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记义》对《鹿鸣》《彤弓》《采菽》的论述，体现出其对礼乐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记义》论《鹿鸣》：“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孔子诗论》第二十三简写道：“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孔子诗论》将诗章的结构与交往之道相结合。《记义》则偏重于对君臣这组特殊关系的认识。《诗序》认为《鹿鸣》为“燕群臣嘉宾”之诗，与《孔子诗论》和《记义》说法相同。《国语》和《左传》记载叔孙豹前往晋国，晋人以《鹿鸣》迎接他的故事。叔孙豹认为演奏《鹿鸣》表达的是“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君所以嘉寡君”，说明春秋时期《鹿鸣》的演奏场合及对象是重大宴会，有君臣贵族参与。但是，《仪礼》中的《乡饮酒礼》《燕礼》和《大射》记载这三种礼仪也要演奏《鹿鸣》，这些场合显然不属于君臣之礼。关于这一问题，朱熹推测道：“岂本为燕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欤。然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宾主焉，先王以礼使臣之厚，于此见矣。”朱熹认为，《鹿鸣》本来用于君臣之礼，它成为广义的宴饮之乐应当是由宫廷向民间推广的结果。这种推测符合该诗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记义》将《鹿鸣》归纳为“君臣之礼”，既符合该诗的本义，也体现出其《诗》学与周代礼乐观念在春秋时期的形态契合。

《记义》论《彤弓》：“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春秋时期，卫宁武子来聘鲁国时，鲁文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但宁武子认为文公赋这两首诗来迎接他，不符合诸侯欢迎来访使者的礼节。他说《湛露》表达的是“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彤弓》的适用场合则是：“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据宁武子所言，赋《彤弓》表达的应是君王对有功之臣的奖赏。《尚书·文侯之命》叙述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奖赏，其中就包括“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国传：“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彤弓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23]晋文侯保驾东迁有功，得到天子高级别的赏赐，享此殊荣。因此，《记义》总结《彤弓》主旨为“有功之必报”，符合《彤弓》一诗在春秋时期的使用情况。

《诗集传》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本

《记义》论《采菽》：“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采菽》是一首以诸侯朝见为题材的《雅》诗，《左传》和《国语》中有三则春秋时期引、赋此诗的例子。如晋侯赐乐于魏绛，以奖赏他辅佐自己处理戎狄关系、称霸诸侯的功劳。魏绛担心晋侯恃功骄纵，就引此诗来说明乐与安邦定国之道的关系：

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

魏绛所引《诗》句选自《采菽》第四章。《记义》总结《采菽》表现的是“明王所以敬诸侯”，魏绛所引的诗句也都是赞美诸侯扶助天子。此外，季平子迎接小国国君时赋《采菽》，用法与天子接见诸侯类似，也与《记义》说法一致：“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重耳在秦国，娶怀嬴，秦穆公宴请重耳，“赋《采菽》，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馀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馀认为秦穆公所赋《采菽》提到“天子之命服”，亦可证明《采菽》的适用场合确实是天子、诸侯这类规格的会面。综合这些史料中《采菽》的运用情况可以看出，《记义》对《采菽》的定位和判断，符合该诗在春秋时期的使用方式。
最后，《记义》篇对《淇澳》《狼跋》和《蟋蟀》的论述，是关于卫武公、周公个人品质和陶唐故地尚俭守质的歌颂。从中可以看出其“德”之观念与《论语》一致。

《记义》论《淇澳》：“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在《论语·学而》中有子贡与孔子讨论此诗的文字，其切磋琢磨之说，亦可从劝学为君子的理路上贯通。该诗为赞美卫武公而作，《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杜注：“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切磋琢磨都是精益求精之义，诗歌赞美卫武公在礼仪和人格品质上精益求精，最终得以大成。
《记义》篇论《狼跋》：“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左传》记载晏子与齐侯论和、同之别，晏子言及羹、乐之和时，用到《狼跋》的诗句：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

