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传奇◇◆MJ自传-太空步

太空步 序言
      我们该如何来形容迈克尔·杰克逊呢？他可说是这世上最受人称道的艺人之一，是一位不断创新且叫人惊喜的词曲作家，而他独特的舞蹈动作像是要和地心引力相抗衡，并媲美前辈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凯利。
      外界也许不能全然得知他对歌唱事业投注的程度，他是个无法停下脚步、难得自满的完美主义者，不时地挑战自我。
      对多数的人而言，迈克尔·杰克逊似乎是个无从捉摸的谜。但是，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却不这么想，这位才华出众的艺人本身，有着细腻敏锐的情感、热情、有趣、又能清楚得洞察诸事。迈克尔的书《太空步》让大家有机会一探他的工作及思想之妙。
      ——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


具体来说，有好多时候，我放学回家，一放下书本，就得马上做好去录音室的准备。到了那儿，我就得一直唱到深夜，直到过了上床时间，真的是这样。摩城唱片公司的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园，我记得自己在录音室里看着那些孩子玩耍。我只是好奇地盯着他们——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自由，还有这么无拘无束的生活——心里盼望着能像他们一样，随便就可以走出这间屋子。我对这种自由的渴望超出了一切。那是我童年时伤心的时刻，这对任何一位童星来说都是一样的。伊丽莎白·泰勒对我说她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要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工作，你会觉得这世界是那么的不公平。没人强迫我去当领唱的小迈克尔，我当了，也爱当，但那是个苦差事。举例来说，我们在灌制一张专辑时，放了学就得朝录音室跑，我也许来得及吃上一顿快餐，也许就来不及。有时候就是一点儿时间都没有。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二点了。
      因此，我觉得我和别的自幼开始工作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奋斗的，我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也知道他们学到了些什么。我明白了，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这一切对他更多的意味着是一种挑战。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头儿，一个经历了世事沉浮、饱偿了人生沧桑的老头儿。由于我已经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很难相信自己才刚刚二十九岁。我干这一行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走近了生命的终点。该有八十岁了吧？人们都在给我捶背呢。这就是过早开始工作的后果。
      我第一次和哥哥们一起演出时，人们都知道我们叫“杰克逊家族乐队”，后来我们改名为“杰克逊五兄弟”。再后来，等我们离开摩城公司之后，我们又改回到原来的名称。
      自从我们开始了演唱生涯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音乐以来，我们把我的，或是我们小组的每一套专辑都献给了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我在记忆深处仍能回想起这样的情景：她一只手抱着我，嘴里哼唱着一些像《你是我的阳光》（YouAreMySunshine）或《棉花地》（CottonFields）那样的歌曲。她给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唱歌。尽管我妈妈曾在印第安纳住了一段时间，她却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在那里，黑人们在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中长大，他们听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就像听教堂里的布道一样普遍。直到今天，我妈妈还很喜爱威利·尼尔森的歌儿。她的嗓音一直很甜美，我猜想，我就是从她那儿得到了唱歌儿的天赋，当然，也从上帝那儿。
      妈妈会吹单簧管，还会弹钢琴。她教我的大姐莫林——我们都管她叫瑞比——演奏这两种乐器，也教我的另一个姐姐拉托亚。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在人们面前演奏她喜爱的音乐了，不是她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小时候她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跛子。她战胜了疾病，可她这辈子却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不过她对我们说，那时她能恢复健康实在是幸运，因为很多人都得这个病死了。我记得给我们接种疫苗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她甚至没让我们去参加青年俱乐部的演出——而在我家，这演出是多么重要啊。
      母亲认为她的疾病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上帝对她能否战胜困难的一次考验。她无时无刻不让我沉浸在上帝赐予的爱中；她告诉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就像美丽的日落、就像暴风席卷来的能供孩子们嬉戏的瑞雪一样，都是上帝的恩赐。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排练或旅程中，妈妈却是总能挤出时间带我、瑞比和拉托亚到耶和华见证教圣殿去做祷告。
      几年过去，在离开加里后，我们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表演。就是从这个星期天晚上丰富多彩的实况转播节目里，美国人曾第一次看到了“甲壳虫”乐队、埃尔维斯（猫王）、“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表演的节目。那晚演出结束后，沙利文先生向我们每个人表示祝贺和感谢；可我却在一旁琢磨他演出前对我说的话。那时我一个人在后台溜达，就像“百事可乐”广告中那个小男孩儿一样，正好碰上沙利文先生。他看来很高兴见到我，还跟我握了握手，但在放开我的手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忠告。那是1970年，是好几个摇滚音乐界的杰出人物都因为吸毒或酗酒死去的一年，甚至连同行业中那些精明的老前辈，都没能料到会损失那么多后起之秀。有些人已经对我说过，我使他想起了五十年代著名的青年歌手弗兰基·林蒙，而他正是那样死去的。埃德·沙利文准是想到了这些，才跟我说：“永远也不要忘记了你的才华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才华是上帝的恩赐。”


      我从心里感激他，可我本应该告诉他我妈妈从来就没让我忘记过这点。我没有得过让一个舞蹈演员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小儿麻痹症，但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用别的办法考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家里过多的人口，窄小的房子，仅够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加上邻家嫉妒的孩子们在我们排练时，向我家窗户上扔石块，大叫着让我们休想练下去。每当我想起妈妈和童年的生活，我就能告诉你，世界上还有比金钱、社会的承认和各种奖励更丰富的报酬。
      妈妈是个慷慨的赐予者。如果她发现我们当中有谁对某件事发生了兴趣，只要有可能，她总会想方设法帮我们加深这种兴趣。比方说，假如我突然想起要当电影明星了，她回家的时候，怀里就会抱着一大摞关于著名影星的书。尽管有九个孩子，她仍然像对待独生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个人。谁也不曾忘记她的操劳和她那伟大的赐予。每个孩子都认为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虽然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这种感觉。凯瑟琳和蔼、热情、认真；我无法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母爱，我将如何长大成人。
