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国有先生是位教授，他积多年之力，引章摘句，整理史料。不是向那些史学泰斗致敬，不是客观公正地去学习探讨历史。而只是为了迎合个别人的心理需求，鸡蛋里挑骨头，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求援。为何求援？因为当下姬姓孙氏正在遭遇被人为边缘化的尴尬。因历史原因，很多孙氏族人找不到自己的根源，沮丧、无奈，甚至夜不能昧。为此也发生了一些口舌之争。为化解这种尴尬，挖掘整理姬姓孙氏的文史资料，正本清源，还姬姓孙氏一个公道，是深得人心的大好事。但正本清源必须实事求是，有完整的史料证据做支撑。病急乱求医，蓄意造假，拉名人做祖宗，不惜篡改史料，张冠李戴，搭桥链接，仅仅为达到自己的私欲，平衡一下自己沮丧的心理。刷流量、造影响，采用嫁接和一些民间族谱的错误记载来博取眼球，抢占孙氏文化研究的市场，以获取暂时的口舌之快。通过炒作，有人似乎获得“学术女神”的快感。这种自慰，欲盖弥彰，实不可取。我写本文对于国有先生的人品不作评论，仅对国有先生的《考辩》一文略作评注。目的是提醒家人们树立起最起码的辨别能力，不要被《考辩》中的一些似有言论所蛊惑，不要跟风扯犊子。
一：姬姓孙氏与妫姓孙氏各有所源
由于历史原因，有关孙姓人物的最早记载，首先出现在《春秋左传》中。《春秋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在儒家文献当中，经典原文被称为“经”，对“经”的解释称为“传”，所以《春秋左氏传》是《春秋》的解释。成书在公元前451年的早前。该书的作者左丘明在世的几十年中，孙姓人在《左传》中就有多人记载。但作者并没有区分哪些是姬姓孙，哪些是妫姓孙。因为作者的侧重是解释《春秋》，他并没有详细地把陈书和孙书交代清楚是否为同一人。西晋学者杜预字文凯，京兆杜陵人。生于公元222年（三国），去世在公元284年（西晋）。史学界评价杜预：“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杜预在《春秋左传》的注释中首次明确：“孙书即陈书”。这里明确了一：孙书的孙姓来自陈姓。二：陈书来自陈完世家。由于陈姓是舜的后裔，舜居妫水，以妫为姓，这就是妫姓孙氏的历史渊源，也是妫性孙氏的最早记载。直到晚唐，妫性孙氏在私家谱牒中已有流传。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受托官修《新唐书》，并担任主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更是明确了妫性孙氏的详细记载。从而首次以官方的史册明确了妫姓孙的脉络渊源。从杜预到欧阳修，两人都是史学泰斗。一个出生在三国，一个在北宋，之间凡700余年，史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否定妫姓孙氏的真实性。到南宋，出了个文学家洪迈。洪迈（1123—1202）字景庐、号容斋。他1145年中进士，受秦桧排挤，到1159年才召为国史馆编修。在此期间，他写了《容斋随笔、唐书世系表》一书。这本书距《左传集解》过了近千年之久。洪迈在书中写道：“皆承用逐家谱碟，故多谬误”。但并未指出哪些具体有误，也没有说妫姓孙氏以及孙长卿（孙武）和孙佰灵（孙膑）的记载有误。此后两年洪迈就过世了。清代的沈炳震(1679—1737）字寅驭，号东甫，浙江归安竹墩人，学者。他说：“此书不足信，适以滋谬。”这句话出处何在？所指那件事？那个人？国有先生拿洪迈、沈炳震这两句话，来证明什么？能否定姬姓孙与妫姓孙各有所源吗？尤其是沈炳震的话，似有造假之嫌，难道不是吗？可怜啊，国有先生深知想否定妫姓孙氏的存在，回天乏术。所以把所有的怨恨发泄到杜预头上，指责杜预是“滋谬者”，哀鸣：“如果没有他的这两条注，就不会有今天妫姓孙氏说和姬姓孙氏说的分歧”。图穷匕首见，在无奈之中，撕掉正人君子的衣冠，竟然发泼，大骂杜预：“杜预的这个乌龙，也许是他百密中之一疏。”瞧瞧，骂人还在卖弄技巧，试图挽回一点丢尽了的脸面。

