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永远的传奇◇◆MJ自传-太空步

     演出的那天，我和哥哥们演完了以后，我走到舞台的边上，说道：“你今天真是美极了！我想说，过去的日子是那么美好，我忘不了和哥哥们、包括杰梅恩在一起度过的美妙的时光。但是，我真正喜欢的”——这时，纳尔逊把帽子塞到了我的手里——“还是那些新的歌。”我一下子转过身，抓着帽子，在《比利·金》的快节奏中表演起来。我可以想出，人们在看我的表演时是多么的高兴，我的哥哥们跟我说，他们都挤在幕后，张着大嘴看着我表演，而我的父母和姐妹们都坐在观众席中。我呢，只记得在最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人山人海在欢腾，大家都站起来使劲鼓掌。一时间，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感觉很好，非常好，但同时，我对自己又感到失望，我本打算在最后做很长时间的旋转，然后一下子踮着脚定住，停那么一会儿，但我没有能停的像我想象的那么久，我旋转了，也用一只脚停住了。但我想定在那儿，可我没做到。
     我回到后台，人们都来祝贺我，可我还在为那旋转而沮丧。我曾经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何况我又是极其追求完美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刻之一，我知道，这是我哥哥们第一次有机会目睹我的表演，第一次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进步到什么程度了。表演完了以后，他们都到后台来拥抱我，亲吻我，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感到是那么高兴，我从没觉得有这么美好，我真喜爱这样！我们一直拥抱着，全家都抱在一起，除了我的父亲，他是唯一没有这样做的人。以前，每次我们见面，我们都会拥抱，但在那天晚上，他们都来亲吻我，我很激动，内心深处被他们的祝福震撼着。
     演出的不圆满仍然折磨着我，我一直感到很不满意，直到有一个小男孩来到后台找我，他也就十岁左右，穿着一身小礼服。他看着我，大眼睛闪闪发光，像两颗星星，他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说道：“你说，到底是谁教你那样跳舞的？”
     我笑了，说：“我想，是苦练吧。”他仍然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敬畏。我转过身走了，那天晚上第一次真正感到满意，为我那晚所取得的成功而自豪，我对自己说，我一定做得非常好，因为孩子们是诚实的，当那个男孩夸我时，他确实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我确实表演得很出色。我心里异常激动，马上回到家里，把晚上发生的事全都记下来，记录的结尾是与那个男孩的相逢。
     汇演的第二天，弗雷德·阿斯泰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对我说——这是他的原话——“你真是个精灵，天哪，昨晚你让观众都看呆了。”这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我谢了他，他接着说：“你真是生气勃勃的舞蹈家，我也是，过去我曾和你一样，用我的拐杖来跳舞。”
     过去我只见过他一两次，但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接着又说：“我昨晚看了演出，把它全录下来了，今天早上我又看了一遍，你可真是个精灵！”
     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的奖励，也是我唯一真心相信的，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意义深远。后来，我的表演被提名到了艾米奖的名单上，可我没得到，但不要紧，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就是我得到的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家，又不断的夸了我半天，直到我羞得满脸通红。他让我给他表演了一遍《比利·金》，一步一步的，为弗雷德设计电影舞蹈动作的专家赫米斯·潘也来了，我给他们表演了太空步和其它一些舞步，他们都感兴趣极了。
     这以后不久，金·凯利也来到我家拜访，他也说他喜欢我的舞蹈。这真是一次奇异的经历，那次以后，我好像已被引导进入了正式的舞蹈界一样，我感到无上光荣，我所遇到的人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崇敬的人。
     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家人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关于我的文章，称我为“新的西纳特拉”，或者“埃尔维斯的再现”等等，诸如此类，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知道这些报纸杂志都是反复无常的，这个星期他们还把你捧得高高的当宝贝，下个星期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扔掉。
     后来，我把那件在汇演时穿过的光彩夺目的黑夹克送给了萨米·戴维斯。他跟我说，他要在舞台上模仿我，我就说：“给你，你想不想穿着它？”他高兴极了。我很爱萨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舞台主持人，属于最好之列。


太空步 第十九章 太空步(4)
     在《颤栗》以前，我就一直只戴一只手套，戴了有好几年，我觉得戴一只手套很特殊，是个很妙的主意，而两只手都戴手套太一般了，戴一只则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无论怎样，我一直认为过多的考虑你的穿着是最最糟糕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任其风格自然发展，不应予以修饰，你不应去想到底怎样，你应该的只是去感觉。
     很长时间以来，我确实一直只戴一只手套，但一直也没有什么人注意，《颤栗》在一九八三年发行以后，它一下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早在七十年代，我就戴着它做巡回演出，在《疯狂》的巡回演出时，我还是戴着一只手套，后来，照片还登在了《疯狂》唱片的封面上。
     一只手套显得很光彩夺目，我很喜欢戴着它。有一次，很凑巧，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上，我戴了一只黑手套，那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有时事情就是这么有趣。
     我承认我有一种开创新潮流的爱好，但我从没想到过穿白袜子也成了时髦的事情，不久以前，穿白袜子还是一种古板守旧的事，五十年代它曾经流行过，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你穿了一双白袜子，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太过时了，没人考虑穿它。
     但我一直穿着白袜子，从没停过。我的哥哥们总是说我是奇装异服，但我不在乎，杰梅恩很不高兴，跟我妈妈说：“妈妈，迈克尔又穿白袜子了，你难道不管管他吗？跟他谈谈吧。”他总是苦苦的抱怨着，他们都说我是个神经病，但我还是穿着我的白袜子，现在，它又流行起来了。那些白袜子一直跟杰梅恩过不去，好像也很讨厌杰梅恩，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暗暗发笑。《颤栗》发行以后，把裤腿高高的挽在脚踝上也都成了时髦的事了。
     我的态度是，时尚不允许的东西，我反而偏要去做。
     我平时在家并不注意穿着。我抓着什么就穿什么，我常常一连几天都穿着睡裤，我还喜欢法兰绒的衬衫，旧的汗衫或便装，简单的衣服等。
