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空间与唐诗传播
从初唐至晚唐，唐代历朝帝王多雅好诗文，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助力。唐代帝王的好尚对于唐诗的传播与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诗佳作通过各种途径传至深宫，又由于帝王的喜好而流播京城。宫廷作为政治礼仪空间，既是诗歌传播链条的终点，也是再次传播的起点。对这一现象，明人胡震亨称：“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指出帝王不仅参与作诗酬唱，也参与了编集、评赏、传播等环节，几乎参与了京城诗歌活动的全过程。所谓“更可异者”，表面上似有不解，实则折射出胡氏站在明人立场上，对唐诗繁盛的艳羡，因而有唐代“诗道安得不昌”感叹。
唐代开国伊始，大乱初定，即显示出文治灿然的不俗气象。唐太宗自称“虽以武功治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登基之前，即和秦王府十八学士时有唱和。贞观年间，更以帝王之尊，成为宫廷诗歌沙龙的主持者。《全唐诗》的编者认为他是开一代文风的人，评之“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太宗朝以君臣唱和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唐诗在长安的传播功劳甚大。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英主的太宗也为继体诸君开了先例，后来诸帝多有诗歌问世。
比之太宗朝，高宗武后两朝对文艺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文化沙龙的人数规模、热度氛围也远远超过贞观时期。其时沈宋等往往在这种诗歌沙龙中一举夺魁，在宫廷氛围中成长为当时一流诗人。至中宗朝，君臣之间，游宴赋诗，几乎到了疯狂程度。中宗景龙年间，据考证，从景龙二年至四年，大型诗歌活动达到七十余次。臣子在君王眼中，不仅是僚属，更是诗友，这些游宴活动为诗歌传播和近体诗的成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玄宗是文艺全才，加以开元年间政通人和，尤重文士，因此其在位时期是长安诗坛的黄金时期。在玄宗的倡导下，君臣共同参与的大型诗歌活动屡有出现，长安的唐诗传播亦可为“一时之盛”。
中唐之后，代宗有感于安史之乱大乱底定，开始有意识重用文臣。其后德宗亦好文，史载“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绝请托之路。是时文学相高，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之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翊日，遍示宰相学士，曰：‘此皆朕之门生。’公卿无不服上精鉴”(《唐语林·赏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诗坛盟主。《唐才子传》载：
德宗时，制诰缺人，中书两进除同，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
此条实为因诗得官的佳话。韩翃此诗经德宗金口玉言的“钦点”，辅以本事之传播，遂致身价倍增。
元白的诗歌都曾为帝王所激赏，元稹去世时，白居易为其所作墓志铭序说：“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去世时，当时唐宣宗李忱刚刚即位，作《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诗歌充分表达了对白居易诗歌的欣赏与喜爱。尤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联，说明白居易诗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