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记义》篇对《木瓜》的论述与荀子传《诗》的传统有内在关联。
《记义》论《木瓜》：“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孔子诗论》第十八简：“因《木苽》之报，以喻其捐（悁）者也。”第十九简写道：“《木苽》，有（藏愿）而未得达也。”第二十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离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也。”《孔子诗论》对《木瓜》主旨的理解，如“以喻其悁”“有藏愿而未得达”“隐志必有以谕”，主要是从情志表达的角度加以解说。《记义》的说法则比较直观，认为诗中的往来馈赠体现的是“苞苴之礼”，《礼记·少仪》提到“苞苴”，孙希旦道：

郑氏曰：“苞苴，谓编束萑苇以裹鱼肉也。”……是苞苴编萑苇以裹鱼及肉也。亦兼容他物……《孔丛子》云“我于《木瓜》之惠，见苞苴之礼行”，是也。
可见，“苞苴”即赠以厚礼之义。《记义》将《木瓜》的往来之礼进一步解释为以礼厚报，这种说法可以在《左传》中找到依据，《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于卫……赋《木瓜》”，杜注：“《木瓜》亦《卫风》。义取于欲厚报以为好。”可见以《木瓜》喻厚报交好是春秋时期的古义。《记义》篇的解释符合《木瓜》在春秋时期的使用情况，也体现出孔氏《诗》学与礼乐传统的密切联系。西汉贾谊《新书·礼》篇有如下论述：

由余曰：“干肉不腐，则左右亲；苞苴时有，筐篚时至，则群臣附；官无蔚藏，腌陈时发，则载其上。”《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可见，由余也把《卫风·木瓜》与苞苴之礼联系在一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年轻时得到太守吴公的赏识，并被召至门下。吴公与李斯同邑，曾经师事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这样看来，贾谊引由余语，以苞苴之礼释《木瓜》一诗，当是上承荀子的《诗》学。用礼尚往来解释《木瓜》的说法，在儒家《诗》学中薪火相传，甚至连西汉的贾谊也成为继承者。王先谦称：“贾子本经学大师，与荀卿渊源相接，其言可信，当其时惟有《鲁诗》……是其原本古训，更无可疑。”
最后，《记义》篇对《缁衣》的论述，与《礼记·缁衣》所见《诗》学观点是一致的。《礼记》成书于汉代，但《缁衣》反映的可能是战国前期的思想，其主要内容的形成时间可能与《孔子诗论》相近。

《记义》篇论《缁衣》：“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澶渊会盟后，以晋国为首的诸国夺取卫国的懿氏，卫侯前往晋国，又被扣押。卫相国子展因此在与晋侯、齐侯和郑伯的宴会上赋《缁衣》之诗，叔向回应道：“敢拜郑君之不二也。”《缁衣》描写的是赠衣的场景，相互赠衣是春秋时期关系亲密的友人间表达情感的一种做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子产与季札一见如故，为示好感，就有互赠衣、带的行为。《记义》篇将《缁衣》理解为“好贤之心”，带有尚贤的色彩。《礼记·缁衣》载孔子“好贤如《缁衣》”之语，两书对《缁衣》主旨的判断是一致的。

结 语
综上所述，《记义》论《诗》的先秦诗学性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条特征。
首先，《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在选材取诗的偏好上与《左传》《国语》等文献所载春秋时期的赋《诗》、用《诗》传统相契。其对多数《诗》篇主旨的把握，也都符合相关《诗》篇在春秋時期礼仪实践中的使用情况，或体现出与春秋时期历史背景相一致的文化观念。
其次，《记义》中的孔子论《诗》，与《论语》中的孔子论《诗》材料相契。这样的《诗》例虽然不多，但从对其他《诗》篇的论说中，也常常能看到与《论语》一致的思想观念。
再次，除了文本形态的雷同以外，在对部分内容的解读中，《记义》也体现出与《孔子诗论》等战国文献的关联。这说明《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性质，是经过战国儒家书写的，较好地保留、传承了原始儒家论《诗》义理的一部文献。它不像《荀子》那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而是在忠实传承儒家学说的同时，体现出书写时代特色的先秦儒家论《诗》文本。

雷欣翰，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出版专著《孔丛子训读及研究》、译著《汉字图解日本神明》等。在《孔子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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