     我一出门，就要穿上惹人注目、欢快明亮、制作考究的衣服，但在家里或者录音室里，则穿什么都行。我很少佩戴首饰——差不多没有——因为它们总是碍我的事。
     偶尔的，有人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情我是领了，但东西常常不知被我放到何处，有时就被偷了。杰基·格利森曾送给我一只美丽的戒指，她从手上摘下来送给我的，但结果却是被偷走了，可这并不真让我感到懊恼，因为真正的情意比其它任何东西都重要，那是无法偷走的，戒指只不过是物质上的东西。
     真正能使我快乐的、我最喜爱的是创作与表演，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喜欢尽力去做一些事，希望人们承认它们并喜欢它们，这时我才觉得很美好。
     因此，我最崇敬欣赏艺术，我最崇拜米开朗基罗，崇拜他能一心一意把心血用到艺术上去，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天他会死去，但他的作品会流芳百世。你在西斯廷教堂看他的天顶画，你可以看到他的汗水，看到他的心血。有一次，他差点毁了他的作品再重新开始，因为他追求完美。他说：“如果酒坏了，那么就倒掉吧。”
     我看着他的作品，忘了自己身处何处，那些生动的作品把你深深抓住，感染着你，你可以感到艺术家的心声。摄影也是这样，一张好的照片可以深深的打动人，它的含意是很深很深的。
     前面我说过，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多变化。我们得知，那晚有四千七百万人观看了汇演，很明显，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去买了《颤栗》。到一九八三年秋为止，共销售出八百万张唱片，远远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希望的超过《疯狂》销售量的指标，这时，弗兰克·迪莱奥说他希望我们再拍摄一部录像或短片电影。


     很明显，下一个单独发行的唱片和录像便是《颤栗》了，这可以为导演提供许多素材，使录像拍得长些。事情一决定下来，我就马上知道了该请谁做导演。一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恐怖片，叫做《在伦敦的美国人狼》，我知道，导演此片的人约翰·兰迪斯若为《颤栗》做导演，那一定再好不过了，因为《颤栗》的含义跟这部影片很像，也很适合与约翰·兰迪斯的口味。
     于是，我们和约翰·兰迪斯联系上，请求他来做导演，他答应了下来，并提出了拍摄录像所需的经费，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影片的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结果，没过多久，约翰·布兰卡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我的律师，我最亲密的好友，也是最有价值的顾问。早在制作《疯狂》的日子里，约翰就和我一起工作了，事实上，他帮了我许多大忙，当《颤栗》发行开始而我没有经理时，他为我管理了不少事务。他是极有才智和能力的人，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当时，他打来电话，很着急，因为拨给《颤栗》的，所以，我口袋里的钱将会加倍的滚滚流出了。
     但这次，约翰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妙的主意，他建议，拍摄《颤栗》的同时再拍一部由别人资助的记录片，是关于《颤栗》的制作的。看起来，以前还没人这么干过呢，我们都觉得这将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记录片，同时又会有人帮我们付那增加的开支。没多久，约翰的主意就成了现实，他找到了“音乐电视台”和“黄金时间”电视网来付这笔开销，《颤栗》完成以后，维斯朗公司又负责了录像带的出版工作。
     记录片《“颤栗”制作花絮》的成功很令我们震惊。它的盒式录像带卖出了一百万盒，直到现在，它仍保持着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音乐录像带的记录。
     一九八三年底，《颤栗》的录像一切就绪了，二月份我们发行了它，在“音乐电视台”中首次公演，Epic公司发行了它的单曲，而整个专辑的销售量也开始剧增，据统计，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颤栗》的电影、单曲、专辑与磁带的销售量数字为一千四百万，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一周就卖出了一百万。
     到现在，我仍对这个数字感到很震惊，一年以后，当我们结束了这场《颤栗》战役时，唱片总销售量已是三千二百万张。今天，已到了四千万张。我的梦想实现了。
     这段时间里，我还调换了全班管理人马，一九八三年初，我与韦斯纳和德曼的合同到期了，我的父亲也不再代表我，我开始寻找各式各样的合适人选。一天，我到贝弗利·希尔斯旅馆去访问弗兰克·迪莱奥，我问他有没有兴趣离开Epic公司，来为我管理事务。
     弗兰克让我再多考虑几天，如果我真的决定下来，那么就在星期五给他打电话。
     不用说，我给他打了电话。
     一九八四年《颤栗》的成功真正的震惊了我，因为它同时受到了美国音乐奖、格莱美奖的数项提名。我记得我一下被喜悦所压倒，围着房子开始边跑边舞，而且大声的叫喊着。当《颤栗》被正式确定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唱片时，我几乎都不敢相信了。昆西·琼斯大叫着：“打开香槟来庆祝吧！”我们个个兴奋不已，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经过千难万难，付出巨大代价，终于得到了成功！每个和《颤栗》有关的人都飘然欲仙了，这简直是太棒了！
     我觉得我和一个运动员在撞线那一刹那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能想象一个运动员，他拼命跑着，用尽全身的力量，最终跑到终点，胸膛撞上彩带，全场都为之而沸腾的情景，而我甚至就没进入过运动场！
     但我认为我同他是一样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训练是多么艰苦，因为我知道那最后一刹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也许他将一生都交付给了这种搏斗，付给了这一时刻，然后他成功了，那是一个梦想的实现，那是无与伦比的。我有着同样的感觉，因为我理解这一切。


     《颤栗》的成功也带来了其他的后果，频繁不断的出现在公众眼里使我厌烦了，所以，我决定过隐居生活，过得安静一些。我仍常常感到很害羞，你一定记得，我很小就成了童星，我是在一群不想让我长大、长得与以前不同的人们那种日夜的看护之下长大的。当我初次成名时，我长得很胖，有一张圆圆的胖乎乎的脸，这一直持续到几年以前，我开始改变我的饮食结构，我停止了吃牛、猪、鸡、和鱼，还有那些能使人长胖的食物。我只是想使自己变得好看一些，活得舒服一些，身体强壮一些，渐渐的，我减轻了体重，我的脸变得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时，报纸开始指责我做了整容手术来改变我的形象，我承认，我只是改变了我的鼻子，像其他许多演员影星一样。而报纸则会找一张我小时候或高中时的照片，把它和我现在的照片比，在以前的照片上，我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我有着一头卷发，照片上的灯光效果也差极了；而在新的照片上，我有着一张更加成熟了的、长大了的脸，我改变了发型，鼻子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灯光技术也先进多了。其实，进行这样的比较很不公正，他们还说我在脸上也做了整形手术，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下这样的结论，这太不公正了。
     朱迪·加兰、简·哈洛以及许多人都做过鼻子的整形手术，我的问题在于我曾是童星，人们喜欢看我一成不变。
