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从他的“道本体”的角度来看，万物禀道所获得的内在规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属性上便是理。“体道”就是要求人在对待万物时应“缘理”而为，因循万物的本性。沿着这个思路，统治天下、治理百姓，必须因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况。他强调：“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循人性是“缘理”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人性的本来面目又是如何呢？


在经济学上，人一般被假定为理性人，而世界上，人不仅是斤斤计较的理性人，也是随遇而安的感性人，还是不计得失、富于正义观点道德人；人不仅有基本的生理需要，也有非基本的“明显浪费性的”、“纯粹荣誉性的”需要；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也有精神、审美、文化上的需要。在《人论》中，卡西尔曾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以取代人是理性动物这一传统的定义。卡西尔认为，人不仅生活在物理世界中，也生活在文化世界中；人不仅有概念语言，也有情感语言；人不仅有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也有诗意想象的语言。他说：“人的特出特征，人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


在我们看来，社会国家的目的虽然主要是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个体而存在。个人是可以通过意识自觉体会到社会国家的目的的。因此社会国家目的与个体需要并非截而对立。但是，在个体需要体系中，社会国家目的处于较高或较薄弱的层次，它不像个体需要那样对人来得具体、实在、直接、迅猛。在一定意义上，个体需要与社会国家目的对人来说有些类似“家”与“国”、“私”与“公”的关系。虽然通过一定的道德觉悟，家国、忠孝、公私在个体身上可以达致统一，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人性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家国难以兼顾，公私难以分明。从古到今的各种权力腐败表明了这一点。当个体需要与社会国家目的发生冲突，而个体需要又十分迫切，或社会国家目的使个体感到十分不适应时，人们就更有可能因社会国家目的的相当遥远而背离它，屈从与个体需要。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写出这些话，是想说明人的真正本性。既没有有些人说得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得那么差。


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有关政治的见解主要有1.道德说：这种学说把政治和道德混在一起。如：儒家思想。孔子曾说：“政者，正也。”，也就是率领人们走他们所说的“正道”。这里的“正”就是儒家所认为的道德规范，符合了这些规范，天下就会大治。西方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他们认为政治是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达到最高的“善”的行为。这种“道德说”对社会的政治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引导社会向公平、正义、仁义礼智信等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观点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来分析政治，只是思想家的一种哲学思辨，不具备现实的反映力和针对性；而且也掩盖了社会阶级对立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深刻地揭示社会政治的本性。2.权利说：将政治理解为一直权力关系，政治的目的就是获得并保持权力。如：拉尔韦尔就认为政治主要是一种“权力的形成和分配”。3.法律说：把政治说成是一种法律现象，是制法、守法、执法的过程。4.管理说：把政治说成是一种管理行为，管理国家公共事物的活动。这种说法忽略了政治的统治性。5.分配说：认为政治是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分配的行为。这种观点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就是说人类产生到我们今天，社会中的物品在任何时间都无法完全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人们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源就必须因为分配而产生冲突，为了避免这种冲突，整个社会就需要有一个相当合理的机制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分配必须是权威性的，要保证分配的公正性，使每个社会成员对分配的结果无异议。由于这种分配是长期的，需要制定和执行相当多的政策，并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因此这个权威的分配是一个系统化过程，这种系统化及影响的各种要素就构成了政治现象。6.国家说：认为政治主要的国家事物，就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说。这里“道德说”和“分配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诞生前主要的政治学学说。


夏商时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萌期，出现了祖先崇拜现象。商王通过祭祀、问卜祖先这种形式来实行他的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证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这种观念上，发展“王权”思想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君主是民众的主宰，应而民众对君主的意志和命令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我们的先民对“天”的敬畏，反映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对君主的敬畏。而君主也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观点，以此加强自己的统治。君主们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代表，认为自己的利益好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掌握着一切大权，因而也对国家负有完全的责任，君主是国家的唯一代表。但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使王权具有绝对性，而绝对的王权同时导致了君主权力的膨胀，昏君、暴君的出现给政权的合法性造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商朝灭亡了。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德辅天”的思想，强调了君主个人的德行和责任。首先肯定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是“天命所归”，但同时又强调了“皇天无亲，天命靡常”，天命变更的根据是君主的“德性”，唯有敬德才能得到天命。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周公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他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思想。是那个时代最高的产物，虽然未完全摆脱“天命”等神权影响，但是已用“民情可见”的观点来解释“天命”，把“天命”看做是“民心”，施政的重点在于人、民众，是后世民本主义的滥觞。


