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


   那袋子里一定塞了五公斤橙子，甚至，也许有八公斤，或者十公斤。
   当时，我们乘坐的电车正要拐进弗龙讷大街，却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
   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着。我紧张地发现，这位橙色女孩似乎有些站立不稳了。在几分之
   一秒的时间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是必须挽救那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使之免遭“不幸”的人。现在……是的，就是现在！
   就在那一刹那，我奋力挺身上前。我迅猛地伸出双臂，一手托住了纸袋，另一手紧紧地搂住了那位年轻女子的腰肢。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穿着橙色旅行滑雪衫的女孩，她居然松手让那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掉了下去。或者说，也许正是我，是我把她的袋子撞出她的怀抱，“哗”地一下就飞了出去。结局自然很可悲：可能有三十或四十个橙子，它们骨碌碌地滚到周围乘客们的身上，或掉到了地上……反正满车都是橙子。在我至此为止的短暂一生中，肯定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令人难堪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的难堪，却真的不能不说是“登峰造极”了。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最难堪的一刻。
   这时候，那女孩已转过脸来，她不再微笑。起初，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伤心，至少她脸上掠过了一道阴影，好像每一只橙子对她来说都特别重要。没过多久，我敢肯定，她已开始愤怒地抬头盯着我，并以这种方式让我非常明白：她已认定，我应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感到，仿佛她生活的一半都已被破坏。顿时，我也觉得，我似乎已毁掉了我的未来。
   我惶恐不安地四肢着地，在脏兮兮的横七竖八的靴子和皮鞋之间钻来钻去，为了尽可能捡回一些散落的橙子。我能找回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起初那个装橙子的大纸袋，已经裂开了。我很清楚，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
   最后，我怀里抱满橙子——还有两个我已塞进裤兜，再次走到那个身着橙色滑雪衫的女孩面前，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无挖苦地说：“你这个圣诞老人！”
   她在责备我，这是显然的，可她的情绪似乎也由此又变得好起来了。于是，她用一半是和解，一半是嘲讽的口气问我：“我可以要一个橙子吗？”
   “请原谅”，我喃喃地说，“请原谅。”
   此时，电车停靠在弗龙讷大街的“穆尔豪森”糕点铺外。车门打开，我慌乱地向那个在我眼里几乎有些超凡脱俗的橙色女孩点了点头。她敏捷地伸手从我怀里拈了一个橙子，随即魔术般地消失在大街上，就像童话里的仙女。
   有轨电车又动了起来，继续沿着弗龙讷大街行进。
   “可以给我一个橙子吗？”听见没有，她居然那样说，乔治！可那些橙子本来就是她的啊。那些橙子——我手里捧的，裤袋里装的，其余的滚得满车都是。
   我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一个家伙：他抱着一大堆橙子站在那里，可它们都不是他自个儿的。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橙子小偷。我在下一站也下了车，就在弗龙讷广场。
   下车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设法尽快摆脱这些橙子。很快，我发现了一位推着童车的女士。我慢吞吞地、心怀鬼胎地靠近她，抓住机会，把所有的橙子都一古脑儿地放在那辆小车的粉红遮阳篷上，包括我裤兜里那两个。这一切发生在一两秒之内。
   或许该让你看看那女人的表情，乔治！我觉得，我有必要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请求她，接受我送给她的宝贝儿的这份小礼物；因为在这深秋时节，应当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维生素C。这很重要，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补充说，因为我本人毕竟就是学医的。
   说完，我撒开两腿，一阵狂奔，穿过了弗龙讷大街。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橙色女孩，并且要对她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我要跟她重归于好。
   我很快就来到那个神秘的橙色女孩拿着一只可怜的橙子走出电车的那个地方。我站在那里茫然失措：这里有数不胜数的街口，我不知道该走哪一个。橙色女孩早已消失得杳无踪影。


   这天下午，我继续在弗龙讷一带来来回回地找了好几个钟头。每当我看见类似于橙色滑雪衫的东西，我的心就禁不住陡然狂跳起来。可是，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却好像已被大地吞没。
   那天傍晚的其余时间，我一直想着那个穿着橙色滑雪衫的姑娘。我断然决定，我要尝试一切途径，我一定要找到她。就像得力于一个神秘的魔咒，她已被置入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余
   部分之间。
   我不断想到那些橙子。她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难道她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剥开，然后通通吃掉？一个接一个地，比如说作为每天的早餐或午餐？这个想法令我十分激动。也许她病了，必须坚持某种特殊的食疗，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而且这令很我紧张。
   但也有其他可能性。也许她想为一次有上百人参加的聚会做一顿大型的橙子布丁。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心生醋意：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接到参加这次聚会的邀请呢？或许，橙色女孩想用那些橙子榨出许多汁来。她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想把橙汁储存在她狭窄的学生宿舍里的冰箱内。或者可以说，因为她讨厌超市里卖的那种橙汁，它们是用来自加利福利亚的廉价浓缩橙子精勾兑的。或许她对这种东西过敏。
   可是说到底，无论是橙汁，还是橙子布丁，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很快，我又萌发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设想：橙色女孩穿着的那件旧滑雪衫，跟罗德·阿蒙森当年到北极探险时所穿的服装是同类的。我相信，橙色女孩自然是想要乘雪橇横穿格陵兰冰原，她起码也要穿越哈丹格维达荒原。如此一来，如果利用狗拉雪橇上携带八到十公斤橙子，此举就绝非愚蠢了。否则，贸然进入茫茫冰原，极有可能死于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坏血病。
   于是，我就这样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还有“滑雪衫”这个词，它不正是出自北极的因纽特人吗？那女孩肯定是把格陵兰选作了探险目的地。可是，她为什么要作这次格陵兰探险之旅呢？
   噢，乔治，写到这里，我得稍稍打住一下。
