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纪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专辑，准备把束氏回忆文章收进去。许良英为此给编者写了一封长信，论列《爱》文之不实，信中最后说：“鉴于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束星北的家属和同是束星北学生的另外一些科学家，不能接受许良英的看法。他们认为，像束星北这样崇尚真理的人，绝不会在与爱因斯坦交往这样重大问题上说假话。李寿鳃先生也写了一封信，很明显是在反驳许良英，论证束星北作为爱因斯坦助手之不可否定。在专家们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专辑的编者们最后决定在收录《爱》文的同时，也同时摘录了许良英和李寿鳃的信。今日捧卷在手，我很佩服编者的开明与聪明，他们的确不是简简单单地在给乡贤树碑立传，而是认认真真地在编“文史资料”。
　　可能是因为对束师敬之太深，许良英追问《爱》文失实之咎时，做出了一个想当然的判断。他在信中说“我认为1979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消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为核实此事，李寿鳃找到当初访问束星北的《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证明的确不是出自记者臆造，而是完全根据束星北口述整理，且文章在发表之前是经受访者审阅修改定稿的。许良英冤枉了记者宫苏艺，李寿鳃在这一点上驳倒了许良英，但从根本上说，李寿鳃又没有驳倒许良英，因为他只证实了《爱》文确为束星北的忆述，证实了束星北在《爱》文发表之前已经对家人和周围其他人讲过他与爱因斯坦有交往的话，但他们无法像许良英“证伪”那样，对束星北回忆内容的主要细节予以“证实”。
　　1997年10月，许良英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胡大年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胡后来到美国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现按中文信函格式译录于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原文为“It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不过，我从少年时代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一直受到您在自然哲学领域巨大成就的激励。我们殷切期望您能做一次能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荣光的访华之旅，乃至能在敝国安度余生。我们很感谢您的伟大发现，您的到来无疑会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会得到全体中国人的崇敬。与西方国家的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只崇敬那些拥有伟大思想的人。例如，对孔子，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达虔诚，而且几乎在中国的每个城镇都建有文庙。虽然我们不能为您提供像美国那样的现代舒适生活，但我确信您会喜欢中国人的。如果您有意来华，我们将与政府安排相关事宜，以解决您来华过程中及在中国期间的所有不便。
　　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
　　束星北　敬上
　　1943年12月17日
　　于中国湄潭
　　
　　另附上鄙人最近论文之摘要，希望能如同您的一个学生那样得到指教。
　　
　　有关此信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考察，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紧密相关者，是信文的第一句话“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这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表示：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过去无缘相识。这个“过去”的chance，当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不必再多说什么，结论是当然的：在1943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的束星北，并不承认他曾有一段“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那“日子”里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
　　
　　下一个追问：为什么？
　　回答了“束星北曾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是与否之后，还有必要做下一个追问：束星北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已不可能由故去的主人公亲自向我们道破真相，后人能做的只有推测和讨论。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致爱因斯坦信

他曾挥金助人，也曾屡因过于看重孔方兄而放弃或失掉科研的机遇???

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 
 
 
 
作者：王伯年
文章来源：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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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摘要: 束星北(1907-1983)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上世纪30-50年代期间，他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作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1927-1928年中，他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之事，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本文依据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束星北于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详细的分析，全面地论证了研究助手之事的确实性。 



关键词： 爱因斯坦，束星北，王淦昌，许良英 



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这是2004年联合国第58届大会决定的；用如此的方式以一门学科命名世界年，在联合国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划时代的学术论文的100周年和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 

对于中国人，当然很想知道与爱因斯坦直接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周培源于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广泛传为佳话[1－3]。但是，对于束星北于1927年至1928年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知者并不多，个别人还坚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本文作一专门的探讨与论证。 



1 束星北的自述 

1979年3月9日，束星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中叙述1927年束星北去见爱因斯坦的事。束回忆说[4－5]： 

“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时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束的此文是怎样发表的呢？ 

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我国酝酿纪念活动中，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即嘱该报记者宫苏艺去找束星北，向他约稿。 

为此，宫从北京来到束当时工作所在地青岛李村，于1979年2月22日和23日访问束二次。当时是束已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盛情邀到该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的第二年，束正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为‘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多门培训课，工作十分繁忙。 

