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传人中国略早于番薯，大概在16世纪前期，即明正德、嘉靖之间，已在某些地区开始种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玉米传人的途径分海路和陆路。陆路又有两条：一是由印度、缅甸人云南的西南线；另一条经波斯、中亚到甘肃的西北线。海路则经东南沿海省份再传人内地。到明朝末年，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引种了玉米[43]。清初，玉米的种植区域继续有所扩大，一些过去未见有玉米记载的省区，也都先后出现。但是，直到康熙年间，全国除少数省份种植地域较广以外，大部分还很不普遍。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根据已经查到的资料，将雍正前有关引种玉米的情况，作了大致统计（见附表三），尽管它不算完全，但还是可以反映这个时期面貌的。
　　通过附表，我们看到，就大的范围而言，各省都先后引种玉米，但情况很不平衡。比较起来，云南省推广较为顺利，从明末至清初，全省大部分府县已种植玉米，推进的顺序，大致由西向东。不过云南地处边陲，地广人稀，与内地交通也很不方便，因此对外省的影响亦迟缓而不显著。
　　在内地各省中，引种玉米较为普遍的当推河南省，其地区大致沿黄河两岸，以及淮河流域上游的尉氏、鄢陵、襄城和归德府等一些府县。河南地处中州，向来是东西南北的冲途。上述种植玉米的州县，大多是些交通较为便捷的区所，这大体符合早期引进的规律。我们认为河南省种植玉米的路线，多半由西往东，即从西北的甘肃省传人，然后再向东发展。但也不排除东部沿海省份传入的可能性，其具体路线是从运河经淮河，进入豫东地区。万国鼎先生在《五谷史话》中确认，正德《颍州志》中的珍珠秫，是我国种植玉米的最早记载。颍州就是今天的阜阳，属皖北淮河流域区，由此溯水而上，就是河南省的归德等府县。当然，万先生的说法，有的学者曾提出质疑[44]，但我们在《古今图书集成·凤阳府物产考》中，也见到载有玉麦。《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雍正时，实际上早在康熙年间，已由陈梦雷基本定稿。从《方舆汇编》《物产考》辑取的资料看，都属康熙以至包括明末的方志。照此看来，皖北一带仍属引种玉米较早的地区。
　　在东南沿海各省中，广东、福建可能是最早引种玉米的省份。这是因为从明代以来，尽管因政治风云的变化，不时出现闭关、开关、禁海、开海的变动，但闽广两省仍是中国人民与外洋接触较多的地区。其他像浙江、江苏等省的种植玉米，多数由海路从闽广传人。康熙《天台县志》叫玉米为广东芦。又如闽广一带常把玉米叫做珍珠粟，而浙江、江苏一带也有此等称呼，这都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由于玉米传人不久，我国就发生了明清之际的大变动。连年不停的战争，不但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也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60年代晚期，即康熙二十年代初。以后，随着清朝的统治局面趋向稳定，社会面貌也开始有了起色。即使如此，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全国很多地区仍然是地广人稀，亟须恢复生产。所以从玉米开始传人起，到清康匿年间，虽然从时间上已经历了两个来世纪，而且也传遍了各个省区，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远远不够。
　　就以种植的地域而论，除了个别的像云南等省份外，大多限于沿海以及沿江沿河等交通比较便捷、人们来往较多的地区，而且基本上是一些传统的农业生产区。人们一方面因囿于旧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乎原河谷地带，不能充分发挥出玉米耐旱涝，适于山地沙砾种植的优势，这也大大局限了人们对它价值的认识。屈大均在谈到明清之际广东农村种植玉米情况时说：“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食。”[45]说明玉米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还没有真正排上队。在山东，顺治《招远县志》：“玉蜀黍即玉膏粱，有五色，田畔园圃间艺之。”即连引种较普遍的云南省，在我们接触到的有关记载中，它都是与一般作物并列，并不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品种，而另外再多做说明。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玉米常常被人们视作珍品。在《金瓶梅词话》中，玉米面是财主西门庆用来宴客，或与烧鹅肉、玫瑰果等一道上席的阔气食品。《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甘肃宁远县和陕西安定县出产玉麦，都注明这是一种特产。在关外辽东一带，康熙前期已有种植玉米的记载，但直到乾隆元年（1736），吕耀曾编《盛京通志》，还说它是“内务府沤粉充贡”的皇家御用品。同样，雍正十一年（1733）编定的《广西通志》，谈到桂林府出产玉米，亦言其“品之最贵者”。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法国传教士张诚等陪同康熙帝一行巡视口外蒙古。当张诚回京路经长城古北口时，发现：“虽然古北口地方并不足道，我们却在那儿看到了很好的水果，像紫葡萄和非常好的桃子和梨。他们还在周围地里播种玉米，简而言之，我们感到自己是处于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46]根据张诚的叙述，古北口的农民已把玉米作为一般口粮，不过范围很小，更不能包括整个直隶地区，有关情况，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

