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幸于民上。徼幸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轴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戮人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政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商君书•算地》）

　　【译文】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末，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末，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就得平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得平，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大大权了。

4．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商君书•战法》）

　　【译文】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作战就勇敢。人民习惯于用力量攻打凶险的地方和强悍的敌军，所以没有怕死的心情。看见敌兵像水决一般地崩溃，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说：“大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十里。小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五里。”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象它进攻，不必犹豫。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考察双方兵力的多少，或胜或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5．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

　　【译文】

　　人臣侍奉国君，多是以国君所爱好的东西为转移。国君爱好法度，人臣就用法度来侍奉他；国君爱好言谈，人臣就用言谈来侍奉他。因此国君爱好法度，正直的人必定出现在他的面前；国君爱好言谈，说长道短的人必定出现在他的左右。只有公私的界限分明，小人才不嫉妒贤人；无能的人才不嫉妒有功的人。尧舜的治理天下，并不是独占天下的利益，乃是为了天下人而治理天下，所以选拔贤能，而且把天下传给他。尧舜并不是疏远自己的儿子，亲近外人，乃是明晓治乱的道理。三王用道义来爱护天下人，五霸用法度来纠正诸侯，都不是独占天下的利益，乃是为了天下人而治理天下。因而才能取得名誉，建立功业，天下人都喜欢他们的政治，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现在乱世的君臣很渺小地独占一国的利益，或掌握一官的职权，从而就追求个人的私利，这就是国家危险的原因。可见公私的分界就是国家存亡的根源。

7．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生虱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六虱成俗，兵必大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削，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商君书•弱民》）

　　【译文】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农民耕恳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这三种职业会产生六种虱子：第一是“岁”虱；第二是“食”虱；第三是“美”虱；第四是“好”虱；第五是“志”虱；第六是“行”虱。这六种虱子生了根，国家必定削弱。农民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思想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病害。六种虱子形成风俗，军队出征，必定是大败的。法度邪曲，统治就要错乱。任用贤良，谈论就要盛行。治道纷繁，国家就乱。谈论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确，治道就会省简。任用力量，谈论就会停止。治道省简，国家就治。谈论停止，兵力就强。所以治道扩大，国土就缩小了；治道缩小，国土就扩大了。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8．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以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言正者，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轴。初假吏民奸轴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商君书•慎法》）

　　【译文】

　　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辈辈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人，就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是贤能；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是贤能，因而不等待他立功，就给予官爵；不等待人有罪，就加以刑罚。这种情况，正是使贪官污吏有所凭借而成就他们的奸险；使小人有所凭借而施展他们的巧诈。既然树立了官吏和人民进行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诚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支配十人之多；而况平庸的国君怎能统治一国的臣民？那些结成党羽的人们不等待国君，而就能搞成自私的勾当，国君从臣民中间，提拔这样一个人，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国家就弱了，大臣就强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受外国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谈说的技术，愚昧和智慧的人一齐学习，学士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诽谤多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战争，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守卫，必定出卖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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