政治问题说到底是一种利益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展各种外交活动，都围绕这本国利益进行的；人们在处理国家内部的关系，制定各种政策着眼于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利益原则是政治领域普遍通行的规律，不管那个国家，那个时期，什么制度的国家，概莫能外。《韩非子》是一部主要论述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读之前应了解一些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这样能更好地理解此书。 

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我们需要何种政治哲学？我们为何需要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事物本身的技术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问题。再进一步追问政治行为、政治家行为——的政治合目的性和道德正当性等深层的政治伦理。它对人类政治社会的一切事物和行为的理论追问是没有限定的，因为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真理，也从不宣称自己拥有真理，而且只是永远为了追寻真理。


在它的视野里，没有“终极真理”；同样在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员里，他永远是“自知其无知”的，永远处在无穷的追问和求知的路途中。然而，这种追问，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必定要偏向某种政治“乌托邦”而超越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情景。在政治哲学的视野里，一切政治现实——无论是既有的政治理念，还是既定的政治制度系统，又或是现行的政治实践——都是有待于人类自身不断进行理想反省和批判改进的，都开放地面对一切合乎理性的政治批判和追问，因而它不仅关切政治事物的“现实合理性”，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建构的技术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政治目的或目标的道德正义性和政治完善。这才是完善主义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始终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不可省略的理论。（我们是认真对待儒家的，希望你们也同样认真对待法家及其理论）


政治学有许多重大问题。我只说其一。为什么人类始终不放弃对诸如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更高的要求，即使无数严峻而残酷的政治挫折、失败使人类的政治“乌托邦”追随遭受一次有一次的沉重打击？政治哲学家们各种理论，从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人类不同的政治生活经验和政治智慧催生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民主现在已被看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共同的、最高的理想。可是，在理想的追求中，人们不断反思：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或政治实践，都不具有“终极真理”的意义。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所谓“多数人的民主”、“一人一票”、“间接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复杂民主”、“代议制”、“政党制”等，它们只是意味着一种政治理想：主权在民！因此，理解、实践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把握、坚持人民为本，主权在民的根本政治原则。


此文最后要说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政治哲学”的问题。早在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说，政治哲学是关于“城邦国家”的“至善”问题。正如“城邦国家”的“至善”高于个人和各种形式的美德。这实际上已揭示了国家政治共同性好价值的首要性。然而，在传统的社会和古典的政治哲学中（包括儒家思想），国家的政治公共性与公民（臣民）个体的美德私人性之间并没有严格明确的分界，社会生活的共同领域与私人生活的领域也没有严格划分开来，在公私、国家与个人、政治与道德之间，仍然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到了将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有谁来做这个工作呢？在中国是法家，在西方是马基亚维斯。


我们都知道，儒家、法家都不反对道德与法律，他们只是为了争论两者之间何为第一？既它们之间的次序问题。后来之人都不自觉地围绕着它展开讨论。在西方这称之为“权利优先或义务优先”、“实质性自由或本质性自由”。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中称之为“德治与法治”、“道德与法律”。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平常的话题，仔细研究便感到复杂，尤其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道德与法律的差异，何者优先？我们常人厂按照一般的想法认为：道德是属于个人的精神力量；法律归属于国家的制度力量。在政治建构中法律优于道德。关于这一点，我们几乎没有多思考，这难道就是对的吗？


在西方思想家们认为，基督教的律法主义的宗教精神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力量，个人与国家都会被这种宗教精神所塑造。神圣的律法在个人心里的投射造就了个人的道德，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造就了国家的法律。如果我们把人心与社会看作是神圣精神得以落实的两个方面，那么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归于信仰。法律以外部命令的形式打乎个人，而道德内在地塑造这、成就着个人。对照儒家传统，我们说，前者好比隆礼而王、化性起伪的荀子思想。后者可比内圣外王、尽伦仅制的孟子思想。

从法家与道家的渊源上可以看出法家政治思想中的背后是道家的虚无主义。只是韩非子的问题在于他想要在这现实流变的历史世界当中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国家，而老子的道德之治在事实上才仅仅是一个理想王制。理想王制虽然未必在现实中马上实现，但它毕竟是一种判断现行政体好坏对错的标准。因此有了道家“垂衣而治”的政治理想与法家“强力而治”的政治方案之间的鲜明对比。


韩非子的心里并非没有理想，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法家的“理想国”。他把理想的实现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明主之国”、“至治之国”、“至安之世”，最后者可能看起来更像是老子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