     我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从来没改变过我的面颊，没有使我的眼睛变大，没有使我的嘴唇变薄，也没有做过什么植皮手术，这些指责太可笑了，如果他们确有其事，那我承认，但它们不是真的。我曾经做过两次手术改变了我的鼻子，最近在下巴上做了切割手术，但就这么多了，到此为止，我不再在乎别人说什么——这就是我的脸，我知道。
     我现在食素，所以我很瘦，我严格遵守饮食规定已有好几年了。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更健康，更精力充沛。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杂志对我的外表总那么感兴趣，我的脸和我的音乐、舞蹈又有什么相干呢？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是不是很幸福，我回答：“我认为我从没有完完全全的幸福过。”我是那些最最不易满足的人之一。同时，我又很清楚，值得我感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的确应该感谢我的好身体，我的家庭和朋友们对我的爱。
     我很容易变得不好意思，在我赢得美国音乐八项奖时，我是戴着墨镜接受的，电视转播了现场实况。
     凯瑟琳·赫本给我打来了电话祝贺我，但因为我的墨镜，她也难为了我半天，“你的歌迷们想看到你的眼睛，”她责怪我，“你在欺骗他们呢。”
     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在格莱美发奖仪式上，《颤栗》一下捧走了七项奖，看起来它马上就要得到第八项了。整个晚上我都是戴着墨镜上台领奖的，最后，当《颤栗》赢得了最佳唱片奖时，我走到台上，领了奖，然后我摘下墨镜，盯着摄影机：“凯瑟琳·赫本，”我说，“这是为了你的。”
     我知道她一定在看着我，没错。
     有时，你就得风趣一点儿。


太空步 第二十章 爱即是一切(1)
     我本打算在一九八四年花大部分时间来实现我想拍电影的愿望，但这些计划被耽搁了。首先在一月，我和我的哥哥在为百事可乐公司拍广告时，我被火烧伤了。
     着火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可笑。我们是在晚上拍片，我所要做的是当我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在我的两侧和身后一些镁弹爆炸。这看起来很简单，我只需走下楼梯，同时镁弹就爆炸。我们做了好几遍，每次都非常成功，镁弹爆炸所产生的光亮效果棒极了。只是到以后我才发现这些镁弹离我的头只有两英尺远，根本不符合安全规则，我站在爆炸的镁弹中间，两边都只有两英尺远。
     这时，我的导演鲍勃·吉拉尔迪走过来跟我说：“迈克尔，你下来的太早了，我们要能看到你站在那儿，在楼梯上。当火光亮的时候，我们要能看到你站在那儿，所以你等一等，别那么着急。”
     于是我就等着，镁弹在我两旁炸开，火星溅到我的头发上，着了起来。我正在边舞边旋转的走下楼梯，还没有感觉到，突然我抬手时感觉到了头上的火焰，我想甩掉它，结果一下子摔倒了。爆炸声一响过，杰梅恩就回过身，看到我倒在地上，他还以为我被人群中的什么人开枪打中了呢，当时我们正在一大群观众前拍片，所以杰梅恩会这样想。
     为我工作的米科·白兰度第一个来到我身边，然后一下子什么都乱了套，大家简直是疯了没有哪个电影能够把那晚发生的戏剧性场面准确描述出来。人们又喊又叫，有个人喊：“快点！拿冰来！”奔跑声响成一片。大家都大喊：“喔，天哪！不！”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我被抬进车以前，看到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们挤在一个角落里，惊恐万分，救护人员把我抬上担架时，他们吓得竟然忘了来看看我。
     当时，除了可怕的疼痛，我反而觉得有点幸灾乐祸，我亲眼看到了这出闹剧的全部过程。别人跟我说我当时被吓坏了，但我记得我坐在救护车上时很高兴，我还从没坐过一辆一面飞驰一面汽笛尖鸣的救护车呢，这可是我小时候曾经想要干的许多事情中的一种。到医院时，人们告诉我新闻记者们都蜂拥而至等在外面了，我赶快要来我的白手套戴上。戴着手套从担架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成了一张非常有名的新闻照片。
     后来，一位医生跟我说，我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一位消防员曾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你的衣服起火时，你很可能被毁容或者被烧死。我差点就这样，我的脑袋后面三度烧伤，差点损伤到颅骨，这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我仍算是够幸运的。
     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事情的结果是扩大了商业宣传，百事可乐的销售量更大了，为此，百事可乐公司付给我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广告签约酬金，如此的史无前例，以致《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把这条消息收进了书中。后来，我又为百事可乐公司拍了一部广告名叫《孩子》，我给他们出了点难题，让他们减少一些我的镜头，因为我感觉到那些镜头并不令人满意。后来这部广告很成功，他们也承认了我是对的。
     到现在，我仍清楚的记得着火的那天晚上，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们那惊恐万状的表情，他们想万一我真的被烧坏了，那么每一个美国儿童在喝百事可乐时，嘴里会是一种什么苦滋味。他们也知道我会起诉，我确实这么做了，但我表现得非常出色、非常的了不起，他们赔偿了我一百五十万美元，我立刻全部捐给了“迈克尔·杰克逊烧伤治疗中心”。我在医院时看到了许多烧伤病人，他们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我必须为他们做点儿什么。
     在这一切之后便是“胜利巡演”，我和我的哥哥们在五个月里在美国巡回演出了五十五场。
     一开始我是反对这次巡回演出的。我本来不想参加，我觉得不参加这次巡演本是最明智的做法。但我的哥哥们想要演，为了他们，我就同意了。我对自己说，既然已经决定参加了，那么就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好它。


     开始演出以后，许多杂志都把我评到了第一名，我在舞台上表演时并没想到过这些，我只是想奉献给观众我能做的一切，这是我“胜利巡演”的目的。我甚至希望不喜欢我的人也来看看我的表演，我希望他们听说了这次巡回演出以后就想知道它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我希望人人都来谈论这件事，人人都来看我们演出。言论是最好的宣传材料，它的威力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的。如果我信任的一个人来告诉我某某事真是棒极了，那我一定相信他。
     在“胜利巡演”的日子里，我的精力非常旺盛，我觉得我像是世界之巅，我感到信心十足充满力量。这次旅行就像在说：“我们是一座山，我们来与你们共享我们的音乐，我们有话想要告诉你们。”每次演出开始，我们都是从舞台后升起，走下楼梯，整个开幕式激动人心，热烈壮观，深深吸引了观众。当灯光“刷”的一亮，人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全场马上沸腾起来，屋顶都要被掀翻了。
     重新和哥哥们一起演出使我感到特别高兴，我们又有了一次机会，来重温过去“杰克逊五兄弟”和“杰克逊家族乐队”的美好时光，我们又聚在一起了。杰梅恩回来了，我们名声大振。我们都是在露天大型表演场演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流行乐队巡回演出。尽管如此，我却从一开始就对这次行动感到失望，我本来想前所未有的震撼整个世界，我想拿出东西来，让人们看了以后都说：“哇！这真是棒极了！”的确，对我们演出的反应确实是好极了，歌迷们都很疯狂，但我却并不感到很高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把我想的做得完美无缺，《比利·金》的表演令我失望，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比这好得多，我不喜欢灯光的效果，我一跳起舞来，走的步子也不像我想的那样了，一想到这些我就难受的要命，我对我做的这些事简直是不满意极了。