      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个特点，要是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寻找，并且依恋那个人，比如爷爷奶奶啦，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来就不必寻找什么别人。她教给我的东西是无价的。善心、爱和替他人着想是她恪守的信念，她教育我们不伤害别人、从不祈求怜悯和决不贪小便宜。这些恶习在我们家里被视为邪恶。她总是希望我们奉献，从不愿意我们去索取或乞讨。这就是她的为人。
      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加里市——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浑身流血不止的人挨家挨户的敲门。附近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血迹。邻居们谁也不敢让他进去。最后，他到了我家门口，在门上连拍带敲。我妈妈马上就让他进来了。你看，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做，可我妈妈就敢。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大滩血。但愿我们能像妈妈那样做人。
      我关于爸爸的最早记忆，就是他从钢铁厂回家时，总要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我们吃。我们兄弟能一下把他们吃个精光，然后，爸爸打个响指，那个口袋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经常带我们去公园坐旋转木马，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早记不清坐木马时的感觉了。父亲对我来说总像个谜，这点他自己也知道。我几乎从没有真正和他亲近过，这是不多的几件使我觉得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些年中，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外壳，每逢他和我们谈完家里的正经事儿时，就很难和我们再呆在一起。有时家里人都聚在一起，他却离开了房间。哪怕到了今天，他仍然不愿意正面接触父与子之间的问题，因为他太局促了；每当我看到他这样，自己也跟着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当然，出事只是个迟早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都吓得要死。在爸爸回来之前已经来不及把琴修好了，况且，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样修。哥哥们想不出好主意，便把吉他放回柜子里，希望爸爸会以为弦是自己断的。不用说，爸爸没买他们的账，他大发雷霆。姐姐示意我别吱声，也别露面。但我听到蒂托大哭起来，自然就跑去看个究竟。蒂托在他的床上哭个不停，爸爸走过去示意他起来。蒂托给吓坏了，可父亲就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他那把宝贝吉他。他严厉的看了蒂托一眼，好像要把他的五脏六腑看穿似的，然后说道：“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
      哥哥恢复了镇静，开始弹他自学的几段快速音乐。当父亲看到蒂托弹得是那么出色之后，他明白了，他的儿子显然练习了好一阵子了，而且，蒂托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把他的宝贝吉他当玩具玩儿，已经发生的只不过是个小事故。就在这时，妈妈走了进来，对我们的音乐才能表示了热烈的赞赏。她告诉爸爸，我们是有天赋的，他应该听听我们的演奏。她一个劲儿的劝他，由于有这一天，他开始听我们的弹奏了，并且还挺喜欢。这样，蒂托、杰基和杰梅恩三个人就热切地练习起来。几年过去，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告诉爸爸，说我歌儿唱得还不错，又会打鼓，于是，我就成了小组的一名成员。
      大概就在那时，爸爸决定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家里发生的这件事了。渐渐的，他和“猎鹰”小组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而更多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块儿练习弹奏的时候他指点我们，教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我和马龙年纪尚小，还不能弹，但我们观察爸爸如何训练哥哥们，边看边学。爸爸不在时不许动吉他的禁令依然有效，但一有机会，哥哥们就抱着那琴弹，爱不释手。杰克逊大街上我们那座房子里终日洋溢着音乐声。瑞比和杰基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俩的基础很好；剩下的孩子们就在加里的学校里上音乐课，并参加学校的乐队，但再多的练习也消耗不完我们那旺盛的精力。
      “猎鹰”小组仍在演出挣钱，尽管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但那笔额外的收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笔钱能使这个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不至于断顿儿，但要想买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还是不够。妈妈在希尔斯百货公司干些零活儿，爸爸仍在钢铁厂工作，虽然没人挨饿，但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日子真是没有指望。
      一天爸爸很晚才回家妈妈开始着慌了。他刚一到家她就准备朝他唠叨几句。这种事我们时不时能看到一回这次我们想看看他是否能像责怪别人那样听别人的责怪。可当他把脑袋伸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脸上挂着一种调皮的神情还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等他从背后拿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红吉他时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把吉他只比柜子里那把稍微小一点儿；我们都希望，爸爸这样做是为了把那把旧吉他给我们，可他说这把新的是给蒂托的。我们羡慕极了，一起围过去，这时爸爸对蒂托说，如果其他人想练习的话，你就得把吉他给他练。我们不准备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这是件分量很重的礼物，而那一天对我们杰克逊一家来说，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妈妈为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也了解她的丈夫；她比我们更了解他的远大抱负和他为我们安排的计划。夜晚，我们都进入了梦乡后，他向她诉说他的梦想，这梦想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把吉他上。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和器材，而不仅仅是礼物打交道了。杰梅恩得到了一只低音贝司和一个音频放大器；给杰基的是一副沙锤。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开始变得像一家音乐商店。有时候我听到爸爸和妈妈就增加的花销争论不休，因为买这些乐器和附件，我们已经没钱买每个星期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了。可不管怎么说，爸爸总是有说服力的，看来他抓住了谈话的窍门。


     我们甚至在房间里装上了麦克风，在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算得上奢侈品了；尤其对一个总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在家里装上那些话筒，目的绝不在于赶上琼斯一家或是任何一位在晚间业余歌手比赛中露面的歌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我曾在“能手大赛”上看到过一些人，他们在家多半儿唱得挺不赖，可一站在麦克风前就连嘴都张不开了。还有一些人，一开始唱就大喊大叫，好像想要证明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话筒那玩意儿。他们不如我们有优势——那种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的优势。我想这大概让许多人嫉妒，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对使用麦克风的擅长让我们占了便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只消看看我们为此作出的牺牲——业余时间里的排练，学业的荒疏和朋友之间交往的减少，他们还有什么权利嫉妒呢？我们唱得越来越出色，但我们工作的强度决不亚于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一倍的人。