   我如此愉快地描述着多年以前的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你也许觉得有些奇怪。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支欢快的插曲，几乎就像一段默片，而我想让你也体验一下那种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感到特别快活，我指的是现在，我描写此事的时候。事实上，我已无所适从，或者老实说，我已无所慰藉。这一点，我不想隐瞒，可是，你不要为我担忧。你绝不会看到我流泪，我已下定决心，我能控制自己。
   你妈妈就要下班回来了，此时此刻，只有我们俩在家。你这会儿正坐在地板上，握着彩笔画画。你还不会安慰我，或者说，你这样就是在安慰我。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当你读到你曾经的父亲写下的这封信，或许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份令人宽慰的想法。而此时，单是这种想象就足以让我感到温暖。
   时间。乔治，时间是什么？
   我望着编号为“1987A”的那颗超新星的一张照片。这张图片大约是哈勃望远镜在我父亲发现自己得病的那个时刻拍摄的。
   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可我不能肯定，他用他那些阴郁的苦衷让我现在感到异常沉重，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我确实无法为我的父亲做些什么。他生活在不同于此时的另一个时代，而我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
   说实在的，我觉得，没有父亲的成长过程，也并不是特别可怕。你死去的父亲突然从墓穴里对你开口讲话，这才是真正让人惊骇的场面。
   我分明感到，我的手心已汗津津的。可我当然还要继续把我父亲的信看完。他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这也许是好事，也许不好。对此，要我现在来下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
   他可真是一个可笑的怪物，我想。因为我觉得，年仅十九岁的他，在70年代末期的秋天，对他在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里遭遇的那个抱着一大袋橙子的女人的这些胡思乱想，简直就是小题大做。男男女女们彼此之间暗送秋波，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亚当和夏娃开始，他们就会搞这一套了。


   然而，我父亲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写，他爱上了她？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当他为了那些橙子挺身而出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子肯定已然心领神会了。姑且不说最后，他还一手搂住了她的腰。也许他还暗中渴望，能跟她共舞一曲“橙子华尔兹”呢。
   可我此时才读了故事的开头。或许，关于这个“橙色女孩”还真有什么奇特的秘密。若非如此，我父亲绝不会写那么多关于她的事。他生病了，他知道，他也许就要死去。因此，
   他所写的一切，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许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
   我一口喝掉剩余的可乐，继续往下看。
   我还能再次见到那个橙色女孩吗？也许不能了，她也许住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她在奥斯陆短只是短期逗留。
   现在，当我走在大街上，当我看见行驶在弗龙讷一线的电车，我就会习惯性地扫视所有的车窗，为了确定，橙色女孩是否就在乘客之中。我傍晚时的散步也总是把我引向弗龙讷。每当我在街上看见红色或橙色的东西，我就会想，这一次——这一次，我终于又看见她了。可是，我每次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变得越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有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想去位于卡尔·约翰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经常光顾的老地方。我推开门，刚一进去，便不自主地吓得后退了半步——因为橙色女孩就坐在里面！她以前从未来过这里，此刻，她正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本有彩图的书。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她搁在了此处，为了等候我的到来，为了让我与她重逢。她依旧穿着那件旧滑雪衫。现在你听着，乔治，你或许难以相信，可这是真的：在她的怀里，在她与那张小咖啡桌之间，夹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又圆又大的橙子。
   我感到惊恐，因为我又看见了橙色女孩：她穿着同一件橙色滑雪衫，抱着同样的装满橙子的纸袋。这情景恍若海市蜃楼，令我感到极不真实。从这一刻起，那些橙子本身就变成了我必须为之寻求解释的那个谜团的真正内核。
   我几乎是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咖啡馆，悄然坐在距她两、三米远的位置。在我作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之前，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她，享受那种难以言说的观感。
   我暗想，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但她忽然从书上抬起目光，大胆地盯着我的眼睛。她将我逮了个正着，因为此时她已发现，我在观察她。她温暖地微笑着。而这种微笑啊，乔治，它能将整个世界都融化；因为，要是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它，它就会蓦然终结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战争与敌意，至少能实现长期停火。
   此刻的我已别无选择。我想，我必须跟她建立联系。我慢慢向她走去，坐在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我们默默无言地凝视着对方，就这样过了好几秒。看来，她并不打算立即开口跟我说话。她久久地盯着我的眼睛，肯定足足有一分钟之久。这时，我的目光也不再退避。
   是该说话的时候了，可我却无限迷惘。我只能呆呆地坐着，我无法动弹。我在想啊：我们曾经是两只勇敢的小松鼠，独自生活在一片小树林里。她特别喜欢跟我捉迷藏。为了找到她，每次我都不得不在林子里上窜下跳地搜寻。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到，我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于是，就轮到她蹦蹦跳跳地来找我了。我会藏在一个老树墩背后，然后偷偷欣赏她追寻我时那副焦急的俏模样。或许，我甚至还有一丝害怕，因为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我的左臂放在桌面。忽然，她将她的右手放进我手里。她把书搁在橙子上面，她的左手仍旧稳稳地托着那只大袋子。她似乎有些担心，怕我会再次从她怀里夺走纸袋，或者再次把它撞到地上。
   此时，我已不是那么紧张。我只深深地感觉到，一股温暖而清凉的力量，从她的指端涌入我的指尖。我想，她肯定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我还相信，这必定与那些橙子有着某种联系。


