撞骗的机会，我在复旦读过书，对母校给郑方贤这样人职称表示不满。
2010年6月，我回到上海财大，9月份被一群同事围着，他们逼迫我给一个研究生面试者加分。整整一个小时，这些同事对我轮番进攻。我坚决拒绝。这件事开启了我在财大6年的艰苦岁月。故事太多暂且不表。2016年6月，时任上海财大校长樊丽明把我开除。樊丽明在上海财大没干什么好事，竟然还能升任山东大学校长，“德不配位必有余殃”，举国震惊的“学伴事件”终于在她任上爆发了。樊丽明在上海财大“屠杀人才”，郑方贤在贤达“屠杀人才”，这两位真是狗熊所见略同！
我随即开始找工作。我申请去上海交大，并且通过上海市委退休领导联系到时任党委书记。我准备等他回国再申请，热心的朋友提前帮我做启动申请。不幸的是，上海财大有人追剿我，我7月17日被已经患了癌症的蔡申瓯拒绝，可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有例外。从此以后，我就一路被这些人追剿，从北京到海南，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申请了不少大学，全部被拒绝。
从自媒体到媒体，动静都不小。徐国祥及其学生的抄袭上过五次媒体。上海财大力抗舆情，哪怕高考分数线下降也绝不在乎，河南省的上海财大分数线比立信金融还低。
在“丛树海-徐国祥”团伙的追剿下，我失业了整整三年半。去上海商学院是从教育部空降到上海接替丛树海的许涛书记安排的。我本以为能够由此认真做事。不料沈大明书记被二级学院书记朱嫣嫣彻底控制，跟上海财大“丛树海-徐国祥”团伙勾结迫害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贤达让我入职，学校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入职之后，很快就明白贤达为什么敢让我入职，因为鲍董事长的团队全部是极有智慧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朱嫣嫣与徐国祥影响。同样的，我开启了在贤达的美好生活，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帮助贤达搞数字化转型。
为了不给朱嫣嫣团伙破坏贤达的机会，我坚决拒绝贤达校领导给我的薪资，免费甚至贴钱为贤达做事。每次去崇明校区，过桥费（单程50元）均为自己承担。为了帮助贤达申请到大数据专业，我熬夜工作，劳累过度多次流鼻血。
数据科学学院成立之后，我被聘为副院长。
然而，这一切到了郑方贤挥起屠刀的时候就结束了。郑方贤进入贤达比我晚半年，不了解贤达申请第一个非文科专业有多么困难。他也不了解李进执行董事长为此付出了多大心血。不了解朱秋教授寻找人才、组织申报团队有多么辛苦。听说郑方贤拿出了各种理由，欺骗不同的人为他把我开除狡辩。作为一名教授，在贤达开设了一次数字人文主题的讲座，被郑方贤花式诋毁。这个讲座是梁副校长建议的，数据科学学院领导班子通过并向上提交，是校党委王书记审批同意的。郑方贤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直接站到梁副校长的对立面，跟着站到数据科学学院整个班子的对立面，站到王书记的对立面。郑屠夫一刀砍下去，我被免职，院长辞职，院长助理辞职，一刀砍三人，真牛！郑屠夫最牛的是，拒绝了我“不做副院长，还愿意做兼职教授”要求。不知道他拿出什么理由不让我做教授，估计是李鬼（伪统计学教授）怕李逵（真统计学教授）。
2016年，我被开除的事情在统计圈是全国闻名的，甚至影响到美国华人统计圈。这些新闻出圈的概率有一点，但是不大，因为搞管理科学的Y教授没有深刻认知。时任财大统计院长，开除我的“大将”周勇在被丛树海卸磨杀驴之后，极其后悔地说：“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跟茆长暄斗。”统计圈对此深有认同。郑方贤为什么如此胆肥？因为他名义是统计学教授，实际上因为不学无术，跟统计圈的交集极小。
贤达搞“信息+”迫切需要统计、计算机等领域的领导。夏书记不幸生病，郑方贤这种南郭先生才有机会混进来。在我看来，校领导不需要是统计、计算机等领域的专家，而院长、副院长必须是专家，因为学院是具体执行信息+战略的地方，绝对不能外行领导内行。校领导从事的是管理，不管什么专业出身，唯一的需求就是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有深刻的认知与果断的执行力。
最近听说，郑方贤宠上了一个贪财的老太婆，这位老太婆自己受贿，还逼着同事跟她一起受贿。郑方贤极力偏袒包庇这个老太婆，真是臭味相投，“不是一伙人，不进一学院。”
我在去上外贤达兼职之前，是对贤达做了一番调研的。我了解到鲍贤嗣董事长一手把一个学校拉扯大。如果他做爱好虚名的东林党员，那么学校早就垮掉了。贤达逐步壮大的历史说明鲍董事长是一个实干家，“知我罪我，唯有春秋”，他从不介意别人是如何评价他的。我还认为鲍董事长身边集结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团队，包括校领导与核心部门中层。他没有三头六臂，必然依靠团队管理，才能把学校搞好。基于这些结论，我才敢接受贤达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秋教授的邀请。
直到今天，我还是极为尊重鲍董事长及其团队成员。我对他们的欣赏与钦佩没有任何改变。即便我被免职都动摇不了我对他们的看法，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鲍董事长在大量的人事决策问题上偶尔犯点错误很正常。我不幸成了他罕见的错误决策的牺牲品。作为一名兼职教授，我的损失又不大，就不需要计较。如果我是全职，就直接找他聊聊。