     许多次，演出就要开始了，我突然感到焦躁不安，事业上和个人的问题骚扰着我，我想：“这可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出了，这么多事还没解决呢，我不能这样上台啊。”
     可是当我一站到台上，一切都变了，音乐开始了，灯光打到我身上，一切问题与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好多次，演出的紧张感消除了一切，我好像听到上帝在对我说：“是的，你能，你能！再等一下，等你听到音乐，看到这一切。”音乐的鼓点震动着我的脊柱，我一下就入境了，有时我都难以控制住自己，和我一起演出的音乐家说：“看他在干些什么呀？”然后他们就跟着我。我把事先安排好的都给改了，打乱了原有的一切动作，随心所欲的自己跳起来，音乐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境界中。
     在“胜利巡演”的演出中，我开始做一些即兴表演，我喊一些无意义的东西，观众就重复我喊的，比如我喊道：“嗒——得——嗒——得！”他们就跟着我喊：“嗒——得——嗒——得！”有许多次我这样做时，他们就开始跺脚，当全场观众都跺脚时，就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噢，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啊！和这么多人——全场的所有人做同一件事——大家都和你做得一样，这真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感觉。你看着观众，年幼的刚学走路的小孩，白发苍苍的老人，二十岁、三十岁的人，每一个人，大家都摇晃着身子，把手高高举着，一起唱着歌。你可以要求把灯光转向观众，你看清楚了他们的脸，然后你说：“举起手来！”他们把手举起来，你说：“站起来！”或者“大家一起拍手！”他们都会照着做，他们喜爱这样做，这是多么美好，大家不分男女老少种族性别，都做一样的事，这时我就会说：“看看吧！看看你周围，看看你自己，看看大家，看看我们做的事！”这真是棒极了，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有号召力，我真忘不了那些伟大的时刻。
     “胜利巡演”是自从两年以前《颤栗》发行以后我第一次在迈克尔·杰克逊的歌迷们面前露面，这引起了许多奇怪的反应。有时我在门厅里撞见一些人，他们惊讶的说：“嗨！那不可能是他！他不可能在这儿！”我感到很迷惑，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我是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我时时刻刻都得存在于某处，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呢？”有些歌迷把你想象成一个虚无的人，根本不存在，当他们一看到你，他们就以为发生了奇迹。有些人甚至问我是不是上厕所，你看，这把我弄得多不好意思。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我想他们太激动了，我很理解这种感情。我想，如果我有幸能见到沃尔特·迪斯尼或者查理·卓别林，我大概也会表现得一样不知所措吧。


     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堪萨斯城。在“胜利巡演”的第一夜，我们在旅馆的游泳池边散步，弗兰克·迪莱奥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掉进了游泳池，人们兴奋的叫喊着，我们中的有些人被弄得很窘，我则哈哈大笑起来。弗兰克没受伤，但他真的被吓坏了。然后，我们悄悄跳出一段矮墙，跑到了大街上，没有一名保安人员跟着。街上的人想都不敢想，我们会和他们一样走到街上，结果他们对我们是敬而远之。
     回到旅馆以后，比尔·布雷只是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从我小时候起，他就是我的保卫队长，我们向他津津有味的描述这次冒险，他只是笑。
     比尔向来很小心，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极其胜任，但他对已经过去了的事从不担心害怕。他跟随我到处旅行，有时在短途旅行时，只有他一个人陪我。我不敢想象没有了比尔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热爱生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还有一次，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和弗兰克坐在旅馆的阳台上，弗兰克极富有幽默感，常常搞些恶作剧。我们两人开着玩笑，然后，我就开始从他口袋里抽出一百元一张的票子，扔向楼下行走的人们，这差点引起一场骚乱。弗兰克本想阻止我，但我们俩却都笑个不止。这又使我想起了在过去的旅行中，我和哥哥们常常搞的恶作剧。后来，弗兰克叫保安人员下楼，到灌木丛里去找还有没有剩下的钱。
     在杰克逊维尔，在从旅馆到演出场地的四个街区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地的警察几乎使我们毙命。后来在佛罗里达的另一处，当我又感到像以前那样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就和弗兰克开了一个玩笑。我让他到我的房间里，屋子中间的桌子上放着西瓜，我说请他吃西瓜，他就去拿。当时，我养的大蟒蛇“肌肉”并不伤人，但弗兰克特别讨厌蛇，于是他就开始尖声大叫起来。我拿着蟒蛇在屋里追着他跑，他跑得快，因为实在是吓坏了。他跑到门口，抓起保安人员的枪，马上就要扣动扳机了，幸好保安人员竭力使他平静了下来。后来他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我非打死它不可。”我发现许多厉害的男子汉都非常惧怕蛇。
     在整个美国，我们所到之处都要像以前那样被锁在旅馆里。于是我和杰梅恩或我和兰迪就会旧戏重演，把一桶桶的水从阳台上往外泼，浇在楼下门外吃饭的人的身上，我们住得很高，水到下面时像一层薄雾，洒在人们的身上。这一切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在旅馆里无聊透顶，被层层锁住保护起来远离歌迷，没有大批的保安人员跟随就无法出去。
     但是，也有许多的日子是充满乐趣的，演出时我们也常常有空余时间，我们去了迪斯尼世界五次。有一次，我们住在那儿的旅馆里，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发生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可以眺望远处的大海，底下有许多人，挤的要命，走时互相撞来撞去。忽然，有一个人看见了我，他就开始喊我的名字，一呼百应，千百个人都开始喊：“迈克尔！迈克尔！”一遍又一遍，声音在公园里回荡着。到了最后，声音震耳欲聋，如果我再不答应，那就说不过去了。于是我答应了他们，他们听了就开始乱叫起来。我说：“哦！这真是美好极了，我觉得好极了！”制作《颤栗》的艰巨工作、我的眼泪、我的梦想；制作歌曲时因为累极了，站在麦克风边就睡着了，这一切看来都不算什么了，我所做的都得到了回报。这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太空步 第二十一章 爱即是一切(2)
     有时我去剧院看戏，一进剧院，大家都站起来鼓掌，这仅仅是因为我碰巧到了那儿。每值此时，我都觉得很光荣，从心底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来我们打算把这次“胜利巡演”叫做“最后一幕”的，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巡回演出了，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要那么强调这一点。