   第二天早上，我狂躁的神经终于安静下来。我想：在十二月，决不会有人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十二月的探险队应该往南极洲进发。从而，他们也不会到奥斯陆来购买橙子，而是该到智利或者南非筹办这类东西。甚至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否真有必要带上橙子。有谁能戴着笨重的极地手套，用手剥开一个个冻得石头一样坚硬的橙子呢？在那里，必要的、一定量的液体，可以通过几滴汽油和一只旅行炉灶解决。别忘了，那里有无穷的冰雪，也就是水；而橙子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便是水。
   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在想，你到底是谁？你来自何方？你现在何处？
   妈妈又在敲门了。“怎么样啊，乔治？”她在外面问我。
   “我很好”，我说，“现在别来烦我！”
   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橙色女孩的事；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父亲向我透露的这一切，他还从未对我妈妈讲过。否则，我肯定早就从妈妈口里有所耳闻了。要是那样，我父亲也就不必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宝贵的最后时光，浪费在这封漫长的书信上。或许，他青年时代经历过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想以此告诫他的儿子，当心这些东西——这也就是人们场说的、人生经验的“口授心传”。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相信，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想问我。
   至此为止，他只是问过关于哈勃望远镜的事。真可惜啊，他已经不可能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恰好非常丰富！
   “望远镜”的意思大概就是：让人看见远处的东西。可是，这个关于“橙色女孩”的故事，真的会与太空望远镜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相信，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其实，它们才不会“眨眼”呢。这种假象产生的原因，仅仅在于大气层的不稳定。这正如波动的水面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误以为，湖底的石头在游弋或晃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从游泳池底部往水面看去，我们的目光往往会看不清池边物体的运动状态。
   地球上没有任何望远镜，能够为我们提供真正清晰的宇宙图片。这一要求，唯独哈勃望远镜能够做到。因此，跟地球上的望远镜相比，它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外太空的故事。
   许多人的眼睛非常近视，他们分不清马匹与奶牛，分不清河马与眼镜蛇。这些人就需要配戴眼镜。
   我已提到过，人们后来发现，哈勃望远镜的主镜存在镜面误差，这严重影响了成像清晰度。后来，“奋进号”号的宇航员1993年12月上去修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哈勃主镜的镜面本身实施任何维修工作。他们也只不过是给它装上了一副“眼镜”而已。这副眼镜共由十个镜片组成，英文名叫“COSTAR”，其全称是“空间望远镜轴向光学修正辅助设备”。
   可我仍然不明白，太空望远镜跟什么“橙色女孩”有何瓜葛。当然现在，也就是此刻，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两者的关系了；因为我早已看完了我父亲在他临死之前几星期里写下的这封长信。我至少读了四遍，可这会儿，我自然还不想泄漏太多的秘密。
   继续往下讲吧，我的父亲！请你把一切都告诉本书的读者：
   我再一次见到橙色女孩的时候，已经是圣诞前夕。而且这一次，我开始跟她正式说话了。或者说，至少我们交谈过几句。
   我那时住在位于阿达姆斯图的一套小屋里，是跟一个叫古纳尔的同学合住。我想回到胡姆勒跟家人共度圣诞夜。家里只有我的父母和我弟弟，也就是你叔叔埃纳尔。埃纳尔小我四岁。他当时正在中学上最后一年级。
   我突然决定，返回胡姆勒之前，破例到教堂去参加一次圣诞礼拜仪式。那个神秘的女人果然已令我心醉神迷，所以我冥冥之中居然相信：她也会首先参加圣诞礼拜活动，然后才跟别人一起人共度圣诞节。我的结论是：我最有可能在奥斯陆大教堂里找到她。


   为了见到橙色女孩，我可真是用心良苦，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为了找她，我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弗龙讷地区。但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费笔墨，否则，这封信必然会变成一本累赘不堪的流水账。
   要记住，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一条红线，乔治，那就是：我与神秘的橙色女孩的数次真实相遇。因此，我没有必要向你连篇累牍地报告我寻而不得的多次经历。正如所有关于那些
   未能中奖的彩民的故事，也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曾听过那样的故事吗？你在报纸或画刊上读过，关于某个并没有成为“彩票大富翁”的彩民的故事吗？其中的道理跟此处的完全一样。橙色女孩的故事，不妨认为，它犹如一次大型博彩的故事。在此类故事中，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各种报刊上提到的，只是那些中彩的！
   我走进大教堂，但并没有立即看见她。管风琴奏响巴赫的一支序曲——就在这一刻，我猛然发现了她。顿时，我僵若冰石，我浑身燥热。
   橙色女孩坐在教堂中间的过道对面。那只可能是她。在礼拜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她转身朝合唱队望了一眼，他们正在唱圣诞歌。今天，她没有穿那件橙色的滑雪衫，她手里也没有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毕竟是圣诞节啊。她穿着黑色大衣，脑后的头发用发夹紧紧地扎在一起。
   牧师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清。终于，管风琴奏响了礼拜仪式的终曲。教友们纷纷从凳子上起身。而我得睁大眼睛，千万不能让橙色女孩在我面前再次消失。她从我的座位旁经过，她的头微微动了动。我不清楚，她是否已注意到了我。她是一个人来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更美了——所有的圣诞光辉可能都已汇聚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有人站在教堂外面互致祝福之辞。可我的目光却盯着橙色女孩后颈上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她朝格伦森方向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下雪了，冰凉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潮湿的雪片飞到了橙色女孩的黑发上。
   快到奥弗勒·施罗茨街时，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一步跨到她前面，然后转身愉快地对她说：“祝福圣诞！”
   她显得很意外，或者，也许她只是装出意外的样子——是否如此，我不清楚。她微笑着，笑得模棱两可。她说：“祝福圣诞。”
   这时，她真的笑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想，她并不反对跟我一起走。我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她喜欢这样。这时，我看见了两只橙子的轮廓，它们藏在她黑色大衣的口袋里。它们完全一样大、一样圆。
