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90101金
嗜酒是“任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世说新语·任诞》中描述名士以纵酒为风流的场景便有近三十多篇。“其中以刘伶病酒为最甚，嗜酒如命。《资治通鉴》有言：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美酒虽然醉人，但是魏晋士人的嗜酒却自有深意，唐代诗人杜甫说：“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 （《晦日寻崔戢李封》），在社会黑暗动荡，政权频繁交替的魏晋时期，文人为了自保，不得不沉沦于醉酒以逃避现实，即便是有不正当的语言或者举动，也可以推脱于“酒”。“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的借酒消愁，实则是出于躲避迫害的无奈之举。鲁迅先生更是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表示“对于阮籍而言，‘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早期造酒和饮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祭祀，饮酒礼便是周代礼乐文化最直接的产物，《诗经》中便有描述周王祭祀祖先，礼数周到，醉酒饱德的场景。而魏晋士人饮酒行乐的同时，却将它们作为表达对礼教的不满，放诞不羁的行为表示。从祭祀天神的礼教活动到抒发情感的个人自由，这也是他们自我精神增强后追求自然的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