      一次，我正看哥哥们——包括敲邦戈鼓的马龙在内——练习，爸爸带着两个小家伙，一个叫约翰尼·杰克逊，另一个叫兰迪·兰西弗，他们负责打击乐器和管风琴的演奏。摩城公司后来称他们是我们的表兄弟，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人的宣传手法，他们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一大家子。这下我们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乐队！我观察每个人的演奏，试着把能学会的都学会，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哥哥们排练时，或是在慈善募捐集会和商业中心演唱时，我就将一切统统吸收进去。我观看杰梅恩的时候最为入迷，因为那时他是歌手；再说他又比我大得多——而马龙的年龄和我则太接近了。是杰梅恩送我去幼儿园，他穿不了的衣服也总是给我接着穿，他做了什么后，我便试着去模仿他。要是我学得挺像，爸爸和哥哥们就会笑起来，但我一张口唱歌，他们就开始静静的倾听，那时我用童声模仿着别人的声音唱；我是那么小，好多歌词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唱得越多，知道的也便越多。在跳舞方面，我则总是无师自通懂得该怎样跳，因为杰梅恩要举着他那支大低音贝司，所以我注意的是马龙的脚步，再说因为马龙只比我大一岁，我也只能跟得上他的步子。不久我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并准备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通过练习，我们逐渐对每个小组成员的特长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分工也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我们家在加里的那所房子可真小，只有三个房间，可那时它在我们眼里似乎却大得很。当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世界是那么广阔，一所小房子也像是有它自己的四倍那么大。许多年之后我们重返加里时，都惊讶的发现房子竟是那样小。我的印象中它是那么宽敞，可你从门前起迈出五步，人已经站在后门外了。那房子真是比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我们住在那儿时，它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还挺不错。年轻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就是这般不同。
      我只模模糊糊的记得在加里上学的那些日子。上学的第一天我大概在校门口睡着了；当时我肯定讨厌上学。我不想让妈妈离开我，这很自然，我不想到那儿去。
      像别的孩子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适应了，并渐渐喜欢上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女教师们了。她们对我们总是很和蔼，而且，她们都喜欢我。那些老师可真了不起；每次我从一个年级升到下一个年级，她们都会流着眼泪拥抱我，说她们是多么不愿意让我离开她们的班。我对我的老师爱得这样狂热，甚至偷出妈妈的首饰，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她们。她们非常感动，可久而久之妈妈发现了这一切，我的这种慷妈妈之慨的举动也便宣告结束了。为了证明我是多么的热爱她们和那所学校，现在我必须作些什么，以回报我得到的爱。


太空步 第三章 举足轻重
      一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演出，每个班的每个同学都得演点儿什么，于是我就跑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我们商定，我将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演唱电影《音乐之声》中的插曲《攀上每座高山》（ClimbEveryMountain）。在我唱完之后，礼堂里的反应真让我不知所措。掌声雷动，人们面带笑容，许多人还站了起来；我的老师一个劲儿的喊叫，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想到我让大家都感到快乐，心里真有一种奇妙都感觉。我的确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不过像每天晚上在家里一样的唱歌而已，因此我也感到一丝迷惑。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唱过来的。你只要张开嘴唱就行了。
      不久爸爸推荐我们参加了能手大赛。他是一个好教练把自己的很多时间和钱都花在我们的排练上。才能是上帝赐给人的然而教会我们如何去培养这种才能的却是爸爸。我想我们生来就是干表演这一行的。我们热爱表演，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每天放学后父亲就坐在屋里陪着我们练习，我们演唱给他听，他就在那儿挑刺。谁要是乱了套，谁就得挨揍，有时是皮带，有时是鞭子。父亲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是真正的严厉。马龙什么时候都要出点儿毛病，而另一方面，我却总是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情挨打。父亲总是把我弄得又伤心，又疼痛。我呢，便总想给他也来几下，结果却招来更多的打骂。我抓起鞋就向他扔去，或干脆挥动拳头乱打一气，因此我挨的打比哥哥们加在一块儿的还要多。我一还手，爸爸就气的简直要杀了我，要么就把我撕成两半。妈妈告诉我，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爱还手，这我不记得了，但我还能想起为了躲父亲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把他气得发疯。我们之间就是这么一种乱七八糟的关系。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只是练习；我们老是练习。有时候，半夜三更了，我们才有时间做游戏或玩我们的玩具。我们玩“捉迷藏”，“逮人”，或者跳绳什么的，也只有这些可玩儿。我们有多一半工夫花在了工作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爸爸快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们就赶紧跑回家去，因为如果他发现我们没有按时开始排练，那麻烦可大了。
      尽管有这一切，妈妈还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是她第一个发现了我们的才能，并继续帮我们发掘潜力。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她的爱和完美的幽默感，我们怎么能做到眼前这一切。她因为担心我们受不了沉重的压力和长时间的排练而忧心忡忡，而我们呢，则一心想发挥最好的水平，因为我们确实热爱音乐。
      在加里，音乐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和夜总会，想在那儿一显身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每星期六下午，爸爸给我们排练完，就去看当地的演出，甚至一路驱车去芝加哥看节目。他总是在留意那些能使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走下去的东西。他一回家就和我们讲他的见闻，讲什么人在演出什么节目。他脑子里装着所有最新的信息，无论是我们可以参加的，当地剧院举办的比赛，还是“明星车队”汇演中我们可以借鉴的精彩表演、服装和动作，应有尽有。有时候，要等星期天我去圣殿作过礼拜回来，才能见到父亲的影子，而我刚一进门，他便开始给我们讲前个晚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尽力让我相信，如果我试一下那种舞步，我就能像詹姆斯·布朗那样用一条腿跳舞。我就是这样，脱胎换骨似的从教堂出来，又一头扎进了演出事务。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收集每次演出的纪念品了。我们安排了演出阵容；他们把我排在左边第二位，从观众那边来看，杰梅恩紧靠着我站在边上，杰基则在我右边；蒂托和他的吉他占据了最右边的位子，马龙在他旁边。杰基长高了，在那儿俯视着马龙和我。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都以这种阵容上场，效果颇佳。我们遇到过的一些小组都因为内讧先后解散了，而我们的小组却越来越精干，越来越老练。加里那些常来看能手大赛的人慢慢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拿出看家本事，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不想使他们对我们的演唱感到厌倦。我们知道变化永远是好的，有变化才有进步，所以我们从来不怕改变自己。