   我觉得，我必须再说几句话，否则，我就得从她身边走过并且声明，我没时间了。可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那么多的时间。我分明感到，自己就站在时间之源——我停滞在一切时代的目标和目的上。此处，我必须引用丹麦诗人皮特·海恩的一句话：“谁要是不在此时活着，就永远不会活着。您会怎么办？”
   而我活在此时，并且是时候了，因为我以前从未活过。我的心中一片欢腾。于是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去格陵兰的路上？”
   这真是一句愚蠢透顶的话！她迷惑不解地眯起了眼睛。“我可不住在那里”，她说。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奥斯陆有一个街区，名字也叫“格陵兰”。这使我尴尬极了。不过我觉得，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不如就坚持到底。我便接着说：“我指的是，到格陵兰冰原去。乘坐一架八只狗拉的大雪橇，还要带上十公斤橙子。”
   她在微笑——还是没有微笑呢？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从走出那辆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以来，她也许就再也没想起过我。这真是令我极度失望。我猛然觉得，我正在失去脚下大地的坚实支撑。可这也是一种舒解。毕竟，从我那次掀翻她的橙子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而在那之前，我们本来就素不相识，更何况那一幕“好戏”也仅仅持续了微不足道的几秒钟。


   可是，从卡尔·约翰大街的咖啡馆出来以后，她就应该记住我啊。难道说，在咖啡馆里随意抚摸陌生男人的手，这只不过是她的一种习惯？
   “橙子？”她问道，她的微笑带着来自南方的和煦暖意，就像来自撒哈拉的“西罗科焚风”。
   “是啊”，我说，“十公斤橙子已足够一次横越格陵兰雪原的探险旅行所需——两个人都够了。”
   她停住了脚步，抬眼看着我，她乌黑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她问：“那就是你，对吗？”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不太明白，她这话到底在问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是惟一一个见过她怀抱橙子的人。可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接着说：“你在开往弗龙讷的电车上撞过我，是不是？”
   我又点了点头。
   “你真是个荒唐的圣诞老人。”
   我说：“而且这个圣诞老人很想为你损失的所有橙子道歉。”
   她由衷地笑了，好像她真的还没想到这一层意思。她偏着脑袋说：“忘了这事吧。你真是太小气了！”
   就在这时，乔治，突然从阿克尔斯大街方向驶来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橙色女孩伸出右手，车停了。她朝那边跑去……
   我不由得想起了灰姑娘：在午夜来临之前，她必须离开宫廷舞会，否则魔法就会终结。我想起那个王子。他只能独自站在王宫的阳台上，他是那么孤单，那么孤单……
   我飞快地思索着。我只有一秒钟时间作出决定，我必须开口或做点什么，好让橙色女孩能永远记住我。因此，就在她上车的那一瞬间，我大声对她喊道——其实我也就说了句：“我相信，我爱你！”
   这话是真的。可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时，出租车已经开走。可橙色女孩居然没有上车！她在重新考虑这一切。她向我款款而来——被她自己的重量和意志优雅地托举着。她把她的手放进我手里。恍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就一直这样彼此牵手，此外很少做过别的事。她向我点头示意：我们应该继续同行。接着她抬起头来，她对我说：“如果再有出租车来，我就必须走了。有人在等我。”
   “圣诞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我说。“不是吗？圣诞钟声一响，你就不能留在城里了。”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此时，我们已走过了历史博物馆，到了王宫公园。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出租车到来；我也知道，教堂的大钟即将宣告圣诞节的来临。
   我停住脚步，转身走到她面前。我轻轻地抚摸她润湿的黑发，我的手指触及她脑后那只银质的发夹。它冷若坚冰，但它却令我周身温暖。我终于能亲手触摸它！
   然后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看着沥青路面，然后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眸闪烁不定。我发现，她的双唇在颤抖。于是，她给我出了一个谜——它后来令我绞尽脑汁。她问：“你能等多久？”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乔治？也许那是一个“陷阱”。要是我说“两、三天”，那我就显得太没耐心了。要是我说“一辈子”，她就会想，我并不是真心爱她，或者说，我不够诚实。所以，我得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于是我说：“我可以等你，直到我心流出相思血。”
   她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然后她的手指滑过我的嘴唇。她问：“那是多久？”
   我绝望地摇着头。我决定对她说实话。“也许五分钟”，我说。
   这话她显然很乐意听。尽管如此，她贴着我的耳朵回答说：“要是你能稍微等久一些，那就好了……”
   这时我想，我必须要讨个准信。我问：“多久呢？”
   “你必须做到，再等半年”，她答道，“如果你能等到那时，我们就会再见。”


   她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她把双手放在我手里。她温暖地微笑着，或许有些激动，她的笑意真的很温暖。
   “你没有做到”，她说，“你该等我，你没有做到。”
   “是的”，我承认，“因为我的心，已经流出了相思血。”
   我看着她。她还在微笑。我也努力地想要微笑，可我却笑不起来。
   她若有所思，然后说：“生活中，我们有时必须学会等待，在等待中有所思念。我给你写了那张卡片。我本想给你一点力量。你需要力量支撑你，为了继续等待和思念。”
   我感到自己的双肩在抽搐。“也就是说，我已经输了”，我喃喃地重复着。
   “反正你不听话”，她模棱两可地微笑着，“但是，事情也许还没到毫无希望的地步。”
   “什么意思呢？”
   “跟以前一样。问题在于，你有多少耐心。”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说。
   她温柔地握着我的双手。她只是说：“你不明白什么呢，让·奥拉夫？”她在对我耳语，她吐气若兰。
   “那些规则”，我说，“我不懂那些规则。”
   于是，我们之间的长谈便由此开始。
   乔治！下面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和夜里彼此说过的话。当然，我也不可能记得全部的细节。我只知道，跟我当时一样，现在你心里一定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你想尽快得到它们的答案。
   我想得到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橙色女孩是从哪里知道了我父母的住址。于是，她用轻柔的声音问我：“让·奥拉夫……你难道真的想不起我了？”
