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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五千言》的真正作者——周文王姬昌？？？
　　　　　　　　　　　　　
　周文王姬昌画像
　　《五千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凝结出来的瑰宝和明珠。其批礼的内容：“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等证实，它至晚问世于周礼形成时期的周初，即公元前11世纪左右。所以，五千言才是其原貌！到汉朝汉文帝前的北大藏汉简本，其名已流传改成为：老子上下经。后儒为一己之私，颠倒德上道下的篇序，不惜自相矛盾而大幅篡改原文又形成了道上德下的王弼、河上公本等，这才产生了现在流行的通行本《道德经》。其目的就是去除其中“以道立天下”的道学治国宗旨或俗称帝王术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哲学本体论化或玄学化，然后再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以弥补儒术有术无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本体论根基的致命缺陷。因此，道德经乃是儒篡盗版道学以为己所用的垃圾产物，早已面目全非！再加上后儒的儒释故意歪曲误导以扬儒绌道，已经无人再能全文贯通理解《道德经》，知晓其五千言原文真相了。

　　再者，有机会接触到周王室典藏帛书原版《五千言》的守藏史老子，作为道学粉丝，乃是被关令尹喜所逼迫，仅是为过关交差而无奈默写出了《五千言》，即汉简本《老子上下经》的底本，因而根本不可能是原作者。因为其所处春秋时期，早已礼崩乐坏，同期的孔老二做梦都想着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哪里还存在批判早已崩溃的礼制的需要？因而批礼原文：“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也就是此结论的铁证。
　　因此，《五千言》的作者，至晚也要与被其批判的周儒礼制创立者周公同时期，即存世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比老子早了5百年以上。再者，由于商朝还是甲骨文，且社会发展文明程度较低，出土甲骨文证实，占卜处事仍占商朝治世措施主流。两相交叉可证，只有商末周初，金文、商礼已发展充分的时期，才可能具备批判礼制的《五千言》问世的文字和社会基础。且作者为帝王出身——“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即修之天下的实践）”，足证《五千言》作者的学识已达黄老道学巅峰，且对礼制弊端烂熟于心，这才可能对礼制的批判入木三分，同时创作出集道学之大成的巅峰之作《五千言》鸿篇巨制。而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作者，历史上只存在一个，那就是周王朝的奠基和开创人——周文王姬昌。

　　周文王姬昌（周朝开国君主），约前1152年―约前1056年，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人。周朝奠基者，周太王（古公亶父即姬亶）之孙，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之父。原为商朝的诸侯，封西伯。能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皆先后投奔。商末纣王暴虐，他知而叹惜不满，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而演周易。
　　《论语·泰伯》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封伯即位的第四十四年，文王受命，称王改元。周文王五十年（约前1056年），驾崩，享寿九十七岁，葬于毕原（西周王陵位于今陕西岐山县凤凰山南麓）。

　　姬昌作为轩辕黄帝17世孙古公亶父即姬亶的孙子，继承了通过其爷爷传承的黄帝治国思想并发扬光大，因不满商末礼制及其纣王暴虐而被囚禁羑里，演周易并批判商礼而创作出黄老之道《五千言》治世理论和学说，而后与其子周武王前赴后继灭商而开创西周、建立道治社会制度，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合情合理的。武王死后，被周公姬旦趁武王子成王姬诵年幼，以摄政之名“修正”出周儒周礼，与秦末刘邦道治开国、其玄孙汉武帝刘彻后又“修正”罢黜道治独尊儒术的历史戏码几乎完全相类似，脉络清晰，逻辑通顺，不出意外，应为历史真相！

　　姬昌在世时期，周部落已被封为诸侯国而先被称为西伯、后封文王。而其爷爷古公亶父为避外族侵扰，率部迁居岐山下周原时期，据其可丢弃居住领地而任意迁居从而土地必然仍是公有的事实，可知私有制最多应仍处于萌芽时期，因而部落应当仍处于“结绳记事”的原始氏族公有制时期，因而姬昌对其时的氏族公有制社会模式的优点印象深刻，这才会在《五千言》中提出“复结绳而用之”的“小邦寡民”政治主张，用意在于恢复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制度模式的优点。否则，小邦寡民不就成了他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空想主义空穴来风了吗？！
　　所以，五千言一句“小邦寡民，复结绳而用之”，就把春秋时期的老子彻底排除在作者之外了。因为只有青少年姬昌所处的其爷爷古公亶父原始部落氏族公有制社会时代，他才有可能经历“结绳而用之”的氏族公有制原始社会模式，从而提出类似的“小邦寡民”这样的政治主张。而到了超5百年以后的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的周王朝那里还有结绳而用之的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环境可供守藏史老子去经历和考察其优劣？而老子若会、能提出“小邦寡民”这样的政治主张，那不就成了实打实的空穴来风的主观主义白日梦了吗？由于逻辑推理能力差，因而老子身份与五千言内容根本不匹配的这个弊端才会被视而不见、以讹传讹，以致谬种流传上千年，却无人质疑。不过，也有可能质疑的声音都被独尊的后儒给“和谐”了？