想要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或能手大赛上凭借十分钟里的两首歌夺魁，花费的精力就要像准备一场九十分钟演唱会那么多。我不能不说，由于毫无出错的余地，你在这一、两首歌上花费的精力比你一旦有幸一口气接连演唱十四、五首所花费的还要多。这些能手大赛就是我们上的职业教育课。有时候，我们开车到几百英里之外去唱那么一两首歌；因为我们不是当地的选手，我们心里还得希望观众们不至于给我们喝倒彩。我们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竞赛，其中有仪仗队员，喜剧演员，还有像我们这样的歌手和舞蹈演员。我们必须自始至终牢牢抓住那些观众；什么事都不能靠碰运气。因此，服装、鞋、发型，一切的一切都得听从父亲的安排。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真的就像是一群职业歌手。有了这些准备，只要我们像排练时那样去唱，得奖是不成问题的。即使我们在市里华莱士中学演唱时，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歌星和啦啦队，我们就在他们的后院里向他们挑战。自然地方演员总有一批忠实的本地歌迷追随左右，因此我们一旦进入别人的地盘，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当节目主持人把他的手举过我们头顶，示意观众有节奏地鼓掌时，我们真想弄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比所有其他人付出的都更多。
      作为歌手，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余的人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理总是仁慈的提醒我们说：如果詹姆斯·布朗发现他的“著名火炬”小组中有谁漏了一个小节或错了一个音符的话，他会罚他们的款的。作为领唱，我比别人更不能请“晚假”。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床上病了一天之后，晚上还是上台表演来着。尽管我知道我和哥哥们已经熟练到在梦中也能演出的程度了，我还是集中不起精神来。一碰到这种时候，我就得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去看观众中的熟人或是主持人，要不非分散注意力不可。我们唱的歌都是人们从收音机里听过的，要不就是爸爸知道的那些老歌，如果你出了错，观众马上就能听出来，因为歌迷们知道那些歌曲，也知道什么地方该唱成什么样。如果你想改编一下，那只能改的比原作更好才行。
      我八岁的时候，我们用自己改编的“诱惑”小组的歌儿《我的女孩》（MyGirl）摘取了全市能手大赛的桂冠。比赛就在几个街区以外的罗斯福中学举行。从杰梅恩用低音贝司奏出第一个音符，吉他手蒂托第一次急速的拨弦，直到我们五个人的合唱结束，观众们就站着听完了全曲。杰梅恩和我交替着演唱，与此同时，马龙和杰基像陀螺似的飞速旋转。最终当那个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在我们手中来回传递的时候，感觉真是妙极了。结果，它像一个婴儿似的躺在汽车前座上。我们和爸爸一道回家时，他说：“看了今晚这样出色的表演，他们没办法不把这个大家伙发给你们。”
      我们现在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向芝加哥进军，因为那里有最稳定的工作和方圆几百里之内最好的歌曲。我们迫不及待地规划未来的蓝图。爸爸的演唱小组唱过芝加哥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小组的曲目，但他明智的看到，那些更欢快的、超一流的音乐才更能投我们所好，给予我们的才更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并非所有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能像他那么了解行情。事实上，我们认识一些音乐家，他们认为六十年代的音乐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是有失身份的。可父亲不这么看。他一听就能分辨出那些极妙的唱法，甚至他会和我们讲他见到了加里的“斯帕尼尔兄弟”演唱小组的事儿；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一些意大利移民，他们成为明星时岁数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当“奇迹”小组的斯莫基·罗宾逊唱《泪痕》（TracksofMy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BabyBaby）这样的歌曲时，他听得跟我们一样专注。
      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在音乐方面并不甘落后，一些了不起的歌星，像“烙印”小组的柯蒂斯·梅菲尔德、杰里·巴特勒、梅杰·兰斯和蒂龙·戴维斯，都曾在城市中我们后来所去的各处演出过。这样，父亲就整日为我们的训练和演出忙碌。在钢厂，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妈妈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些怀疑，不是因为她觉得我们还不够出色，而是因为她还没见过有谁像父亲这样，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一心想把他们造就成音乐家。甚至当父亲告诉她，他已经和加里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预约好，将我们的节目作为那儿的常设节目时，她也没表现出有多么惊喜。我们被迫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花掉我们的周末，以便在日益增多的业余歌手比赛中获奖。这些旅行需要很多的费用，因此，在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里的工作更显得特别有意义。妈妈对观众的反应感到惊讶，对我们受到的奖励和注意非常高兴，但她更多的是为我们担心。她对我尤其放心不下，因为我年纪太小。“这可真够一个九岁孩子受的。”她一边说一边死死盯住父亲的眼睛。

太空步 第四章 小大人
      我们在芝加哥的夜总会里成功的表演之后不久，一天父亲带回家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我从来没听到过。我们习惯于演唱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因此当父亲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起磁带里的那些歌时，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里面无非是一个唱得不怎么样的家伙和伴奏的几声吉他和和弦而已。父亲告诉我们，录音里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歌手，而是一位歌曲作者，他在加里拥有一座录音棚。这位名叫基思的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练习他的那些歌，看看能不能从中挑选一些给我们灌一张唱片。自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的确想灌一张唱片，随便什么唱片。
      我们把重点放在声音上，而不像以往那样，从舞蹈这一角度开始排练一首歌。唱一首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新歌并不怎么有趣，但我们已经很老练了，能藏起我们失望的情绪，并尽力唱好它。等我们作好准备，觉得自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了，爸爸把他们录了下来，当然，开头总要出几次错，爸爸也免不了说几句给我们打气的话。我们都想猜测出基思先生是否喜欢我们为他录的东西，这样过了一两天，爸爸突然又带来了更多的歌曲让我们学，并说我们将在第一次录音时演唱这些歌。