   我打量着他。我试图以初次相逢时的目光去看她。我不仅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不仅看见她表情丰富的脸。我的目光滑过她裸露的双肩。占据我思想的仅仅是：她美得无与伦比。是上帝亲手创造了她，我想，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伟大的皮革马利翁。那个神话中的希腊雕塑家，他用大理石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女，于是爱神大发慈悲，让冰凉坚硬的塑像获得了热情温柔的生命。
   “难道你不就愿试试，能否回忆起我来？”她重复道，“我真希望，你能想起我来。”
   “你能给个提示词吗？”我请求她。
   她说：“胡姆勒。你这个笨蛋。”
   噢，胡姆勒。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一生都住在胡姆勒。上大学以后，也就是半年以前，我才开始住在阿达姆斯图。
   “或者伊利斯”，她又说。
   那差不多是同一个地方。胡姆勒过了就是伊利斯。
   “那么，科罗弗尔，你该想得起吧！”
   那也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小时候，我常常到科罗弗尔的公园里玩。那儿有灌木丛和成片的大树。我还记得，公园里还有沙箱和跷跷板。几年前，那里又添了些长椅。
   我又盯着橙色女孩看了看。我吓了一大跳，恍若刚从昏沉的催眠状态中遽然醒转。我使劲儿地攥着她的双手。刹那间，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维萝尼卡！”我惊声叫道。
   她微笑着，欣喜的目光粲然生辉。
   那个有着褐色眼睛的女孩住在伊利斯。自从我们会走路，我们几乎就朝夕相伴。后来，我们在同一班里上小学。可是，过了上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维萝尼卡就随她父母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当时，我们才七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至今已过了十二或者是十三年。
   当年，我们常常在位于科罗弗尔的那个公园的灌木和花丛间、椅子和树林间做游戏。
   我记起一首儿歌，我们那时喜欢边玩边唱：“这里有没有小男子汉，他喜欢和小女人们一起玩？要是有啊，就一起到我们小小的梦中乐园……”
   “可你却没有认出我来”，这时，她说话了。不难听出，她对此仍然很失望，甚至几乎有些生气。跟我讲话的那个“橙色女孩”，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而非一个二十岁的成年女子。


   我抬起目光，视线落在对面的一棵橙树上，它的枝叶间停着一只黄蝴蝶。但它不是我今天看见的惟一一只蝴蝶。它是蝶群中的一只。
   我指着那只蝴蝶说：“我怎能认出一只蝶蛹，既然它早已变成了蝴蝶？”
   我仍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我跟橙色女孩的相遇，几乎已令我变得疯疯癫癫的。不管
   怎么说，她的出现已动摇了我的整个存在。
   “我们在奥斯陆邂逅。我们已见面三次。从那以后，我几乎别无所思。可你却突然消失。你飞走了。可以说，抓住你难于抓住一只蝴蝶。可是，我们的重逢，为什么必须要等六个月呢？”
   因为她想在塞维拉呆上半年，这是自然的。我也表示理解。可问题是，她为什么偏要在塞维拉住上这半年呢？
   她说：“我在这里的一个艺术学校学习。准确地说，是在一所绘画学校。我想，我必须完成这个学业，这对我太重要了。”
   我惊愕了：“可在圣诞前夕那次见面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行踪为何非要那么神秘兮兮的？”
   片刻间，她的表情显得有些严肃。她说：“我想，当时在电车上我就喜欢上你了。也许你可以说，是重新喜欢上，可现在跟当时已完全不同了。于是，我们后来又相见了。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分别半年，我们能够忍受这种分离。如果我们能对彼此有一份思念，这对我们或许都有好处。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出于过去的习惯而重新聚到一起来玩游戏。我想，你应该重新发现我。我以为，你会认出我来，就像我认出你一样。因此我才不想暴露我是谁。”
   我说：“那么，坐在白色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她笑了。她似乎想避开这个话题。于是她说：“你或许以为，我当时在扬斯托克水果市场上没有看见你？其实，我到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你！”
   我不懂她的意思。她接着讲：“最初我们在有轨电车里相遇。之后我在城里到处乱转，结果发现了你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馆。我以前从没上那儿去过。可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里面有西班牙画家魏拉斯贵支的作品。然后我就径直走进那家咖啡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翻书，一边等候。”
   “等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蠢。她几乎有点被激怒了：“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寻找？毕竟我也属于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我绝不仅是一只应该被你捉住的蝴蝶。”
   此时，我不敢过细地究问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它们太危险了。我便继续问：“那么，扬斯托克那次是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在想，让·奥拉夫在哪里呢？为了找我，他可能上哪儿去呢——如果他真心要找到我？我无法肯定，但我相信，你可能会到城里最大的水果市场上去寻找。我到那里时，也常常留意，看能否发现你。可我也到过别处找你。我去过科罗弗尔和胡姆勒。有一次我甚至跑到你父母家去了。他们一开门，我马上就后悔了。可事已至此，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对付下去了。我对他们谈了些关于我父母的房子和老猎场的事情——你或许还记得那些事情。我甚至不必说出我的名字。他们想请我进去坐坐。可我说，我没时间。我还告诉过他们我在塞维拉学习的事。”
   “可他们却啥也没告诉过我”，我说。
   她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她说：“是我请求他们，不要对你说起我。为了证明你不可以知道这事，我当时还不得不对他们编出了一个幌子……”
   我终于恍然大悟：我父母为何那么愿意把机票钱借给我了。我在上学期间忽然想飞往塞维拉，就为了找一个我在奥斯陆只见过三次的女孩。至于我这种贸然行动聪明与否，他们居然一句话也没有问。
   我换了个话题。“你以前去大教堂做过圣诞礼拜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从来没有。你呢？”
   我也同样摇了摇头。


   可我发现，她似乎还想继续讨论我要说的话。于是我又补充道：“我想到那些如同此刻的黄昏，那些我不再活着的黄昏……”我知道，维萝尼卡熟悉奥拉夫·布尔的这些诗句。那首诗我们曾一起读过。
   维萝尼卡转过身来，两指捏住我的耳垂。她说：“你永远都存在着。祝你好运！”
   从秋天起，维萝尼卡开始上艺术学院，而我则继续学我的医学。下午和晚上我们尽可能在一起过。我们想方设法地天天相见。
   到了圣诞前夕，我们又去奥斯陆大教堂做了一次礼拜。我们觉得，我们彼此都应该这样做。维萝尼卡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大衣，戴着那只银质发夹。做完礼拜，我们依旧走上那同一条路。一年以前，她就是在那里上了出租车。因为今年，我们仍然要在这里分手。维萝尼卡要去阿斯克尔，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我今天也得跟我父母和弟弟埃纳尔一起在胡姆勒的家中过圣诞节。
