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 证则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 证尽除矣。故《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是以凡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若见 有未的，宁为少待，再加详察，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 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 今之医者，凡遇一证，便若观海望洋，茫无定见，则势有不得不为杂乱而用广络原野之 术。盖其意谓虚而补之，则恐补之为害，而复制之以消；意谓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而 复制之以补。其有最可哂者，则每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 以补其偏而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风、治火、治痰、治食之剂兼而用之，甚称周备，此何以从 其本而从其标乎？若此者，所谓以药治药尚未遑，又安望其及于病耶？即使偶愈，亦不知其补 之之力，攻之之功也。使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也。是以白头圭匕，而庸庸 没齿者，其咎在于无定见，而用治之不精也。使其病浅，犹无大害，若安危在举动之间，即 用药虽善，若无胆量勇敢而药不及病，亦犹杯水车薪，尚恐弗济，矧可以执两端而药有妄投 者，其害又将何如？耽误民生，皆此辈也，任医者不可不深察焉。     
    故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 为愈也。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故用补之法，贵乎先轻后重，务 在成功；用攻之法，必须先缓后峻，及病则已。若用制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 实，鲜有不误人者矣。    
   余为是言，知必有以为迂阔而讥之者，曰∶古人用药每多至一二十味，何为精一？岂古 人之不尔若耶？是不知相制相使之妙者也，是执一不通而不知东垣之法者也。余曰∶夫相制 者，制其毒也。譬欲用人奇异之才，而又虑其太过之害，故必预有以防其微，总欲得其中而 已。然此特遇不得已之势，间一有之，初未有以显见寻常之法用得其贤，而复又自掣其肘者 也。至若相佐相使，则恐其独力难成，而用以助之者，亦非为欲进退牵制而自相矛盾者也。 观仲景之方，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 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如《伤寒论》之小柴胡汤以人参、柴胡并用，陶氏之黄龙汤以大 黄、人参并用，此正精专妙处，非若今医之混用也。能悟此理，方是真见中活泼工夫。至若 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学人欲效其法，必须总会其 一方之味，总计其一方之性。如某者多，某者少，某者为专主，某者为佐使，合其气用，自 成一局之性，使能会其一局之意，斯得东垣之心矣。若欲见头治头，见脚治脚，甚有执其三 四端而一概混用，以冀夫侥幸者，尚敢曰我学东垣者哉。虽然，东垣之法非不善也，然余则 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者，正恐未得其清，先得其隘，其失者岂止一方剂也哉，明者宜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