      基思先生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酷爱音乐的钢铁工人，只是他更多的从事唱片商业活动。他的唱片公司和录音室都叫做“钢城”。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基思先生当时的兴奋并不亚于我们。他的录音棚在市中心，因此，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就出发了，那时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竞赛者”还没开始。基思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并打开了录音棚，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个摆满各种设备的小玻璃间，并把每种设备的用途都讲给我们听。看来我们用不着太多的录音设备至少在这儿用不着。我把一个大金属耳机戴在脑袋上——在演唱中他总是掉到我的脖子上——好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我们兄弟几个琢磨插头该插在什么地方，人该站在哪儿的时候，一些伴唱的演员和一个管乐小组进来了。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我们之后录音的，当我们得知他们是来配合我们的时候，都又惊又喜。我们朝爸爸看去，他却根本不动声色。显然他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什么事也别想让父亲吃惊。他告诉我们，在录音间里的时候，一切都要听从基思先生的指挥，只要我们照他说的做，录音效果自然就会使人满意。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录完了基思先生的第一首歌曲。一部分伴唱歌手和管乐手也是头一回录音，都觉得挺吃力；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受过第一流的指导，所以不像我们那样习惯于一遍又一遍地演唱或演奏。这时我们才会体会到，父亲为把我们培养成优秀的职业歌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后接连几个星期六，我们都在这里度过，把一周中练好的歌曲灌成唱片，每次回家时再带走一盘基思先生的新磁带。有一个星期六，父亲甚至带着他的吉他来和我们一起演唱，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在唱片开始发行之后，基思先生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在每首歌曲之间或演出之后把他们卖给观众。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名家的大作，但是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开端，而在那个时候，能出版一张写着你们小组名字的唱片是一件大事。我们实在幸运极了。
      这张名叫《小大人》（BigBoy）的唱片是我们在“钢城”公司录制的第一张单曲，歌中充满了相当低沉的调子。《小大人》是一首动人的歌曲。当然，要是你想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你就得想象一个瘦小的九岁孩子在唱着这只歌。歌词中说，“我不想再听童话故事了”，但事实上我离能够理解绝大部分歌词的年龄还差得远。我只是在唱他们让我唱的东西。
      这首带着迷人的低沉调子的歌在加里的电台播放之后，我们在邻居中间立刻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谁也不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唱片，就连我们自己也费了好大劲儿才相信了这一点。


     在“钢城”公司录完了第一张唱片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芝加哥各种大型能手比赛上。通常别的演员在见到我时都要仔细打量我一番，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之后出场的，大概因为我的个头儿太小了吧。一次，杰基突然失去控制大笑起来，就好像谁把世界上最逗的笑话讲给他听了似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敢说，爸爸当时一定担心极了，唯恐他在台上演砸了，便走过去想提醒他两句。谁知杰基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他就和杰基一起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爸爸自豪的说，杰基偶尔听到一群歌星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道：“今儿晚上可不能让‘杰克逊五兄弟’里的那个侏儒抢了我们的好戏。”
      刚开始我觉得挺不好受，因为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觉得他们这么说真是卑鄙。我不能不接受我是最矮的这个事实，可不一会儿，我的其他几位哥哥也都笑得不行了。爸爸解释说他们不是在笑我，并说我应该以此为荣才是。那帮人不过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竟认为我是个装成小孩模样的大人，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小芒奇一样。爸爸还说，要是我能使那些油头滑脑的家伙和加里那些给我们捣乱的邻家小孩用同一种腔调议论我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让芝加哥跟着我们跑了。
      我们还得跑自己的事情。在芝加哥几家挺不错的夜总会演出之后，爸爸在市里皇家剧院登了记，让我们参加那里举办的晚间业余歌手大赛。B.B.金在皇家剧院现场录制他出名的专辑时，爸爸曾特地跑去看过。当早年他送给蒂托那把发亮的吉他时，我们还曾经跟蒂托开玩笑，想一些女孩的名字来命名他那把吉他，就像B.B.金管他的吉他叫“露西尔”那样。
      连续三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个比赛中获胜。那些每场必到的观众总是在猜测，这周我们又拿出什么新歌。另外一些歌手抱怨说，我们一次次来参赛实在是太贪心了，可他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比赛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如果你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中连续三次获胜，你就将被邀请举办一场收费演出。这样面对的将是几千观众，而不只是酒吧里那几十个人。而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格拉迪丝·奈特的节目揭开了那场演出的帏幕，“杰出人物”乐队还搬出了尚未公开演出的新歌《我从葡萄藤中听说了这回事》(IHeardItThroughtheGrapevine)助兴。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
      芝加哥之行结束，我们清楚的感觉到，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业余歌手大赛需要我们去赢得桂冠，就是纽约阿波罗剧院举办的那场。许多芝加哥人都觉得，在阿波罗取胜除了是一种凭运气得来的快感之外，没什么了不起。可爸爸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纽约和芝加哥一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选手，而且纽约的录音人员和职业音乐家比芝加哥更多。如果我们能在纽约成功，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这就是我们必须在阿波罗获胜的意义所在。
      芝加哥给纽约寄去了关于我们情况的报告。我们的名声是如此之大，甚至都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预赛，阿波罗剧院就直接让我们进入了最后决赛。这个时候，格拉迪斯·奈特已经跟我们谈到了去摩城公司的事宜，爸爸的朋友、“温哥华”演唱小组的成员博比·泰勒也和爸爸谈起过。爸爸对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让摩城公司试听我们的演唱，但这是将来的事儿。我们到达坐落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上的阿波罗剧院时，时间还早，足够参观一下这座建筑的。在经理陪同下，我们穿过剧院的大厅，观看曾在那儿演唱过的所有明星的照片，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当最后经理把我们带到化妆室门前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喜欢的歌星的照片了。
      我哥哥们花钱去看为别的歌手举办的所谓的“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仔细的观察所有那些明星，尽力去学习看到的一切。我盯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挥舞手臂的姿势，以及他们手握话筒的方法，努力搞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台角仔细研究了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之后，我弄清楚了他的每一个步点，每一声低吼和每一次旋转。不能不说，他的演出就是为了把你拖个筋疲力尽，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出来。他的风度，他从每个毛孔中迸发出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你简直就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珠，也能感觉到他正在经受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表演。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观察我喜爱的歌星，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逊、萨姆和戴夫、欧杰伊兄弟——他们都善于调动观众。我从杰基·威尔逊那儿学到的大概比从别人、别的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受到的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太空步 第五章 底特律