   接下来的场景和去年一样。我们将在维尔格兰街头分别，只要看见第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维萝尼卡就上车离去。今年比去年更冷。维萝尼卡冻得瑟瑟发抖。我把她揽在怀里，揉着她的后背。然后我告诉他，新年以后，我的室友古纳尔要从我们的小屋里搬走。他在卑尔根市的大学里申请到了一个学习名额。我还说，我必须重新找一个室友同住。
   这时她说：“那我就可以搬到你那儿来住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这样吗，让·奥拉夫？”
   她的话自然正合我意。
   于是，我们商定，一月初她就搬到阿达姆斯图来住。此时，在我眼里，她神采奕奕，恰似伫立在阿莲查广场上的一棵橙子树。明年，我们不仅白天可以在一起，而且我们还会夜夜相伴。
   随后不到两分钟，来了一辆出租车。她伸出手去，车停住，她上了车。今年，她从车上转过身来，快乐地向我挥动双手。多么难以想象啊，这一切只用了短短的一年！
   然而，人是什么呢，乔治？人的价值有多大呢？难道我们只是尘埃，它起起落落，随风消弭？
   当我写下这些词句，哈勃望远镜正在它的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转。它已在那遥远的太空呆了四个多月。从5月底开始，它向我们发送了许多宝贵的宇宙图像。是的，宇宙，这个巨大而陌生的领域。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来自其中。可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这部望远镜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目前人们正在考虑，再发射一艘载人飞船，让宇航员们上去排除故障，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能变得更加丰富。
   你知道吗，乔治，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它已经被修好了吗？
   有时候，我把望远镜想象为宇宙的“眼睛”。因为，能够看见整个宇宙的眼睛，当然有资格获得这一称誉。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宇宙自己催生了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设备。哈勃望远镜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器官”。
   宇宙，这是怎样的一个“冒险”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冒险”中，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却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也许将来的太空望远镜能够帮助人类，获得更多关于这一“冒险”的知识。或许，在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系背后，正隐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
   我有一种荒谬的设想：牛顿有一天出乎意料地认识到，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重力。这不错。几乎是同样意外，达尔文也茅塞顿开地发现，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在不断进化。这肯定也不错。随后，爱因斯坦洞悉了物质、能量与光速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太棒了！到了1953年，克里克和瓦特森指出，DNA分子，也就是动植物的遗传物质，具有特定结构。这真是太伟大了！以此类推，就不难想象，总有一天，同样必将有一个深邃睿智的心灵，在某个豁然顿悟的时刻，揭开宇宙之谜。我坚信，这样的事有可能突然发生！
   你还记得吗，我在这封长信的开头说过，我很想给你提一个问题？我说过，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可我还没把故事讲完。


哈勃望远镜！它又出现了。现在我终于敢肯定了，我父亲想要给我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可能是跟宇宙有关的。
   尽管往下讲吧，爸爸。我不想打断你。
   我们在阿达姆斯图的那间小屋里生活了四年。维萝尼卡完成了她在艺术学院的学业。你
   知道，她一直在画画。最终，她开始在这门艺术领域里教授别人。她在一所中学当了“形式与色彩”专业的教师。而我作为刚刚结束学业的见习医生，即将开始所谓的“义务行医”阶段，也就是说，我得首先在一家医院工作两年。
   想必你也知道，你的爷爷奶奶都是在通斯贝格出生的。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夙愿：退休并且搬回那里去住。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的埃纳尔叔叔，这期间出海去了。于是，维萝尼卡和我就理所当然地搬进了留在胡姆勒街的房子。
   搬到胡姆勒的头一年，我们有不少时间在花园里忙活。采摘覆盆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只大黄蜂。它突然从一株三叶草花朵上飞起来，然后嗡嗡地打着旋儿飞没了。我想，大黄蜂飞得肯定比喷气式客机快。我的意思是，就它自身的重量而言，可以这么讲。大型喷气式飞机时速可达八百公里，也就是说，其速度是大黄蜂的八十倍。可是，八十个体重仅二十克的大黄蜂也才一点六公斤。维萝尼卡和我都认为，波音七四七显然要重得多。按其体重与速度的比例，大黄蜂可以达到喷气式飞机速度的一千倍。何况波音七四七有四台发动机，大黄蜂却没有这些东西。大黄蜂其实是一种螺旋桨式的飞行器。说到这里，我们笑了。我们笑的是，大黄蜂居然可以飞得那么快，而我们恰好就住在“胡姆勒”，也就是住在“大黄蜂”上——因为这两个词在挪威语里恰好谐音。
   是维萝尼卡磨砺了我的眼睛，使我学会观察大自然的这类精微奇巧的杰作。而这样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摘一朵银莲兰或者一朵紫罗兰，然后一连好几分钟，目不转睛地欣赏这些具体而微的奇迹。这世界本身不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童话么？
   如今，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想起那天下午转瞬即逝的那只大黄蜂，我感到伤心。那时候，我们生机勃勃、坦率单纯、无忧无虑。现在我希望，你也能继承我们身上这种对于如许微小而奇迹般的事物的感受能力。事实上，比起天空的星辰和星系，它们同样具有无穷的诱人魅力。我想，人们若要创造一只大黄蜂，较之于制造一个黑洞，恐怕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
   对我而言，这世界一直就是一个“魔界”，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的。我这种感觉的产生，远远早于我在奥斯陆大街上追寻橙色女孩。此时，我很难三言两语地描述这种感觉。但你可以试着设想这样一个世界：那时还没有什么关于自然规律、进化论、原子、DNA分子、生物化学和神经细胞之类的胡言乱语。是啊，早在这个地球开始旋转以前，早在它被贬低为太空中的一个“行星”之前，早在令人引以为豪的人类肉身被肢解为心、肺、肝、脾、脑、血液循环、肌肉、胃和肠道这些所谓的“脏器”之前。我指的就是那个时候：那时，人还是人，完整而自豪的人，不多不少的人；那个时候，世界就是一个火花四溅的奇迹。
   突然有一只狍子敏捷地跃出林地，它注视着你——顷刻间，转瞬即逝。是什么样的灵魂在驱驰这牲灵奔突？又是何等玄妙叵测的伟力，它白昼用所有虹彩斑斓的鲜花点缀世界，它夜晚用璀璨星辰织就的壮锦妆扮广袤苍穹？
   如今，这样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的自然感觉，还可以在民间创作中找到。比如，在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话中。去读一读吧，乔治。去读一读冰岛的《萨迦》，读一读希腊和北欧的古代神话，然后再读一读《旧约》。