     这次旅行我过得很快活，我知道它是一段很长的路程，最后看起来它显得太长了。对我来说，最好的时刻在于看到观众中的孩子们，每个晚上，都会有一大群孩子穿的漂漂亮亮来看我演出，他们都激动万分，各个种族、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要用爱和音乐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爱即是一切》时，我还会激动得全身颤抖，我一直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首国际之歌。
     我很喜欢在迈阿密的演出和在那里渡过的全部时光；科罗拉多这个地方也好极了，我们在卡里布农场过得轻松愉快；纽约也确实是个好地方，向来如此。伊曼纽尔·刘易斯来看了了我们的表演，许多好朋友，像大野洋子、肖恩·列侬和波姬也都来了。想想过去，舞台外的生活对我来说与舞台上的生活意味着同样多。我还发现有时在演出时我实在是不能自制，我记得我挥舞着我的夹克，然后把它扔到人群里面，这使那些管理我衣服的人非常生气，我就坦率的跟他们说：“真是对不起，但我实在没办法，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不该那样做，但实在是不由自主，我心里有一种狂喜和一种要与大家共享欢乐的愿望，我只是想着要全部发泄出来。”
     在“胜利巡演”时，我得知了妹妹珍妮的结婚消息。因为我和珍妮太好了，所以每个人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听到后大吃一惊，我总觉得我有一种责任要保护她。昆西·琼斯的小女儿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事的。
     我特别喜欢和我三个漂亮美丽的姐妹们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好极了。拉托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很容易与人相处，但有时她也很有趣。比如你到她的屋子里，你不能坐在沙发上，你不能坐在床上，你不能在地毯上走动，这都是真的，她会把你赶出屋子，因为她希望她的每一样东西都井井有条。我说：“有时你必须要在地毯上走的。”其实，她只是不想在上面留下什么印子。如果你在桌边咳嗽，她马上盖住她的盘子，如果你打个喷嚏，那就更别提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母亲说她向来如此。
     但珍妮是完全不同的，她像是一个男孩。在家里，我们两个最好，好的时间也最长，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说她结婚以后，我是那么受不了。我们在一起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有同样的爱好，我们有同样的幽默感。当我们还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自由”的早晨起床，然后制定一个一整天的计划，一般来说总是这样的；起床；喂动物；吃早饭；看看动画片；出去看电影；去小饭馆吃一顿；再看一场电影；回家游泳。这一切就是我们美妙的一天，到了晚上，我们就重新看一遍计划，回忆着一天中的趣事。
     和珍妮在一起真是好极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中的谁会不喜欢什么，因为我们想的一样，喜欢的一样，有时我们都能说出对方在想什么，我们俩像是一对双胞胎。
     另一方面，拉托亚和我就不大一样了。她从来不去喂动物，动物的怪味让她受不了；更别提去看什么电影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去看《星球大战》、《短兵相接》或者《鲨颚》，我们的口味儿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珍妮在而我又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人真是亲密无间。但我知道，慢慢的，我们的爱好和兴趣就会不一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乘飞机去旧金山乔治的家“天行者”农场访问了几次，渐渐的我们写出了一个剧本，它将会运用上最先进的立体摄影技术，观众看《EO船长》时会感到他们也一同坐在宇宙飞船里在太空遨游。
     《EO船长》讲的是音乐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世界，是乔治想出“EO船长”这个名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身负重任，到了一个被妖魔皇后控制的星球上，他的任务是要除去妖魔，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最后的结局是善战胜了恶。
     拍摄《EO船长》加深了我对电影原有的肯定的想法，使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也许将来我就会走上这条路了。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整整两个小时，你可以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电影可以使你忘却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电影。我可以坐下来，说：“好吧，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把我带到一个美妙的境界去，忘掉我的压力，忘掉我的烦恼，忘掉一成不变的日程安排吧。”
     我还喜欢上在三十五毫米镜头的摄影机前表演。我以前总是听我的哥哥们说：“好不容易拍完了，我可松了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会去观察，尽量多学点儿东西，看看导演想要干些什么，灯光师在干些什么；我想知道灯光应从哪儿打来，为什么导演反复的要求重演同一场戏；我喜欢知道电影剧本哪儿又做了改动，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去学会的。对我来说开创新的东西是令人激动的，现在电影王国中就缺少新的东西，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巨大的摄影棚又使我想起在摩城公司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他们只需要最简单的答案，他们只要别人按老一套来做那些好像是很有把握的东西，当然，人们是早已厌烦了，但仍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着同样的、陈旧的、粗俗的事情。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努力创造一些变化，总有一天，我要使一些东西得到改变。马龙·白兰度变成了我非常亲密的可信赖的朋友，我说不清他到底教给了我多少东西。我们坐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电影的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曾经和许多电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过，包括演员和摄影师。他对电影艺术的价值观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对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电影是我的第一梦想，但我还是有许许多多别的梦。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花了一晚上时间，制作出了一个群星荟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震惊了我们，于是，我和莱昂内尔·里奇合写了这首歌曲。