      我带着老师为我提前布置好的家庭作业回了家。我们还得最后彩排一遍，然后还得把要唱的歌确定下来。我拿不准我们会唱些什么歌。
      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
      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
      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
      兰迪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走运，因为兰迪已经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公司参加试听。兰迪是那么兴奋，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还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呢。那时全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即摩城，而兰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老师说，他还在教室的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师还说，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Don’tKnowLikeIKnow），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皇家剧院演唱这支歌时，她和一大群老师都开着车去看了。我一边帮着兰迪穿上外套，一边有礼貌的说一定记着这事儿——虽然我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萨姆和戴维夫的歌儿，因为他们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们，公司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不会有一大群歌迷围着了。他看着我说，他希望他十岁的歌手能表现得像十一岁一样。
      我们离开加勒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的路并不长，但我们必须抓紧。我记得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我们身边时，我有些焦急起来。兰迪抓着我的手；我们向交警招手。我知道明天拉托亚会抽空去学校，因为马龙和我将和别人一起在底特律过夜。
      上一次我们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时，节目一完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加里已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路上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车里睡觉，因此上午在学校并没觉得有多累。可等到下午三点排练的时候，两腿就像灌了铅，只好拖着走了。
      那晚我们本可以一演完自己的节目就走的，因为那次我们只得了第三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大明星杰基·威尔逊的演出。我虽然在别的舞台上见过他，可那是在“福克斯”，他和他的乐队都站在一个升降舞台上，音乐一起，台子就升上去了。第二天放学后，尽管很累，我还是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在学校浴室的大镜子前练习了前一天学到的一些动作。我们把这些动作揉合到自己的舞步中，父亲看了也很满意。
      就在我和兰迪转过拐角，走上杰克逊大街时，看见路上有一个大水洼。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子能把我们带过去，却一辆也没找到。于是，我放掉兰迪的手，从水洼上蹦了过去；我用脚尖着地，以便能及时转身而不弄湿灯心绒裤子的裤脚。我和回头看了看兰迪，知道他也想象我那么做。他往后退了几步，想加一段助跑，但我明白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水洼，他想要跳过来而不弄湿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首先作为一个大哥哥，其次作为一位舞蹈老师，我在他落地之后弄湿之前那一瞬及时接住了他。
      街对面，一群邻家的孩子在买糖果，其中一些老在学校给我们捣乱的孩子竟问我什么时候去摩城。我告诉了他们，并用我的零花钱给他们和兰迪都买了糖。我不想让兰迪因为我们的走而伤心。
      走进我家那座房子时，我听见马龙喊：“谁把车门关一下！”我们那辆大众牌旅行车的侧门大开着；一想到去底特律的一路上都要挨冻，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马龙把我俩赶进屋里，他正帮着杰基把我们的东西装上车，已经干了半天了。杰基和蒂托就这么一次早回家早了；家里人原以为他们下午有篮球训练，可在冬天，印第安纳到处都是烂泥，再说，我们都急着作好准备。那一年，杰基在中学校队里打篮球，爸爸常说：下一次我们得在罗斯福中学队夺得全州篮球冠军时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那样的话，“杰克逊五兄弟”就可以在晚场或早场比赛之间演唱，而杰基则能投进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爸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对杰克逊兄弟有多么严厉。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不仅仅在音乐上。我心想他大概是从当教师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了这个脾气。我知道我的老师们可从来不像他对我们那样苛求。当然，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妈妈走到门口，递给我们热水瓶和包好的三明治。我还记得，她叮嘱我别再把演出用的衬衫撕个口子，她前一天晚上刚缝好并叠好它。我和兰迪帮忙把一些东西运上车，然后跑进厨房。瑞比正在那儿为爸爸准备晚餐，同时，还得照看坐在高背椅上的小珍妮。
      瑞比作为老大，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们知道，摩城公司的试听一结束，我们就得立刻决定是否搬家。如果搬家的话，她就要去南方和未婚夫一起生活了。在妈妈上夜校攻读由于疾病而放弃的高中文凭时，她便在家里料理一切。记得妈妈告诉我们她要去补习高中课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会儿我担心她跟杰基和蒂托那样年级的孩子一道上学，会被大家笑话；我还记得，她那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耐心向我解释说，她是和其他大人一起上学。我听了以后变忧为喜，觉得家里有一个跟我们一道做家庭作业的妈妈可真有意思。
      装车的活儿比往常要容易。平常情况下，罗尼和约翰尼会和我们一起去，但这次摩城公司有音乐家为我们伴奏，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走进我们的屋子，杰梅恩正在那儿赶他的作业，我知道他想把它们尽快打发掉。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自己去摩城，把爸爸留在家里，因为杰基已经通过了驾驶考核，并且有了自己的车钥匙。我们都笑了，但在内心深处，我想象不出父亲怎能不去。因为即使在爸爸未能及时从班上赶回，而由妈妈指导我们放学之后的排练时，他也好像在场一样，妈妈就像他的耳目。她总能看出昨天晚上谁表现得好，今天白天谁粗心大意。爸爸晚上回来，便能从妈妈的微小暗示中说出我们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排练，在我看来就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暗号或别的什么似的。
      我们出发前的告别很简短。妈妈早就习惯了我们在外面一呆就好几天，或是在学校放假时外出参赛。拉托亚噘了噘嘴。因为她也想去。她只在芝加哥看过我们演出；在波士顿或菲尼克斯演出时，由于时间很紧，也没来得及给她买点儿东西回来。我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魅力，因为她除了去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瑞比忙着哄珍妮睡觉，她向我们挥了挥手作别。我在兰迪脑袋上最后拍了一下，大家就出发了。