二：孙书是妫姓孙氏的受姓始祖对于姬姓孙氏的起源，《史记、卫世家》、《元和姓纂》、《新唐书》都有记载，而且记载一致，没有争议。只是到了孙蒯兄弟三人之后，便没有了记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支姬姓孙氏到孙蒯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名人出现，史书也就没有了这支孙氏任何信息了。史料的贫瘠，遗漏了姬姓孙氏发展繁衍最真实的部分。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被淹没在历史的云雾之中。“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由于姬姓孙氏名人少，逐渐淡出史册。相反，由于妫性孙氏家族中孕育了孙武、孙膑两位杰出的军事家，使得妫性孙氏家族繁衍生息，蒸蒸日上。名人若繁星，逐渐占据了孙姓发展的主流，影响巨大。这不是人为杜撰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存在，符合客观规律。一个家族的发展史，都存在兴衰起伏的过程。在北宋真宗之前，帝王家世叫本纪，将相家世叫世家，记载也不完整，平民百姓是没有记载的。自真宗皇帝颁布修谱诏后，才慢慢有了家谱。到了明清时期，修谱渐成风气。尽管这样，直到现在也不是家家有谱。社会发展到今天，喜逢盛世。人们丰衣足食，茶余饭后，追根溯源，成为话题。我从哪里来？自然成为一个话题。于是乎，寻根问祖形成气候。建祠堂，修家谱蔚然成风。修谱就需要查证家世，查证家世可不容易，于是就出现了乱接乱挂现象。虚荣攀比，投怀送抱。为炫耀身份的高贵，数典忘祖，将自己的身世链接到妫姓孙氏的世系中。更有不良谱师，贪利侵心，诡状万殊，造假非一。胡编乱造，破坏性极大。造成了是凡姓孙的人，大多自称妫姓孙，而姬姓孙氏却成了少数。现存的少数姬姓后裔心里不爽啊，自然就要寻找历史依据，以恢复姬姓孙氏的尊严。《考辩》一文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笼了。为求一证，只有查证史藉。因今人与古人之间有着历史的时间差，生存的环境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史藉的记载有一些疑问和不同看法就产生了分歧，这是正常的。史学家的记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限制，十全十美的记载是不存在的。为解开孙姓源流之谜，历史上诸多史学家、学者，在有限的时空之间，施展才华，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硕果累累。研究姓氏历史，就是研究学问，史圣司马迁就是我们的老师。研究孙姓流源，就如“芝麻开门”的咒语，掌握了咒语，门才能打开。公允、守正、客观、真实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钥匙。尊重历史事实，是学界最基本的道德水准。为求证一段历史存在，有期待、有想象不难理解。但期待不靠想象，不能自为。想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他期望的东西。“学”和“问”是基本功，硬充内行，刻意大声嚷嚷，是戏谑及无奈的表现。练好基本功，在探索和学习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才有所获。为一念之求，宣泄不满，绞尽脑汁，挑拣舍弃，为我所用，是《孙氏源流考辩》一文的惯用手段。从对史学家褒与贬的语气变化，就可以一窥《考辩》作者对妫姓孙的封杀和妫姓孙来自姬姓孙的肯定姿态。现举一列：在《考辩》中将孙书说成是“孙书是孙书，陈书是陈书，并非同一人。”攻击杜预的：“孙书即陈书”说，又说孙书是“从卫国迁来的姬姓孙氏族人”。但说不出孙书是卫国何人之后？说不出前因后果的所以然，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而这种研究说词，无据定论，撼动不了孙书是妫姓孙的历史事实。突破了研究历史学者的道德维度限制，不是一个真正学者的行为准则。