     那一阵，我曾让妹妹珍妮跟我走进一间有着有趣音响效果的地方，诸如壁橱或者洗澡间，我唱给她听，只唱几个音符，一段节奏，并不是一整段，或是什么别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儿里轻轻哼着，然后问：“珍妮，你看到什么了吗？你听到这声音以后看到了什么？”这时她回答：“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的心声。”
     她说：“你在说非洲，你在说那些快要死了的儿童。”《天下一家》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我们跑到一间黑屋子里，我给珍妮唱。在我看来，那是歌唱家应该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会表演，表演应该有效，即使在黑屋子里也一样。我们因为电视已经失去了许多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图像的条件下只用声音来打动人心。
     从我记事起我就开始唱歌了，我懂得歌声的奥秘。
     我认为《天下一家》是一首很神圣的歌；但这是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神圣。作为那晚表演的许多音乐家之一来演唱这首歌曲的一部分，我感到自豪，我们被改变现状的渴望联合到一起，这种改变将使世界在我们面前变得更美好，使我们想要帮助的挨饿人民的境况有所改观。


     我们募到了一些格莱美奖的奖金，开始听到电梯里不仅只播放《比利·金》，也经常播放《天下一家》了。从一开始作它起，我就想过这首歌应该由儿童来演唱，当我第一次听到在制片人乔治·达克的节目中，许多儿童演唱这首歌曲，我差点哭了，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节目。
     在《天下一家》之后，我又一次决定从公众中隐退。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花去大部分时间录制了《颤栗》之后的唱片，最后唱片命名为《真棒》。
     制作《真棒》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回答是，我和昆西认为，这张唱片应该尽人力所及的达到完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不能不花费时间，去精心雕琢，狠下功夫，力求使事情达到最完美的程度，他不能在不满意的时候就随随便便、放任自流，他不能够。
     如果不对劲了，你可以抛弃它，然后重新开始，直到它真正完美无缺，你也真正尽心尽力了，这也就是你的成果了。真的，你必须真正做到一丝不苟，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第一名与第三十名的区别，这就是第一名常常能数星期都保持名次的结果，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么好，真正好的东西总是会保持它的名次，让人们猜想着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解释我和昆西·琼斯如何制作一张唱片是很费劲的事。一般来说，我创作歌曲，演奏音乐，昆西则指出精华所在，这就是我能解释的唯一方式。昆西倾听我的作品，做一些改动，他会说：“迈克尔，你应该把这个地方改改。”我就做一些改变，他指导着我，帮助我创造，帮助我发明新的音响效果和新的音乐。
     我们争吵。制作《真棒》时，我们总是不同意对方的一些观点，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新鲜事物而吵，为了最新的技术，我会说：“昆西，你知道，音乐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需要人们所用的最新的鼓声效果，我什么都是要最新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在前头，制作出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唱片。
     我们甚至并不试图去迎合歌迷，我们只是要保证最高的质量，人们不会买废物，他们只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费了老大的劲，开着车跑到磁带店，把钱放在柜台上，那你只会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不会随便说：“我在这儿插一首乡村歌曲，给那些喜爱乡村歌曲的人；在那儿录一首摇滚歌曲，给那些喜欢摇滚歌曲的人。”诸如此类。我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喜欢摇滚乐曲、乡村歌曲，流行歌曲和所有老式摇滚乐。


太空步 第二十二章 爱即是一切(3)
     我们沿用了《避开》的摇滚类型，请了埃迪·凡·海伦来弹奏吉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弹得最好。唱片应适合于各种人的各种口味。
     结果，许多歌曲的种类自己产生出来，你会说：“对，这就是它，这就是它想成为的那样子。”当然，并不是每首歌都有可以跳舞的节奏，比如《与你共舞》就是这样的，它只适合于一种老式摇滚的舞步，但又不像《满足为止》、《日夜操劳》或者《你该干点儿什么》那样，具有一种这样的节奏，它可以使你跳舞跳得出一身大汗，跳得筋疲力尽。
     制作《真棒》花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但它也是很艰难的，我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感到是在和自己竞争，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很难创作出新的东西。不管你自己怎么看，别人总是要拿《真棒》同《颤栗》来比，你可以说：“嗨，忘掉《颤栗》吧。”但谁又会忘记呢。
     我想我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在压力下，我仍可以做得最好。
     《真棒》是一首关于大街的歌，它讲的是一个小孩离家去上了私立学校，当他从学校放假回来时，他的老邻居的孩子们就开始找他的麻烦，于是他就唱道：“我很坏，你很坏，到底谁坏？到底谁好？”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又强大又善良的时候，那你才是最棒的。《镜中人》（ManInTheMirror)是一首很了不起的歌，我非常喜欢它。如果约翰·列侬还活着，他一定喜欢这首歌，因为他和这首歌有很大的关系。它讲的是如果你想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你就应该从我做起，开始转变。肯尼迪总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即：“莫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自忖你能为国家如何效力。”如果你想改变世界，首先要看看你自己，从自己开始，从镜中人开始，别总是看着别人，从你开始。
     这是一个真理，是马丁·路德·金和甘地都指出过的，也是我所信仰的。
     有些人问我，在写《我不能不爱你》(ICan"tStopLovingYou)时，心里是不是想着某个人，我说没有，真的。我在唱时倒是想着某个人，但写的时候并没有。
     《真棒》中的歌曲全是我写的，除了两首：西达·加勒特和乔治·巴拉德合作创作的《镜中人》和《只是好朋友》(JustGoodFriends)。他们还曾为蒂娜·特纳写过歌曲《爱有何用》（What"sLoveGotToDoWithIt)。当时我们需要一首两重唱，我就叫来了斯蒂维·旺德。他们写了《只是好朋友》，但我认为他们当时没想到这首歌是两重唱，他们只是为我写的，可是我觉得我和斯蒂维一起唱会更好。