      当我们驱车上路时，爸爸和杰基在地图上扫了一遍，这大多是出于习惯，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底特律了。穿过市中心时，我们路过了市政厅旁基思先生那座录音棚。在“钢城”公司录过那张唱片后，我们又录了些唱片样本，爸爸把它们送到了摩城公司。当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时太阳正缓缓向地平线沉去。马龙说，如果我们能在WVON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曲，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好运气。我们都点头赞同。爸爸插进来问大家记得不记得“WVON”代表什么意思，同时用胳膊肘碰了碰杰基，示意他别作声。我凝视着窗外，一边琢磨着几种可能性，杰梅恩突然开口了。“代表‘黑人之声’”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出每个电台的代号，轮番命名。“WGN——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下属一报纸）”“WLS——世界上最大的商店（希尔斯）”，“WCFL……”我们咽住了，谁也想不出来。“芝加哥劳工联盟，”爸爸一边说，一边伸手要过热水瓶。我们转上了九十四号州际公路，加里车站和拉马祖车站都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开在收音机里到处寻找加拿大安达略省CKLM电台播送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在家的时候，我是个“垄断”游戏迷，开车去摩城也有点儿像那个游戏。在“垄断”游戏中，你得在一块板上转来转去，买卖东西，作出决定；那些举办过“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们在那儿得过奖的剧院多少也有些像这块板，上面充满着机遇和陷阱，一路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到达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阿波罗剧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演员来说，这正像是到了游戏中的“停车场”，似乎可以止步不前了，而现在，我们又开上了“木板路”，直奔摩城。我们会赢吗？我们会“破产”，让唾手可得的成功离我们远去，再等下一盘吗？


太空步 第六章 天道酬勤(1)
      得知我们通过了摩城公司的试听考核的消息后大家欣喜若狂。我记得贝里·戈迪让我们全都坐下来，对我们说，历史将会因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多彩。“我会把你们变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说：“你们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他真的和我们讲了这番话。我们身子朝前倾着，一边听他讲，一边忙不迭的应着：“这太棒了！太棒了！”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把他的屋子闹了个底朝天；听着这位体格强健、充满智慧的先生不停地讲着我们将会如何大获成功，就好像一个童话世界会成现实一般。“你们的第一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二张唱片将名列榜首，你们的第三张唱片还将名列榜首——连续三个第一。你们会打破唱片销售量的记录，就像黛安娜·罗斯和‘至高无上者’演唱小组一样。”在当时，这些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这话给他说着了；我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也就实现了他的预言。连续三个第一。
      如此来说，虽然不是黛安娜最先发现了我们的才能，但我觉得，对于那些日子里她曾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报的。事实上，在我们最终得以迁居到南加利福尼亚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和黛安娜一起度过的，或者住在她的房子里，或者和她呆在一起。我们兄弟五个中，有的和贝里·戈迪住在一起，有的和黛安娜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换一下。她那样慈爱，像母亲一样照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
      当时，我的父母正忙于关闭在加里市的住处并在加利福尼亚寻找一所房子，好让我们全都能住进去。这段时间里，她就帮助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前后起码有一年半。贝里和黛安娜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同一条街道上，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能走着去贝里的住处，然后再走回黛安娜那儿。大多数日子里，我白天呆在黛安娜那儿，晚上在贝里那儿过夜。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黛安娜热爱艺术，并鼓励我去艺术的海洋中遨游。她花了不少时间在这方面引导我。我们几乎每天都跑出去——就我们俩人——买来铅笔作画。不练画的时候，我们就去博物馆参观。她向我介绍一些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像米开朗琪罗的和德加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对其毕生的探索。她的确教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感到那么新鲜，那么兴奋。生活一下子变得和过去迥然不同了，过去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唱歌，除了排练还是排练。你不会想到，像黛安娜那样一位巨星竟肯花费时间教一个孩子作画，去给他上艺术课；可她这样做了，我因此而热爱她。现在仍然是。我被她迷住了。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情人，我的姐姐——她是由这三者奇特的结合而成的人。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那真是令人心荡神驰的日子。当我们从芝加哥飞抵加利福尼亚时，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州城市化严重的地区，看惯了那里萧条冷落的景象，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着陆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梦境。那会儿，我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跑遍了那儿所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落日大道，还有海滩。我的哥哥们也很喜爱这地方，我们到处乱窜，就像第一次光顾糖果店的一帮孩子。我们被加利福尼亚的旖旎风光深深迷住了：隆冬季节，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枝头挂满柑子；魅力的夕照映衬着一株株棕榈；气候也温暖宜人。每一天都充满着新意；我会做着一件有趣的事儿，不希望它停下来，可同时又觉得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事情，一样有趣，一样的叫我神往。那真是令人陶陶欲醉的日子。
      在那儿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和摩城公司中所有的大明星会面。他们都是继贝里·戈迪从底特律迁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陆续移居过来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斯莫基·罗宾逊握手时的情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与一位国王握手。我兴奋得两眼直冒金星；记得事后我告诉妈妈说，他的手就像鸭绒枕头一样柔软。要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不会留意你一举手一投足给人们的印象，可是你的崇拜者们留意这个，至少，我知道当时我留意这个。我是说，那会儿我逢人便讲：“他的手是那么那么柔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可笑，可这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斯莫基·罗宾逊握过手。我仰慕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年纪很小时，我所注意观察的人就是真正的演员——詹姆斯·布朗、小萨米·戴维斯、弗雷得·阿斯泰尔和金·凯利。一个杰出的演员能叩开每个观众的心扉，这是衡量一个演员伟大与否的真正尺度，而这些人具备这种超凡的魅力，就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轻轻抚摸你，撩动你的心弦，不管你是谁。当我有机会与一个曾经以他的作品在某一方面影响过我的人结识时，总是激动不已。也许可以这么说，一本好书会深深打动我，促使我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一幅好画可以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宇宙。那么同样道理，一个演员的专场演出或几个演员的同台表演能够左右我的情绪，乃至改变我的生活。


