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孔子论《诗》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其选取的篇章内容与春秋时期赋《诗》、用《诗》的情况最为接近。其对不少《诗》篇主旨的论说，都体现出与《左传》《论语》《史记》等文献所载春秋时期论《诗》一致的《诗》学观念，是对春秋时期论《诗》传统的继承。作为战国秦汉之际写定的文本，在《记义》论《诗》文字中，也能看到不少战国《诗》学的影子。这说明《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性质，是经过战国儒家书写的，《记义》较好地保留、传承了原始儒家论《诗》义理的文献。它不像《荀子》那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而是一种在忠实传承儒家学说的同时，体现出书写时代特色的先秦儒家论《诗》文本。

《孔丛子》一书的《记义》和《论书》两篇保留了孔子以相同句式论《诗经》和《尚书》篇目的文字。这类文字都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属于儒家语录类文献。《论书》中还有“子夏读《书》既毕而见于夫子”章，在《韩诗外传》几乎相同的大段文字中被记为“子夏读《诗》”。这种文本形态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孔氏家学的传承线索，相似的文句格式还广见于《史记》《说苑》《孔子家语》等。《记义》篇的论《诗》虽然托名孔子，但这一篇的成书，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孔鲋所在的周秦之际。因此，目前对于这篇论《诗》文字，只能将其定义为战国儒家《诗》学、而非孔子《诗》学的成果。

对于这种冠名孔子的语录类论《诗》材料，姜广辉先生曾举《家语》《说苑》的例子，认为是一种古《诗序》。根据李存山先生的研究，这种古《诗序》还影响到了宋代的《诗》学。可见，此类文献的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在《孔子诗论》残缺严重、《孔子家语》《说苑》材料零散的现状下，专门记录孔氏家族史和家学传承之《孔丛子》中的《诗》学材料，应该引起重视。《记义》篇中孔子论《诗》的取材对象和论述内容，与汉代四家诗的区别比较明显。这一结论，可以佐证李存山先生将其看作上博简《孔子诗论》为同类文献的观点。本文试图在排除其作为汉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与先秦《诗》学材料进行系统对比，以获得对其文本性质、《诗》学传承归属更具体的认识。

一 、选材取诗：
春秋用《诗》风尚的遗绪
《记义》论《诗》的选材，与春秋时期赋《诗》、用《诗》的情况最为接近。这一特点，可以从其与《左传》《国语》的比较中看出。
《记义》论及的《诗经》篇目全部取材于《国风》和《小雅》。《风》诗有《邶风·柏舟》《卫风·淇澳》《卫风·考槃》《卫风·木瓜》《郑风·缁衣》《齐风·鸡鸣》《魏风·伐檀》《唐风·蟋蟀》《曹风·下泉》《豳风·七月》《豳风·东山》《豳风·狼跋》等十二篇。《雅》诗有《鹿鸣》《彤弓》《无羊》《节南山》《蓼莪》《楚茨》《裳裳者华》《采菽》等八篇。

《左传》和《国语》记载的是春秋初期至末期诸国的史实，其中包括时人的引《诗》、赋《诗》活动，是考察春秋时期用《诗》情况最重要的依据；《孔子诗论》是战国时期孔子再传弟子记录的孔门授《诗》文献，与《记义》论《诗》文字有着相似的性质；荀子则是战国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者，其《诗》论集先秦儒家《诗》学之大成，开汉代四家《诗》学之先。这几种文献反映先秦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引《诗》、用《诗》的不同特色，对它们的录《诗》情况进行考察，并将其与《记义》篇的取材对比（见表1），可以从取材的角度审视《记义》论《诗》的性质和特点。

表1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文献录《诗》统计（不包括逸《诗》）

说明：表格中关于《左传》《国语》引《诗》、赋《诗》的统计，包括书中人物在各种场合引《诗》、赋《诗》的篇目和次数，不包括乐工歌《诗》。

从《左传》记载看来，引《诗》、赋《诗》的风气兴起于春秋中期，在孔子所处的襄、昭时期达到全盛。春秋后期的引《诗》、赋《诗》取材于《小雅》《国风》的数量大大超过《大雅》和三《颂》。《记义》记载的是孔子读《诗》及《小雅》后的言论，其关注的《诗》篇，与襄、昭时期的引《诗》、赋《诗》取材对象大体一致。
《左传》所载春秋后期引《诗》、赋《诗》的内容取自《国风》《小雅》者居多，《孔丛子·记义》所载孔子论《诗》，则全取自《国风》和《小雅》。其中，《左传》涉及《小雅》的作品，有六篇见于《记义》（《鹿鸣》《彤弓》《节南山》《蓼莪》《裳裳者华》《采菽》）。《记义》篇总共提到二十篇《国风》和《小雅》作品，有十三篇也是《左传》的取材对象。