   看看这个世界，乔治，看看吧——在你被现代物理和化学知识洗脑之前：
   此刻，成群结队的驯鹿正穿过寒风凛凛的哈丹格维达苔原。罗讷河汊之间的卡玛尔圭湿地上，数千只红鹳在孵卵。一群群矫健轻盈的羚羊跃过非洲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成千上万的企鹅在南极洲的皑皑冰原上“咿咿呀呀”地交谈——它们毫不怕冷，它们喜欢那样。而且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还有一只孤独的、若有所思的驼鹿警觉地走出挪威北部的冷杉林。一年前，就有那么一只迷途驼鹿一直走到了胡姆勒。还有一只受惊的旅鼠，它居然跑到费尔斯多伦一处仓库的板棚间钻来钻去。另一只胖乎乎的海豹，则让人从通斯贝格附近的一个小岛放回了水中。


别对我说，自然并非奇迹。别对我说，世界并非童话。谁要是不明白这一点，也许就只有到了童话行将终结的时候，才能懂得这一切。因为，然后我们才有最后一次机会，撤下障目的眼罩；才有最后一次机会，专注于这个奇迹——可那时，我们已不得不向它辞别，我们不得不离它而去。
   我们完成了为时数月的房屋修葺工作之后，终于搬进了新居。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
   是，不再采取任何避免有孩子的措施。那是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也就是从这天夜里起，我们开始创造你。
   我们在胡姆勒住了一年半，然后就生了你，乔治。当我第一次把你抱在怀里，我感到无比自豪。
   你记得吗，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在我们的假期寓所里度过的？当时你将近三岁半。可你肯定把那些都忘光了。在大学里，我们学医的也必须选修心理学。所以我知道，四岁以前发生的事情，很少能保留在人的记忆里。
   我还记得，我们俩坐在屋外，一人拿着半只橙子。维萝尼卡用摄像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仿佛她已预感到，某种东西行将结束。乔治，你可不可以问问她，那盘录像带还在不在？或许翻出带子来会令她痛苦，可你还是得问问她。
   复活节过后，我感觉我得了重病。维萝尼卡不肯相信，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于是我去了一个同事那里，他先做了几种血液检查，然后给我做了一次叫做“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的透视检查。结果，他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我们得出了相同的诊断结论。
   从此，我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对于维萝尼卡和我来说，这是一个灾难。可我们却必须尽可能不断努力，好让你不生活在真正的“灾区”里。这期间，又有一套新的规则突然确立起来。“渴望”、“耐心”和“怀念”，这些词汇获得了新的含义。我们再也不能彼此承诺，我们来年天天相见。转眼之间，我们蓦然变得这般苍白而贫乏。那个曾经熨贴心灵的人称代词“我们”，如今已产生了一道可怕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再也无法分享我们对未来的种种期盼。
   现在你知道，你所阅读的这些文字，包含着我的生命史。而且你也知道，我是谁。这种想象令我宽慰。
   可我必须向你提个问题，乔治。我几乎再也等不住了。让我径直告诉你几周以前发生在胡姆勒的事。
   有一天夜里，你醒了。这正是我最想说的事。当时，我坐在冬夜的花园里。你突然从你的房间摸到客厅里来了。你揉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我从花园回到客厅，我把你抱在怀里。你说，你睡不着了。你之所以也会这么说了，大概是因为你听见过，爸爸夜里也睡不着，爸爸和妈妈有时候在夜里谈话。
   我得承认，我真是欣喜若狂：你在半夜里醒来，你睡意朦胧地来到爸爸身边，而他当时特别需要你。因此我并没有试图让你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我多想把我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告诉你；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太小，懂不了那么多。尽管如此，小小的你已经能够给我安慰。要是你能坚持，不再睡觉，我很想在这个夜里与你一起度过剩下的几小时。
   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我的头顶星光灿烂。那时，将近八月底。我给你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高领毛衣，我自己也披上一件厚夹克。然后我们——你和我，坐到外面的露台上。
   我指着一弯淡淡的蛾眉月。它正远远地贴在东边的夜空。它弯弯的轮廓就像字母a。月相正在缩小，我对你解释说。
   随后，我让你看布满夜空的各种星辰。我知道，我也许很快就得离你而去。可我不能告诉你。于是，我开始向你解释星空，先以一种你能理解的方式；可随后，我越说越来劲儿。我滔滔不绝地地畅谈宇宙，好像坐在我面前的，已是一个成年的儿子。
   我说，之所这会儿是黑夜，是因为地球在绕轴自转，此时它正背对太阳。只有当太阳升起或落下的时候，我们才容易看清，地球在自转，我解释道。

我又指着金星说，这颗星是行星，它会和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转。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见，金星位于天空的东面。太阳也照耀着它，就像照耀地球一样。这时，我又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说，每当我仰望这颗星星，我总是想到维萝尼卡，因为金星就是“爱神之星”。
   夜空中，我们看见的几乎所有亮点，都是真正的恒星。我接着说，因为它们会自己发光，就像太阳，因为天上的每一个小星星都是一个燃烧着的“太阳”。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
   吗？“可星星不会把我们晒伤”，你说。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乔治，所以我们不得不给你身上涂满强力防晒油。于是，我用力让你紧紧地贴着我，然后对你耳语道：“那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离你远得要命。”
   我又继续往下讲。虽然我知道，这些话你可能再也听不懂。
   宇宙非常古老，我说，也许已有一百五十亿岁。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童话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跳舞和游戏，我们在这里谈笑风生，可关于世界的产生，我们却无从了解。这种舞蹈和游戏就是生命的音乐。
   接着，我给你提了一个问题，乔治。那也就是我现在想要对你提出的问题，现在——当你终于能够听懂我话的时候。正是为着这个问题，我才给你讲了关于橙色女孩的这个漫长故事。
   我说：想一想，在许久以前，在数十亿年之前，当一切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进入这个童话的门前。你自己可以选择，是否于将来某时作为一个生命诞生在这颗行星上。但你不知道，你将生活在何时，你也不知道，你能在此生存多久，反正也许只有短短几年。你只知道，如果你决定，将来某时降临世界，你也必将最终离开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也许那时的离别，会令你万分忧虑，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巨大童话中的生活美妙无比；从而只要一想到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他们就会眼泪汪汪。是啊，这里的一切可能如此美好，以至于思及来日不多，就会令人痛苦难当。