那时，摩城公司还从未给一群孩子们灌制过唱片。事实上，他们只为唯一的一名儿童歌手，即斯蒂维·旺德录制出版过唱片。因此，该公司设想去发掘一批孩子，而这些孩子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能歌善舞。他们希望我们能跟上学校的功课，友好的对待歌迷。记者和所有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并为他人起一种榜样作用。他们还希望，人们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唱片而喜爱我们，更多的，则是由于我们的为人。这在我们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们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彬彬有礼，多为他人着想。这理应是人的第二天性。我们碰到的唯一难题是，一旦我们稍有了些名气，我们根本就无法上学。人们从教室的窗子里爬进来，让我们给他们签名或朝我们索要照片。我尽量做到不落下一堂课，不去制造混乱，惹是生非，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后来只好请来教师在家里给我们授课。
      这期间，一名叫苏珊娜·德·帕赛的女士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为摩城公司工作，就是她，在我们搬到洛杉矶之后，始终一丝不苟的对我们进行培训，后来，她也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名经纪人。我们偶尔住在她那儿，和她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玩耍。我们这一伙人成天吵吵闹闹，精力多余得无从发泄，而她也年轻好动，诙谐风趣为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成功，她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我记得，苏珊娜给我们看一些画着我们五兄弟的炭笔素描。在同一张画上，我们五个人都留着相同的发式，而每张画上的发式又各不同。还有一套彩色画片，在那上面，我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这些“衣服”就像彩色拼版游戏上的纸片一样，可以揭下来，换上另一件。我们选好一种发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理发师那儿，理发师就照图片上的样子打扮我们。然后，在她那儿选定服装式样，我们就到保管服装的部门去，他们便找来全套衣服给我们试穿。我们穿上那些服装，他们上下打量一番，看看不太合适，便让我们回到“拼版游戏”那儿，重新“试穿”一些别的式样的服装。
      我们上礼仪课和语法课。他们把那些人们最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了一个表，让我们有所准备。我们常被问及的问题有：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们同台演唱时感觉如何等等。歌迷们和记者们同样都想知道，我们在最初登台时各自有多大年龄。尽管你相信，人们对你感兴趣是由于你的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
      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
      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WantYou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WanttoBe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
      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
      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


      前面提到过，我们在录制专辑时，并不像录制单曲时那样卖力，但是，我们能去唱各种各样的歌儿——从能手大赛时唱过的“奇迹”演唱小组的老歌《谁爱你》到《嘘——别惊慌》（Zip-A-dee-doo-dah）应有尽有——其中也自有一番乐趣。
      那本专辑里的歌曲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听众都很有吸引力。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大人；我们都觉得，这也是她所以成功的原因。我们知道，“好莱坞殿堂”节目在演播时，现场有观众旁听。那些好莱坞的观众都很在行，因此我们有些紧张；可是，我们从第一个音节开始就把他们牢牢吸引住了。那天，在剧场力有一个管弦乐队为我们伴奏，因此，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我要你回来》在现场表演时的全部音响效果；因为，在录制专辑中伴奏的弦乐部分那次，我没有在场。这次在电视上表演，让我们觉得自己像国王一般自豪，就像我们在加里赢得全市汇演第一名时一样。
      既然我们不愿用别人唱红的歌儿来赢得听众，这时，为我们选择适当的演唱歌曲便成了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大问题。“有限公司”那帮伙计和哈尔·戴维斯被分派专门为我们创作歌曲，并负责出版事宜。贝里不希望再多插手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前几张单曲一举夺得销售量之冠后，我们就得忙着赶制下一张。
      《我要你回来》这支歌本来应该是让一个成年人来唱的，但《ABC》和《你保留的爱》却是为我们的童声而写的，其中有为杰梅恩和我安排的唱段，它们的节奏能使演唱者在舞台上旋转起来——这是我们为战胜“小巧灵珑”乐队作的另一手准备。“有限公司”写的一些歌曲中还包括舞蹈设计，我们需要把这些记在脑子里。这些舞蹈设计中既包括我们的崇拜者们在舞会上跳的舞步，也有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时的各种舞蹈动作。独唱部分的歌词很绕口，因此，他们把这些地方分配给杰梅恩和我来唱。
      要是没有《我要你回来》，其他那些唱片恐怕没有一张能问世。在歌曲演唱设计上，我们都以这首歌为准绳，决定取舍；然而，听众们想听到我们排练时唱过的每一遍。后来，我们又精心录制了《妈妈的宝贝》（Mama"sPearl）和《老花匠》（SugarDaddy）两盘唱片，其中《老花匠》里有两句词，使我回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我把糖果带给你，你却把爱都给了他”。我和杰梅恩一起唱和声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演唱技巧；每当我们在台上用起这些技巧，那永远也不会变样的麦克风总是引起听众们热烈的反应。
      我讲了以上这些，是想说，没有哪个演唱小组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如此良好的开端。从来也没有。
      《我将在那里》是我们真正打响的歌，歌中唱道：“我们来到这里，不再前行。”这盘单曲的销售量连续五个星期保持第一，这真是非同寻常；对一支歌来讲，它的生命力算是相当强的了。并且，在我唱过的所有歌曲中，它是我最喜爱的之一。我是那么喜欢它的歌词：“你我要达成默契，为爱情带来生机……”。威利·哈齐和贝里·戈迪似乎不大喜欢用这种口气写歌词的人，我们不在录音时，他们经常用这段歌词来和我们打趣。可我从听到唱片样本那一刹那起，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在他们为我们演奏这支歌的前奏之前，我甚至还不知道羽管键琴是什么东西。这首歌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天分极高的哈尔·戴维斯，其次还有苏基·艾克达的通力合作。我一遍接一遍的试录这支歌时，苏基就像影子似的站在我旁边，听我是不是唱出了恰当的感情，是不是体现了作品的内涵。于是我在这一支挺严肃的歌曲中唱到“宝贝儿！我从你肩头望去”这句时，加进了一种滑稽的腔调。要是没有这一声“宝贝儿”，《我将在那里》这支“四连冠”中最出色的歌曲也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对于摩城公司的传统，我们已经咀嚼的越来越透，同时，我们对它的未来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