　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时，清代社会已经历了康熙、雍正到吃隆初将近七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愈益突出。在敝烈的土地兼并下，大批农民因失去生产手段而成为游民、流民，另外再加上人口迅速增长所造成的土地紧张，又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特别在一些传统的农业生产区， “人浮于地”的情况已很明显。正如有人所说：“今户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贫者，人与土赢诎之势异也。”[47]贫苦农民为寻求生活出路，往往被迫离开故土，向外地流亡迁徙。他们有的流人城市集镇，更多的是流向人口比较稀少，封建势力又相对薄弱的边疆海岛和广阔的山区，从事垦荒劳动。我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据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的统计，在全国15亿亩耕地中，山地丘陵地占了将近一半。而这些山区丘陵地带，在清代中期以前，大多还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就在大批农民进入山区发展生产的同时，适合山地种植的玉米，也迅速得到推广，并且成为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作为一种新的农作物品种，在中国引种200多年以后，到这时，它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得到体现，更普遍地为人们所认识。

番薯的传播

　　当然，作为一种新奇物品，在它还没有完全普及时，总会被人们视为珍品，前述玉米是如此，番薯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福建莆田人陈鸿在《国初莆变小乘》中说：“番薯亦天启时番邦载来，泉入学种，初时富者请客，食盒装数片以为奇品。”福州一带当“明季始有”时，也是先“以为点茶之品”而在人们中流传的[110]。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久。据顺治时担任过福建布政使的周亮工叙述，该省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及清初，“长乐、福清皆种之”[111]。而引种较早的泉州一带，早在万历末季已是“贫者赖以充腹”了[112]。前引《国初莆变小乘》也说：顺治初，兴化、泉州、漳州三府“遍洋皆种，物多价贱，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是一种极普通的食物。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初，郑成功率水师东渡台湾，中途因遇风阻于澎湖。成功派人在澎湖三十六屿觅取军粮，据报：“各屿并无田园可种禾粟，惟番薯、大麦、黍、稷。”[113]可见当时澎湖亦已遍桓番薯。根据我们见到的资料，到康熙前期止，福建省种植番薯的地区，东至台湾府，西边则及于汀州府的宁化、清流一带。雍正四年（1726）六月，浙闽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说：“福建自来人稠地狭，福、兴、泉、漳四府，本地所出之米，俱不敷民食……再各府乡僻之处，民人多食薯蓣，竟以之充数月之粮。”[114]高其倬所说的薯蓣即指番薯。同年十一月，闽抚毛文铨奏：“惟漳州一府……地瓜系该府人民充作四五个月粮食者。”“且泉州人民亦多藉地瓜以充粮食。”[115]又，郝玉麟乾隆二年（1737） 《福建通志》亦言：“番薯……迩来栽种尤盛，闽地粮糗半资于此。”到了康熙末乾隆初，福建的番薯种植不但推广到全境，而且成为与稻谷并列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广东的记载虽然没有福建多，但从徐光启言：“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116]可见推广也是很快的。清初，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说，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及康熙三十八年（1699），“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说明在当时，番薯的地位已不比一般了。郑照崇《茂名县志》：“番薯……高郡得之最先，赖之最甚。”高郡就是茂名县所在的高州府。据传该府番薯是万历时由吴川医生林怀兰从安南携人[117]。如果此说确实，那么清初雷、廉、琼等府种植番薯，很可能由高州府传播开来的。当时，凡粤东“滨海诸邑”， “其坡田只宜莳山蓣、番薯、芋乃诸杂粮，兼收可以佐食”[118]。至于东边的潮州等府，更是“多种番薯以代米粮”[119]。

