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海子
海子，鬼气太重，生气太少。诗人，应该是关注人生，生气勃勃的人。我们看看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拜伦、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是何等气象！海子有精神病，有妄想症，是他的不幸。我们可以“哀其不幸” ，但不能圣化他。甚至可以说，从他的诗里，也探索不出多少微言大义来，他更不是献身诗歌的人的榜样。
诗人应该有坚强的心灵，他当时的环境不算太差，大学教师，还能怎样？既然不是国破家亡，彻底绝望，不是冤沉海底，反抗强暴，自杀只能说是心里有病，怯懦颓废，对人生绝望了。 顾城也患有精神病。尊崇精神病的诗人，现在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病。 其实，海子只是一个把 “诗名” 看得过重的小才子而已。
我并不是主张 “好死不如赖活 ” ，问题是诗人要活得有价值，死得有尊严，还是司马迁说的 “泰山鸿毛”那句话。八十年代后期他不能活，遇上日本侵华，他怎样？如果在 “文革” 中，他怎样？到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他更会怎样？海子，依据他的传记材料，他自己的诗，他周围朋友对他的回忆，他完全是一个生活在梦中的人，一个自我放逐于现实之外的自怜自恋的才子。《老子》说：“大道甚夷（平坦宽广），而民好径（走小路）”，说到底，他是个不闻大道的 “下士 ”。他的短诗，或许会有一点较好的作品，长诗，则纯然是一大堆模仿希伯来神话、与中国的历史现实渺不相关的梦呓
海子不懂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他以为“史诗”是任何时代都可以随意创作的，不知史诗是民族对于自己早期时代的回忆，不是今天的个人可以产生的。于是他和他的朋友编造“伪经” ，他热衷于创造“史诗” 。这个问题，我在《坛外谈诗》和论文《新诗的厄运和当代先锋诗》里，也曾论述过。
海子出身贫穷，这本来没有任何可以自卑的地方。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值得人同情和尊重，可是恰恰使他自卑。自卑的另一面，则是对于不朽声名的狂热追求与妄自期许。这种狂热追求与妄自期许，一旦小有挫折，即容易走上极端。虽然他也读了不少西方的哲学与文学，比如荷马史诗、《圣经》、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荷尔德林等等，但他在学识和人格上都没有成熟。他艶羡和仰慕不已的是西方史诗纪念碑、凯旋门式宏大叙事的巍峨的外表，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其中丰富的内涵。他在《诗学：一份提纲》的文章里，论述“人类诗歌史上创造伟大诗歌的两次失败”，“第一次失败是民族诗人的失败”，提到的“代表人物”有：普希金、雨果、惠特曼、叶芝、维加、易卜生，说“他们的成功是个别的和较小的”；第二次失败是“碎片与盲目”，提到的文学艺术家，属于创造“碎片”的有卡夫卡、乔伊斯、庞德、艾略特、赛尚、毕加索、瓦格纳、加缪、萨特等人，属于创造“盲目的诗”或“独眼巨人”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今日的拉美文坛”、美国的麦尔维尔、福克纳，英国的哈代……等等。所以，他认为“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的成功的伟大的诗歌”。他又说，在他们之上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他举出的例子，是埃及金字塔、敦煌佛都艺术、《圣经·旧约》、两大印度史诗和《奥义书》、荷马两大史诗、《古兰经》和一些波斯的长诗汇集。于是，他得出了结论：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有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的一次性诗歌行动。于是他断言和预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须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歌。”
我的理解，这个世纪之交的“伟大的诗歌行动”就是后来他到山海关卧轨自杀，“一首伟大的诗歌”就是他的“史诗”《太阳·七部书》！
且不去说他构造的世界文学图景，众神的等级座次以及评价，纯粹是主观臆说，一厢情愿，他自己又何尝要做一个“抒情诗人”？所以现在那些拼命鼓吹海子抒情短诗的人们实在是谬托知己，他的真正心愿是创造“一首伟大的诗歌”，并且辅之以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