其实，这不是鲍贤嗣董事长与董事会的错误，而是郑方贤恶意欺骗的结果。郑方贤进贤达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属于蜜月期，董事会对他采取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郑方贤滥用了董事长与董事会对他的信任，竟然欺骗整个董事会。郑方贤简直胆大包天！
董事会还有一个后果影响极大的错误决策是引进郑方贤——这也不奇怪，引进校领导是最为艰难的决策。郑方贤的学术背景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如果不是统计学专业出身，几乎看不透郑方贤。我是统计学专业出身，在被他伤害之后对他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的，否则同样看不透。郑方贤是十足的南郭先生，没有统计学博士学位，也没有统计学硕士学位，只有一个针对公务员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容不下姜文华，酿成了惨剧。复旦竟然给郑方贤一个统计学教授的职称，用复旦的牌子给了郑方贤招摇撞骗的机会，我在复旦读过书，对母校给郑方贤这样人职称表示不满。
2010年6月，我回到上海财大，9月份被一群同事围着，他们逼迫我给一个研究生面试者加分。整整一个小时，这些同事对我轮番进攻。我坚决拒绝。这件事开启了我在财大6年的艰苦岁月。故事太多暂且不表。2016年6月，时任上海财大校长樊丽明把我开除。樊丽明在上海财大没干什么好事，竟然还能升任山东大学校长，“德不配位必有余殃”，举国震惊的“学伴事件”终于在她任上爆发了。樊丽明在上海财大“屠杀人才”，郑方贤在贤达“屠杀人才”，这两位真是狗熊所见略同！
我随即开始找工作。我申请去上海交大，并且通过上海市委退休领导联系到时任党委书记。我准备等他回国再申请，热心的朋友提前帮我做启动申请。不幸的是，上海财大有人追剿我，我7月17日被已经患了癌症的蔡申瓯拒绝，可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有例外。从此以后，我就一路被这些人追剿，从北京到海南，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申请了不少大学，全部被拒绝。
从自媒体到媒体，动静都不小。徐国祥及其学生的抄袭上过五次媒体。上海财大力抗舆情，哪怕高考分数线下降也绝不在乎，河南省的上海财大分数线比立信金融还低。
在“丛树海-徐国祥”团伙的追剿下，我失业了整整三年半。去上海商学院是从教育部空降到上海接替丛树海的许涛书记安排的。我本以为能够由此认真做事。不料沈大明书记被二级学院书记朱嫣嫣彻底控制，跟上海财大“丛树海-徐国祥”团伙勾结迫害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贤达让我入职，学校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入职之后，很快就明白贤达为什么敢让我入职，因为鲍董事长的团队全部是极有智慧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朱嫣嫣与徐国祥影响。同样的，我开启了在贤达的美好生活，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帮助贤达搞数字化转型。
为了不给朱嫣嫣团伙破坏贤达的机会，我坚决拒绝贤达校领导给我的薪资，免费甚至贴钱为贤达做事。每次去崇明校区，过桥费（单程50元）均为自己承担。为了帮助贤达申请到大数据专业，我熬夜工作，劳累过度多次流鼻血。
数据科学学院成立之后，我被聘为副院长。
然而，这一切到了郑方贤挥起屠刀的时候就结束了。郑方贤进入贤达比我晚半年，不了解贤达申请第一个非文科专业有多么困难。他也不了解李进执行董事长为此付出了多大心血。不了解朱秋教授寻找人才、组织申报团队有多么辛苦。听说郑方贤拿出了各种理由，欺骗不同的人为他把我开除狡辩。作为一名教授，在贤达开设了一次数字人文主题的讲座，被郑方贤花式诋毁。这个讲座是梁副校长建议的，数据科学学院领导班子通过并向上提交，是校党委王书记审批同意的。郑方贤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直接站到梁副校长的对立面，跟着站到数据科学学院整个班子的对立面，站到王书记的对立面。郑屠夫一刀砍下去，我被免职，院长辞职，院长助理辞职，一刀砍三人，真牛！郑屠夫最牛的是，拒绝了我“不做副院长，还愿意做兼职教授”要求。不知道他拿出什么理由不让我做教授，估计是李鬼（伪统计学教授）怕李逵（真统计学教授）。
2016年，我被开除的事情在统计圈是全国闻名的，甚至影响到美国华人统计圈。这些新闻出圈的概率有一点，但是不大，因为搞管理科学的Y教授没有深刻认知。时任财大统计院长，开除我的“大将”周勇在被丛树海卸磨杀驴之后，极其后悔地说：“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跟茆长暄斗。”统计圈对此深有认同。郑方贤为什么如此胆肥？因为他名义是统计学教授，实际上因为不学无术，跟统计圈的交集极小。
贤达搞“信息+”迫切需要统计、计算机等领域的领导。夏书记不幸生病，郑方贤这种南郭先生才有机会混进来。在我看来，校领导不需要是统计、计算机等领域的专家，而院长、副院长必须是专家，因为学院是具体执行信息+战略的地方，绝对不能外行领导内行。校领导从事的是管理，不管什么专业出身，唯一的需求就是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有深刻的认知与果断的执行力。
最近听说，郑方贤宠上了一个贪财的老太婆，这位老太婆自己受贿，还逼着同事跟她一起受贿。郑方贤极力偏袒包庇这个老太婆，真是臭味相投，“不是一伙人，不进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