　　广东的记载虽然没有福建多，但从徐光启言：“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116]可见推广也是很快的。清初，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说，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及康熙三十八年（1699），“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说明在当时，番薯的地位已不比一般了。郑照崇《茂名县志》：“番薯……高郡得之最先，赖之最甚。”高郡就是茂名县所在的高州府。据传该府番薯是万历时由吴川医生林怀兰从安南携人[117]。如果此说确实，那么清初雷、廉、琼等府种植番薯，很可能由高州府传播开来的。当时，凡粤东“滨海诸邑”， “其坡田只宜莳山蓣、番薯、芋乃诸杂粮，兼收可以佐食”[118]。至于东边的潮州等府，更是“多种番薯以代米粮”[119]。
　　 在沿海省份中，浙江也是引种番薯最早的地区之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的《普陀山志》就有： “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的记载[120]，但由于“山僧吝不传种”[121]，所以传播不广。李日华《紫桃轩又辍》： “蜀僧无边[122]者，赠余一种如萝葡，而色紫，煮食味甚甘，云此普陀岩下番薥也。世间奇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李是嘉兴人，明万历进士，看来在此前，他对番薯一无所知。但是，“吝不传种，不等于可以封闭隔绝了。明末山阴乡宦祁彪佳谈到他家闲居时，曾“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123]。山阴今属绍兴市，离普陀山并不很远，他得到的红薯，或许亦从普陀山而来。普陀山的番薯清初已北传到江苏境内了。张文英雍正《崇明县志》：“甘薯，俗呼番芋，又名红山药，种自普陀来。”嘉庆时金榜在《海曲拾遗》中说到通州一带的番薯，其种亦“得自舟山”。
　　由于浙闽两省比邻而居，海陆之间都有较多的往来，所以浙江也从福建传人番薯。康熙初年，就有陈经纶的后代到鄞县传布种植番薯，据说“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成即大逾闽地”[124]，获得意外的成功。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的《永嘉县志。物产》中亦载有“番荠”。齐召南乾隆《温州府志》说：“温人呼甘薯为番荠，原从闽至。”说明它是从福建传人。到乾隆前期，浙江沿海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府，番薯种植已相当普遍了。

　番薯的种植，在乾隆以前，主要限于长江以南的南方各省。这是因为番薯是温热带作物，宜于高温潮湿，而我国北方各省，气候干燥，冬季寒冷，要使广大北方地区也像闽、粤、江、浙那样种植番薯，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藤种收藏的问题，即使严寒之际不致冻枯，到来年有新苗可传。万历末在京津地区经营屯田事宜的徐光启，曾为此而苦思焦虑。后来他根据“京师窖藏菜果三冬之月不异春夏”的道理，悟出“欲避冰冻，莫如窖藏”，认为如此，“其收藏薯种，当更易于江南耳”[127]。徐氏的办法，看来他本人也没有来得及试验。雍正八年（1730）二月，。浙江定海总兵官林君升给皇帝具折，建议直隶、山东等省种植番薯，雍正帝在林的折子上朱批道：“番薯之益，朕早知之，前岁曾命于圆明园隙地播种，虽经种出，但甚觉细小不伦，或系南北水土异宜之故，亦未可知，试令再种看。”[128]说明在林提建议之前，皇帝已命人作过试验，但很不理想。同年八月，福建海关监督淮泰向朝廷“进呈番薯六桶”。“奉旨：番薯苗交圆明园该处栽种，其随来会种番薯苗之人俱留下，着伊等指数本处人栽种，……俟本处人于种法通晓时，再令伊等回南。”[129]后一次试种结果如何，我们没有见到记载，估计也成效不大，其中关键恐怕也是藤种问题。乾隆初，无极县令黄可润，用他家乡福建的办法，在任所试种番薯，“结薯甚多”，但苦于无法解决第二年的新苗，采用浙江“宁台种师”，“开窖藏薯”法，亦“坏者尚半”。乾隆十年（1745），他奔丧南回，路经山东德州，“家人上岸买番薯甚多而贱”，才知道就在最近几年，当地农民根据河南、浙江的经验，进一步改善窖藏法，已彻底解决了薯种越冬的难题[130]。薯种问题的解决，在技术上是个很大突破，它为番薯向全国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多年来，人们急于在北方地区引种番薯的愿望，才正式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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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在第四罗马内战，全世界粮价上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