     《你我是一体》（AnotherPartofMe）是为《真棒》写的最早的歌曲之一。早在《EO船长》中，当机长最后说再见时，这首歌就和大家见过面了。《速度之魔》(SpeedDemon)是一首机器歌曲，《你给我的感觉》（TheWayYouMadeMeFeel)和《犯罪高手》（SmoothCriminal)只是我信手写来、落笔而成的创作。《别来烦我》（LeaveMeAlone)这首歌只在《真棒》的CD上才有，我在这首歌上费了很多力气，制作出了绝妙的音响，像一层层的云叠在一起。我在这儿说出了我的心声；让我单独呆会儿。本来就是一首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歌，但我真正要说的是，尤其是对那些不厌其烦来打扰我的人说：“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吧！”
     成功带来的压力常常使人们做一些古怪可笑的事。许多人一举成名，但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成功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成功。
     我总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名誉，既然我在名誉中已生活了这么久。我学会了保持住自己的性格，躲开公众的眼光，尽量使自己隐藏起来，我猜想这样做有不少好处，但也有些坏处。


     最要命的是没有任何隐私。我记得在拍《颤栗》的时候，杰克·欧纳西斯和谢伊·阿尔哈特到加利福尼亚来讨论这个本子。树上以及各处都有镜头对准我们。对我们来说，想不为人注意，不为人报导的做任何事情真是不可能的。
     名声的价值非常沉重，你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呢？想想看你真的毫无隐私，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你不能自已随便做任何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吧。无论你说什么，新闻媒介都印出来，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写成报道。他们知道你买什么东西，看什么电影，随便你干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如果我去了公共图书馆，他们会报道我查了哪些书名。有一次在佛罗里达，他们把我的时间表都登了出来，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我所做的事样样不落，“干完此事后，他就干了那件事，然后他又去了那儿，然后他又去哪儿哪儿哪儿……”
     我记得我当时想：“如果我要做什么，却又不想让报纸报道呢？”这一切就是名声的代价。
     我想，在公众的眼里，我的形象被歪曲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有一个不清楚或不全面的了解，而且全是从我提到的新闻报道中了解的。错误的被当成事实刊登出来，有些情况下，故事常常只讲了一半，而那另一半如果登出来的话，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了，新闻也就失去了它耸人听闻的效果。最后的结果是，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人。抛开了真理，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许多人常常指责我隐藏的太深，的确如此。你一出了名，人们就要盯着你，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在公众面前我总是戴着墨镜，我会告诉你，原因很简单，我不想频繁的与每个人对视，这是一种隐藏我自己的办法。当我的智牙被拔掉了以后，医生曾给了我一个外科面具，以防细菌感染。我特别喜欢那个面具，比起墨镜来它好得多，我戴着它高兴了好一阵子。我生活中的隐私太少了，我尽量隐藏一些，是想从压力中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太怪了，我明白，但我喜欢有点隐私。
     我回答不出我是不是喜欢出名，但我很喜欢树立目标追求成功，我不仅喜欢达到我树立的目标，我更喜欢的是超过它，能做得比想象的还好，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认为自己树立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就该怎样做，如果你什么目标都没有，那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是否能达到目的。
     我总是开玩笑说，我不是有意去唱歌或跳舞的，这是真的，我一张嘴，音乐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我很荣幸有这种能力，每天我都要感谢上帝赐予我这种能力，我要尽力发挥不断提高他给的能力，我感到我不得不去这样做。


太空步 第二十三章 爱即是一切(4)
     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值得我们感激的美好的事情。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是曾经写过，从一片叶子中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吗？我认为这是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他们注意一切事物，从不感到厌倦；他们为了一些事激动万分，而我们早已无动于衷；他们那么天真无邪，没有那种自我意识。我喜欢被他们围绕，在我家，总是有那么一帮孩子，他们是永远受欢迎的。和他们在一起使我感到精力充沛，他们用新奇的眼光看待一切，敞开胸怀接受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富有创造力，因为他们不墨守成规，比如，图画不一定非得画在纸的中间，天空不一定非得是蓝的。他们纯真的对待每一个人，他们的唯一的要求是要平等对待和被人爱，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
     我总是希望能成为我遇到的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我希望他们喜欢我的音乐，对我来说，能得到他们的承认比别的都重要，孩子们总能知道哪首歌将会流行。你看那些连话都还不会说的孩子，他们能随节拍而动，真是有趣，但他们也是严格的听众，事实上，他们是最严格的。有许许多多父母来告诉我，他们的孩子知道《避开》，喜欢《颤栗》，乔治·卢卡斯告诉我他女儿学的第一句话就是迈克尔·杰克逊，我听了美得简直要飞上天了。
     在加利福尼亚时以及在旅途中，我经常花许多时间去儿童医院，陪着他们聊聊天，倾听他们的心声，来让他们忘掉痛苦，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光明，这使我感到那么快乐。儿童得病使比其他任何人都悲伤的事，他们本不应该受这种痛苦的，他们甚至不明白他们自己怎么了。看到这些，我的心都会绞在一起，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只想去拥抱他们，希望他们快些痊愈。有时，许多生病的孩子到我家里来访问，或者去旅馆，或者在路上遇到；有时，孩子的父母想方设法跟我联系，问我能否花几分钟时间见见他们的孩子；有时，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到我越发理解了我母亲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时的痛苦。生命是那么珍贵又那么短暂，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去尽量接触人民大众，去尽力帮助他们。
     你知道，由于我在青春期的迅速发育和我的皮肤，我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是孩子们没使我失望，唯有他们承认了我不再是小迈克尔的事实，他们知道即使我的外表变了，你可能认不出我了，但我的内心没变，我还是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段经历。孩子们太伟大了，如果我活着不为别的，只为帮助儿童，使他们高兴，这也就足够了。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真是了不起！