上博简《孔子诗论》，主要关注的也是《国风》和《小雅》。其中《国风》三十一篇，《小雅》二十一篇，《大雅》和《周颂》四篇，另有一篇疑为逸诗。同为孔氏《诗》学文献的这两部典籍，在诗篇取材上喜好亦相近。
除逸诗外，《荀子》引《诗》共九十次，其中《国风》十一次，《小雅》二十六次，两项总和不到引《诗》条目的一半，所占比例偏低。《荀子》论《诗》的取材对象与春秋后期引《诗》、赋《诗》情况和《孔子诗论》《记义》的取材偏好明显有别。荀子的学术偏重礼法制度，这在其论《诗》角度和关注点上也都有所表现。
作为孔氏家学著作的《记义》论《诗》，在取材对象上更接近春秋后期引《诗》、赋《诗》风气全盛时期的情况，这一现象与孔子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吻合。《孔子诗论》在这一点上接近《记义》篇，而战国晚期的《荀子》，则在取材偏好上与其有明显的区别。

《春秋左传》清雍正十三年果亲王府四色套印本

二、立意明旨：
春秋论《诗》传统的继承
《记义》篇论《诗》的主要内容是对《诗》篇主旨的总结，其对不少《诗》篇主旨的论说，都体现出与《左传》《史记》《论语》等文献所载春秋人论《诗》一致的《诗》学观念，是对春秋时期论《诗》传统的继承，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往往体现出这一时代特色。
《记义》篇对《诗》篇意旨的总结，主要涉及对历史事件、礼乐传统与精神品质等三方面。

首先，《记义》篇对《周南》《召南》和《节南山》的论述，与周族历史或特定历史事件相关。
《记义》篇论二《南》：“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二《南》历来被视为诗风淳正，《论语》所载孔子对《关雎》的赞扬，亦主要从教化启蒙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肯定。《记义》中孔子对二《南》的论述，把它作为周初历史的写照，与季札观乐时所作的评论“始基之矣”如出一辙。
《记义》论《节南山》：“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节南山》在编次上位于“变雅”之首，属于政治批判诗。它批判的对象是声名显赫的“师尹”。“师尹”的身份今天难以确认（或说为太师尹氏），但其为周王朝的执政大臣，当无可置疑。从诗歌内容来看，前两章是对“师尹”的批判，第三、四章是对“师尹”具体错误的指摘，之后是由对“师尹”执政带来的灾难引申到对上天的埋怨，并表达自身无用武之地、不能为国出力的忧郁之情。《孔子诗论》第八简道：“《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把主要批判对象由“师尹”转至君主、把作者的感情更多地由忧转为“耻”，更注重该诗作为政治讽刺诗的作用。《记义》篇认为该诗的主旨是要表达作者的忧世之情，其说符合诗歌的本义，并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证据。鲁国的季文子曾引《诗》表达其对吴国伐郯国之事的感慨：

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

季文子所引《诗》句，即选自《节南山》，诗句原意为上天不善，世间的混乱难以得到平定。季文子用“不吊昊天”来表达中原没有贤明的国君、不能帮助中原之国抵御当时被看做蛮夷的吴国，表达的情感与《记义》篇所说的忧世之情相似。除此之外，《左传》《国语》中还有几处引用该诗诗句的例子，如《左传·襄公七年》记载晋国的韩厥告老还乡，晋侯想立穆子代替韩厥的职位，穆子因自身患有疾病，就引《节南山》诗中“弗躬弗亲，庶民弗信”的句子来推辞，以示自己不能躬亲办事，难以取信于众。《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来聘鲁国，季武子赋《节南山》卒章以相迎。杜注：“卒章取‘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又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大夫白公劝诫楚灵王要勤勉政事，也引《节南山》中“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一句，说明躬亲办事、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这些文献对《节南山》的引用，虽然都是断章取义、未必能体现出该诗的主旨，但他们对诗句的活用都切合本义，与《论语》《记义》篇的解释一致。

《孔丛子》南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