关于“德音不瑕”，杜预解释道：“义取心平则德音无瑕阙。” 晏子所引《诗》句即选自《狼跋》，他引用这首诗歌中的句子来说明乐之和者“心平”“德和”的境界。晏子将“德音不瑕”，也就是“德和”的原因归结到“心平”，这种理解符合《狼跋》的本义。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朱熹写道：“周公虽遭疑谤，然所以处之不失其常，故诗人美之。”“德音不瑕”之句的潜在内涵，就有赞美周公“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这种平和心态的成分。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周公能够“不失其圣”的重要原因之一。晏子领悟到这一点，知道引“德音不瑕”一句，就能表达出“心平、德和”的内涵。《记义》篇将《狼跋》赞美的周公之圣归结为他的“远志”，认为周公的立志高远是他能在逆境中“不失其常”的原因。实际上，这种解释与“心平”是内在相通的——“心平”所以志远。郑玄认为这首诗赞美周公，主要是赞美他“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的品格，他的说法与《记义》“远志”之说相似。可见，《记义》篇对《狼跋》诗旨的认识，与晏婴是一致的。
《记义》篇论《蟋蟀》：“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写道：“孔子曰，《七》智难。”所谓的“七”，指的就是《唐风·蟋蟀》。所谓的“智难”，也就是“知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孔子诗论》所谓“知难”、赵孟所谓“保家”，都是就《蟋蟀》体现的勤俭之德而言。《诗论》所说的“知难”，指知道处世之艰难，有忧患意识。难，通“戁”，谓恐惧。《荀子·君道》：“故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鞏。”王引之曰：“难，读《诗》‘不戁不竦’之戁。”“不戁不竦”，见于《诗经·商颂·长发》。毛传：“戁，恐。竦，惧也。”知难，亦可据之理解为深知守成之难。

【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局部）

《蟋蟀》出自《唐风》，唐地是晋国始祖叔虞的始封地。《诗谱·唐谱》论述《唐风》道：“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毛传》解《蟋蟀》道：“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晋地有崇尚节俭的习俗，后人将这种“忧深思远”的传统溯源于唐尧的教化。季札观乐至于《唐风》，感叹道：“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汉书·地理志》：“河东……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记义》中的孔子盛赞《蟋蟀》的“俭德”，这种尚俭的思想在《论语》中也有所体现。《论语·八佾》篇：“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可见，即便对待祭祀，孔子也持尚俭的态度。

三、 心志情声：
战国论《诗》风格的表现
除了对春秋时期深厚传统的继承以外，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写定的文本，《记义》论《诗》也与战国《诗》学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记义》论《诗》与《孔子论诗》、荀子《诗》学和《礼记》所见《诗》学之间的共鸣。
首先，《记义》篇对《蟋蟀》《柏舟》和《蓼莪》的讨论，与《孔子诗论》有许多可对照之处。

《记义》篇论《蟋蟀》的情况，上文已述。
《记义》篇论《柏舟》：“于《栢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国风》中共有两篇《柏舟》，一篇在《邶风》，一篇在《鄘风》。两诗中均有能体现“执志之不可易”的诗句，在《邶风·柏舟》中，主人公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来说明自己执志之坚定；在《鄘风·柏舟》中，女子对心上人有“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的决心。“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夫”，《渊鉴类函》作“妇”，当是将《柏舟》看作《鄘风·柏舟》的结果。《卫风·木瓜》孔颖达《正义》引作“见匹夫执志之不易”。原诗用铺叙的手法表达“自反而无阙之意”，是全诗中最能表达“执志之不可易”的诗句。《孔子诗论》对两篇《柏舟》也有论述，第二十六简写道：“《北·白舟》，闷。”第十九简有“既曰天也，猷有捐言”之句，虽然没有指明篇名，但据“既曰天也”推测，当指《鄘风·柏舟》中的“母也天只”。《孔子诗论》从主人公表达的情感入手，指出《邶风·柏舟》中主人公的郁闷之情和《鄘风·柏舟》中主人公的怨艾之感。《记义》则突出《邶风·柏舟》中主人公坚定不移之“志”。

《记义》论《蓼莪》：“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诗论》第二十六简道：“《翏莪》有孝志。”都以生活劳苦而无力赡养父母的感叹为诗歌的主旨。所谓“孝子之思养”“有孝志”，也都指孝子赡养父母的愿望。《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郑伯因王子朝之乱向晋国求助，在与范献子的交谈中引“缾之罄矣，惟罍之耻”的诗句来激将晋人，诱使晋国协助王室平定叛乱。郑伯引用的诗句出自《蓼莪》第三章，关于这两句诗，可以用朱熹对这首诗的一种论述来理解：“犹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责。”“缾小而罍大”，则以父母年老，其子正值壮年，却不能赡养父母；王室衰弱，晋国实力雄厚称霸诸侯却不能救助王室。《记义》和《诗论》对《蓼莪》的理解与郑伯一致，而没有像《毛传》那样把它理解为一首刺诗。

《孔丛子》明崇禎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