   我说：“你会选择什么呢，假如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它迫使你必须作出决定？你会选择到这地球上来生活吗，无论长期或短期，几十万年或几亿年？或者，你会拒绝参加这个游戏，因为你不能认可它的规则？”
   你并没有睡觉，可你一言不发。
   我把你抱得更紧，你可能以为，我想温暖你。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乔治，其实是因为，泪水刹那间注满了我的眼眶。我并不喜欢这样，我试图立即振作起来。可泪水注满了我的眼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会选择地球上的生活吗，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终将被遽然拖出世界，也许正当我陶醉于幸福的极乐中？或者，我会断然谢绝这种毫无意义的“给与拿”的游戏吗？因为我们只能在世界上存在一次，我们将被抛入一个巨大的“冒险”中。随后，来了一只老鼠，童话嘎然而止……
   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想，我会拒绝这些条件。也许我会拒绝参加这个巨大的冒险，我会用一个客气的“不”字回答那个问题，假如只能到世上做一次匆匆过客。甚至于，我这个“不”字听起来可能还不那么客气呢。也许我会咆哮如雷：我再也不愿听见任何关于这种该死的两难命题的唠叨。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刻，当我抱着你坐在露台上，我十分肯定，我会拒绝整个游戏。
   要是我决定，根本就不参与什么到地球上生存一次的冒险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会因此失去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类会觉得，比起我们从未拥有过某样东西来说，失去我们所爱的东西，更加令人难受。只要想想：如果橙色女孩没有履行她的诺言——在她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天天相见；那么，我就再也不会遇到她，那我也许会觉得更好。对于其他的童话而言，道理同样如此。你认为，灰姑娘会跟王子一起回到宫殿里吗，倘若有人告诉她，这个游戏只允许她暂时参加，时间短得不到一星期。你认为，一周之后，她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她必须回到以前的生活，继续与灰堆和火钳相伴，还要忍受那个凶狠的继母和她同样邪恶的两个女儿？


现在，轮到你回答问题了，乔治，现在该你开口了。因为，就是我们坐在夜空下的那个时候，就在泪水模糊我双眼的那一瞬间，我决定，要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再问一次。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如果你面临选择？你会选择，来到世上过这短暂的一生，然后又撒开两手，放弃一切，一去不返？或者说，你会彬彬有礼地拒绝游戏，拒绝冒险？
   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就是规则。如果你选择了生，你也就选择了死。
   可是，孩子，答应我，在你回答之前，你要深思熟虑。
   如果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那个重大的问题，或许你可以间接地回答。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回答：你想怎样度过你这一生——它始于维萝尼卡和我。
   我还记得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的那个夜晚！它已深入我的骨髓，它已纹在我的心上。当我此刻读到这些段落时，一阵阵寒意沿着我的背脊倏然滑过。
   然而在此之前，那一切我都想不起来；至少，要是我没有读到父亲的这些描述，我绝不会再想到那个灿烂的星夜。而此时，我的记忆蓦然醒来，当时的情景可以说历历在目。也许这是我对我父亲惟一真实的记忆。
   我真的想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在我的记忆里似乎迥然不同，它真的就像童话，或者说，恍若一个色彩绚丽的梦。
   我当时睡醒了。爸爸从阳台上进来把我高高举起。他说，我们到外面去“飞翔”。我们去看星星，他说，我们要“遨游太空”，因此他必须给我穿暖和些，因为太空里冷得要命。
   其实我知道，爸爸生病了！可他不知道，我已知道这事。是妈妈向我透露这个秘密的。她说，爸爸必须去医院，他很伤心。我相信我没记错，她就是那天下午告诉我的。也许，所以晚上我才醒了；也许，所以我才再也睡不着。
   现在，我能清楚地记起跟我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个“太空漫游”之夜，就在外面的露台上。我想，我当时已经明白：我爸爸也许会离开我们，可他临走前还想让我看些东西。
   然后，当我们“穿越太空”的时候，爸爸突然热泪滚滚。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可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因此，我当时才一言不发，我只有默不作声地坐在他怀里。
   当我读完这封长信的最后几页，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对太空兴致勃勃。是我父亲为我打开了仰望星空的眼睛。是他教会了我，超越我们世间的烦忧，抬头仰望苍穹。如今，我俨然是一个业余的小天文学家，可我长期以来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进而，我再也不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和我居然都对哈勃望远镜抱有浓厚的兴趣。原来我的兴趣就是由他而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从他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这就是一种“传承”。宇宙间发生的一切，难道不都具有这种性质吗？因此可以说，为哈勃望远镜所作的准备工作，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不，这还不准确，应该说，最早的准备活动，始于那次产生了时间和空间的大爆炸之后的几微秒。
   我看完了信，又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时候，妈妈又来敲门了。
   当我走进客厅时，我觉得自己比几小时之前，比我起初拿着父亲的信走进我房间时，长大了好多岁。此时，我感到我已是如此成熟，我已不会在意那些好奇的目光——他们正以这样的眼神打量着我。
   等大家都坐好了，我的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我说：“我读了一封长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写给我的。我能理解，你们肯定都想知道，他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屋子里鸦雀无声。我到底要说啥？接下来该怎么说？
   我说：“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我并不是惟一一个爱过我父亲的人。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先说好消息吧：在座的各位都可以通读这封信——尤尔根也可以。坏消息是：今晚上还不可以看。”
   我说：“我父亲的信，在大家开始谈论它之前，我先要好好琢磨琢磨。此外，我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怎样回答他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必须仔细想一想，我该怎么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