宫向束说明来意后，束即确认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告知宫这不是正式的研究助手，而是临时的研究助手。当宫向束约稿时，束说：太忙，没有时间写。宫表示可按束的口述内容，由其起草，再由束修改后定稿。束文即由此而来。 

由此可知：束文完全不是束主动要写的，而是宫发挥记者的敏感性、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促成的。 



2 针锋相对的意见 

束文发表后的7年内，对于他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未见任何异议。在诸多肯定意见中，包含许良英为祝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一文的内容[6]。 

但是，这种肯定认识到了1992年年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源于束的家乡江苏邗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束逝世10周年，拟出版《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一书，计划将上述束文转载于书中。许良英得悉此事后，特于1992年12月26日给编者写信说：“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消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并说：“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7] 

对于许良英信中的观点，李寿楠立即写出了答辩的信，认为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并说“在科学上要否定一件事，一般要比肯定一件事要难得多，因为这需要把各种可能性都排除。”[8]许信与李信都载于[5]中。因该书不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许与李对立的观点，并未广泛流传。 


3 最新的二本书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9]。作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调查与研究束的一生，以特殊的文学体裁，用52万字写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刘必然是知道束文的。按理，刘应对束曾为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有所描述，以显示束非同寻常的才华和这一段光彩的经历，但刘没有这样做。 

此外，胡大年（Danian Hu）用英文写了《中国和爱因斯坦（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97）》一书[10]，2005年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胡用了4页多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束在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研究和所发表的论文，这些内容有参考价值。胡也必是知道束文的，他在书中介绍了周培源与爱因斯坦的来往，但对束文也未涉及！ 

这是什么原因呢？ 



4 一封奇特的信 

由以色列和美国的爱因斯坦档案部门可以获悉，束在1943年12月17日曾致函爱因斯坦[11]，主要内容是邀请爱因斯坦来华，并建议爱因斯坦将其余生在中国度过。该信与本文有关的开头和结尾的英文如下： 

“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natural philosophy has inspired me from my boyhood to the study natural science…… 

…… 

…… I remain, 

Yours most humbly 

Hsin P. Soh ” 

为了解束与爱因斯坦来往的关系（在1943年12月以前），此信中的‘acquaintance’的含义，甚为关键。按[12]和[13]，‘acquaintance’有‘相识’与‘熟人’的含义。如按‘acquaintance’为‘相识’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可译为： 

“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但是你在自然哲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从我的少年时期到今日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激励着我。 

………… 

……我仍是 

最谦恭你的 

束星北 ” 

由这种译法可知：束与爱因斯坦在束写此信之前，是不相识的，因而也就排除了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可能性。 

如按‘acquaintance’为‘熟人’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则可译为： 

“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但是……”。 

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看来，刘与胡是在知道束给爱因斯坦的信情况下，是按‘acquaintance’为‘相识’去理解的。因此，他们在各自的书中避而不谈束的研究助手之事，也就易于理解了。但是，为什么不可按‘acquaintance’为‘熟人’，去理解束信呢？特别是束信在结尾处所写的“I remain”(我仍是)是与“熟人”相呼应的，作为能用英文写书的胡大年，为何又视而不见呢？ 



5 许良英的第三次看法 

去年7月14日，《南方周末》有许良英的一文[14]，提出了他对此事他的第三次看法[14]。他说： 

“一本52万字的《档案》（指刘海军的书），只字不提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这是作者的谨慎，值得称道。但回避这篇文章，不免留下遗憾，我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扭曲后，自然就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幸而这只是偶然为之，在他历次所填写的履历表上，从来不写这段‘光荣历史’。” 

很显然，此时的许良英自己推翻了他13年前的看法：不是光明日报记者造假，而是束星北本人为了‘说假话受奖’而造假！ 



6 肯定看法的一些论点 

（1）束星北与爱因斯坦是相识的 

束在1932年至193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15]，在结尾处感谢了剑桥大学的Eddington教授和MIT的Vallarta教授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并未涉及爱因斯坦。但束在随后发表的与[15]内容基本相同的[16]中，在结尾处，除感谢以上两人外，还感谢了爱因斯坦与周培源等人，并在注（6）中特别提到了爱因斯坦对[15]中的(5)式提出了怀疑，因而在[16]中束对此给出了正式的证明。束还进一步在1934年发表的[17]中，进一步在注中说明爱因斯坦对[15]中的（5）式的怀疑，是爱因斯坦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 


好，有这么多人关注他啊
可惜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