     我是一个非常善于管理生活的人，有一群经验丰富的人为我工作，他们干得非常出色。他们及时给我提供各种信息，使我能赶上时代的步伐；他们知道迈克尔·杰克逊唱片公司的新进展，使我能及时做出选择和决定。就我的创造力而言，这是我的长处，我喜欢我生活的样子，我比别人更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想我在新闻报道中的形象像个伪君子，我很讨厌这样，但因为我很少谈到自己，所以这很难改变。我是个很害羞的人，这是真的，我不喜欢会见，不喜欢在电视节目中亮相。当“两重天”出版社找到我，谈到写此书时，我很感兴趣，我可以在书中谈我的感受，好像我在与人谈话，用我自己的语言说出我的心声，我希望此书能澄清一些误会和错误。
     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我也不例外。当我在公众面前时，我感到害羞，觉得拘束，很明显，在照相机和大家的注视面前，我变了一个人。而我的朋友，要好的同事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迈克尔，要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那个迈克尔对我来说太难了。
     不管怎样，当我到了舞台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一演出，就失去了自己，完全被台上的气氛所控制，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我在跨上舞台的一瞬间就知道我要去做什么，我喜欢在台上的每一分钟，在舞台上我实际上是轻松的，完全放松。这样的感觉很好，我在录音摄制室中也是这样，我能感觉到事情是不是不对劲，如果不对了，我知道怎样弥补，每一件事都不能不恰到好处，如果它使你感觉不错，你便会很满意。人们总是低估了我创作歌曲的能力，他们没有想到我还能创作歌曲，每次我拿出一首新歌，他们总是用那种眼光看着我，好像在问：“到底是谁写的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也许认为在我家的车库里有个人躲着悄悄为我写歌吧。不管怎样，时间会扫清这些误解。你不得不向人们证明你自己，但他们中有这么多人却不愿意去相信。我听到过沃尔特·迪斯尼的故事，当他刚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从一个制片厂走到另一个制片厂，希望卖出他的作品，但都被拒绝了。最后他得到了机会，终于成功了，每个人都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有时人们会不公正的对待你，这会使你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决断。奴隶制是件可怕的事，但当美国的黑人最终奋起反抗，挣脱枷锁以后，他就变得更加坚强，他们知道在枷锁和控制下生活是什么滋味，他们决不会让这种生活再回来。我赞美那种力量，具有这种力量的人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之奉献自己的鲜血与灵魂。
     人们总是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回答这些问题，下面我说的也许会有点儿用吧。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古今都有，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我最迷德彪西了，尤其是他的《牧神午后序曲》和《月光》；还有普罗科菲耶夫，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再一遍的听他的《彼得和狼》；科普兰是我终生都将喜爱的作曲家，你可以一下听出他那风格独特的铜管乐，《小伙子比利》简直妙极了。我还听过许多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夹子》是我最爱听的。我还收集了许多影视歌曲，比如说，欧文·柏林、约翰·默塞尔、勒纳、洛伊、哈罗德·阿伦、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作品，所有这些人都是我非常敬仰的。
     我非常喜欢墨西哥食品，因为我是食素的，所以喜欢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我喜爱玩具和小玩意儿，我喜欢看制造商们推出的最新产品，如果真的是棒极了，我就会买一件。
     我爱养猴子，尤其是对黑猩猩着了迷，我的黑猩猩泡泡带给我无尽的乐趣，我很喜欢带着它到处旅行——无论长途还是短途，它能使你感到快乐，是个很了不起的动物。
     我爱伊丽莎白·泰勒，被她的勇敢执着所感动。她一生坎坷万分，但她是成功者；靠自己的双腿从坎坷中走出来。我和她的经历很像，我们两人小时候都是童星。当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中交谈时，她告诉我她觉得我们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我也有这种感觉。
     凯瑟琳·赫本也是我亲爱的朋友，开始时我很怕见她。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她拍《金色池塘》的时候，是简·方达邀请我去的，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便请我于第二天晚上与她共进晚餐，我感到很荣幸。从那以后，我们常常互访，过从很密。别忘了，在格莱美的发奖仪式上，是凯瑟琳·赫本说服我摘掉眼镜的。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也是一个非常坚强又隐藏得很深的人。
     我认为演员应该坚强到足以成为观众的榜样，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做他能够做到的事，他的能力就能达到惊人的地步。如果你在压力之下，应该能做到不顾困难，利用这种压力去使你做得更好。对于人们来说，演员有责任更好，更坚强。“自古梨园多奇事”，在过去，演员似乎只是悲剧的象征，许多真正伟大的人因为压力、吸毒、酗酒而痛苦，甚至导致了死亡，这太可悲了。当我们变老之后，作为一个歌迷，你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演出，会感到受了欺骗。人们无法设想，在八十年代，玛丽莲·梦露或者吉米·亨德里克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壮举。
     有许多著名人士说他们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进入艺术界，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如果我有个儿子或者女儿，我会说：“不管怎样，来接我的班吧，到我这里来，如果你想干，那就干吧。”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快乐更重要的了。我希望我能使他们在看完我的演出以后说：“真是棒极了，我还想来。今天真是过得好极了。”对我这就足够了，这是最美妙的事。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著名人士说不希望他们的孩子进入艺术界。
     我想，他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受过伤害。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也一直是这样的。
                                                     迈克尔·杰克逊
                                                   加利福尼亚恩西诺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