三：《考辩》论点明确，论据不足沉浸在《孙氏源流考辩》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国有先生的良苦用心，也能感受到笔墨的分量，见识了作者的刻薄与寡思。他以一个审判者的角度，收集、剖析、拆解、评论史藉中的记述，试图推翻有关妫姓孙氏的授姓事实。且有目的的将妫姓孙与姬姓孙联系在一起，揆度鸿策，重笔投注，壮士发誓，判笔激荡。然而，辩析乏据，泱泱万言，恰恰是没有找到一句妫姓孙与姬姓有联系的任何有用的证据，找不到有实际价值的史藉佐料。大多的文字都是陈述一些与论点无关的历史，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用一种绵软的抵抗，在滑稽中宣泄不满。事实无法经由自己意识而改变，期望难能达到。凭心而论，我敬佩国有先生的文化功底，学识胆略。但不赞成国有先生无由而知，贬低谩骂史学泰斗的求学态度。孙书的名子出现在《左传》昭公19年（前523年），齐国“使孙书伐莒”。伐莒时孙书的年龄估计在30—40岁之间。再看看卫国的孙氏族人，孙林父即孙文子大约出生在前584年左右，生三子蒯、嘉、襄。蒯约出生在前563年左右，嘉、襄约出生在前547年左右。可以看出孙书的岁数与孙蒯差不多，而大于嘉、襄岁数。孙书在齐，孙蒯在卫。孙林父逼宫卫献公，杀献公于鄄，这时的林父在卫国势头正盛。孙书有什么理由在这种时候迁往齐国？孙林父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孙书。那么孙书又是卫国哪位姬姓孙氏的儿子？这个问题国有先生可有回答？说孙书是“从卫国迁来的姬姓孙氏族人”。纯粹是空话，明摆着是无由而知吗？杜预的《春秋左传序》是他学术成就中的精彩一章，写的气势恢宏，文彩飘逸，很受学术界称颂。杜预的妫姓孙氏赐姓说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证实：一：陈完奔齐。二：孙书伐莒。三：孙书伐莒发生在齐景公执政时期。四：陈书即孙书。而《考辩》中说的齐景公非天子，不合“因生赐姓”之制。什么叫“因生赐姓”？有人以国为姓，有人以地为姓，有人以河为姓，还有人以林为姓，难道这些都不合规制吗？齐景公执政时期，周王朝的体制摇摇欲坠，礼崩乐坏，天下已经大乱。为此，孔子才大声疾呼：“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齐景公赐姓不受周王节制，完全合乎常理。《考辩》以抽象的理想思维，考析乏据，辩词偏执。纵观全书，并没有说清妫姓孙与姬姓孙之间有什么血脉联系。说孙书“从卫国迁来的姬姓孙氏族人”没有任何根据。说他论点明确，论据不足恰如其分。其余之语，乃画蛇添足之举，于事无补。因此，《考辩》谋祉无望，博彩无光，美目转盼，沮丧依旧。我也深知姬姓孙氏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感到姬姓孙氏所遇到的不公平。很多本是姬姓孙的后裔，仰慕妫姓孙氏家族养育了孙武、孙膑等名人，虚荣攀比，投怀送抱。可以理解，但不提倡。因为他背离了修谱中最关键的血统关系。这样做造成了姬姓孙氏被边缘化，被人们所遗忘，渐渐淡出了家族人的视野，这是多么可悲啊。姬姓孙氏，授姓时间最早，族群人数很多，绝不会在人数上少于妫姓孙。衷心希望我们老孙家的人，放弃拉名人做祖宗的虚荣。实事求是，回归本位，给后人一个明白。

原文载于江西宁都民国三十八年（1949）《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