　　道学始于黄帝时期，所以才会有后世的黄老之道的冠名和盛名。而作为黄帝后辈传人的17世孙古公亶父或姬亶，再到姬亶之孙姬昌，一直继承、延续和发展完善了这种道学处世治世学说，最终在商末由姬昌结合商末时的成熟期礼制弊端，总结创作出了系统、完备的《五千言》道学巨著，完整阐述了“以道立天下”的这种源于黄帝的道学治世理论和路线，痛斥和批判了为私有制服务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礼制社会制度的为祸之源本质，创造出了华夏文明的巅峰社会科学之作《五千言》，这一切是否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而把《五千言》这样一部从宇宙起源论起、包罗万象、从黄帝传承上千年到姬昌才厚积薄发而成的社会科学鸿篇巨制，说成是周朝一个守藏史老子为过关交差而写的短期创作，时光倒流超5百年，让早已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人老子冒名成了作者，这是否贻笑大方，脑袋瓦特了？至于后儒为一己私利——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颠倒老子默写的上下经篇序而篡改而成的盗版《道德经》，则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垃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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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五千言》的真正作者——周文王姬昌？？？（续）
　　对此有人反驳说：“无凭无据，捧周文王臭脚，你还真敢胡扯啊！尚书上那么多有凭据的事情，它都不敢如此乱说。全文贯通以后，知古知始，历史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商朝对奴隶制进行改革，触动了奴隶制的利益，周文王才造反的。所以，五千言作者绝非周文王，周文王和周公毕竟是父子，儿子不可能拆父亲的台！我的理解是，商末纣王并非后世所抹黑的暴虐昏君，商失天下并非因为失道，商朝是很发达的时代，并非原始社会。
　　再之，刘邦时代，汉就已经尊儒。刘邦派出刺客部队暗杀了义帝楚怀王以嫁祸项羽，而这是汉胜楚败的关键。正是因为嫁祸才导致项羽众叛亲离，英布，彭越等人叛楚归汉。”
　　不能不说，虽然所论貌似有点儿论据，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根本没能说到点子上。如周公虽是姬昌之子，但政治斗争，历来就是胜者王侯败则贼而根本不受亲情限制。比如雍正继位时的九王夺嫡，兄弟相残，血流成河，就是铁证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罢的不就正是他爷父辈制定并执行的道治政治路线吗？
　　再者，周文王姬昌是否批礼的《五千言》的作者，与商朝发达与否根本无关，而只与商末是否礼制以及礼制存在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制度弊端有关。汉初其实也是如此，能够形成文景之治，也是汉文帝父子奉行道治模式和路线的硕果，而独尊儒术则是他的孙子汉武帝刘彻选择的政治路线，这些都与是否汉胜楚败完全无关。且刘邦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不是证明他尊儒吧？
　　还就是你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现存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形成的审定和注释。就象道德经，都被篡改成了儒家经典，就连同属儒家的仁义与孝慈都给对立起来了：“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竟然弃绝仁义就能得到孝慈？！这不是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又是什么？！它证明凡是不合被独尊的儒家心意的历史资料，实际上都早已失传或被篡改了。就像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都大相径庭。哪里还有别家学说的真正典籍传世？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际而不是书籍！所以，还是要多开动脑子，联系实际考察确实再下结论吧！单纯的逻辑推论虽然也有缺陷，结论可能有错，但逻辑不通的结论则肯定都是谬论！因而结论符合逻辑，乃其是真理的必要条件。
　　因而还是李白说得好：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是”。
　　所以，
　　　　多看明月少迷信，
　　　　直接认识才是真。

　　另外，礼制，只是在商末周初才发展成熟，成为一种有效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奴隶社会制度模式。五千言反对和批判礼制：“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要“去皮取此”——去下德取上德或去礼取道，“以道立天下”，它总不可能诞生于私有制及其礼制政治制度尚不成熟，从而缺点不明显的夏朝和商朝初中期的萌芽时期吧？
　　所以，你的这些论点都根本不能否定姬昌就是《五千言》作者的观点。你忘记了李自成的打天下口号：闯王来了不纳粮了吗？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文武王不是“以百姓之心为心”为建周旗号，又如何能够团结起天下百姓，一举推翻强大商朝的暴虐统治呢？所以，不合逻辑的历史记载肯定都是被后儒美化篡改了的假货！而刘邦效法周文武王以道治路线取天下，并在汉初取得彪炳青史的文景之治，就更是道治开国有效的活证据了。所以，周公和汉武帝、邓公如出一辙，都是修正主义的治国路线。而姬昌、刘邦、毛主席则都是为民造福旗帜下的开国政治路线。这才是符合逻辑的真实历史。

　　毛主席的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枯木朽株齐努力，没有好处，不以他们的利益为重，谁又会努力呢？成功又何来呢？
　　因此，
1、周朝建国，催生了周文王撰著的《五千言》道治学说和政治路线；
2、汉朝建国，则是抄周朝建国的作业；
3、而新中国建国，则催生了与“以百姓之心为心”的道治同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
　　包括李自成造反灭明所打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旗号，实际上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打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所必须的政治需要和必然。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才是历史的最终真相。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等，实行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生产的发展。而这一切治世政策措施显然都不是姬昌个人的主观想当然拍脑袋任意妄为，而是完全遵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客观规律之“无为而治”，即一切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道法自然”！
　　从《五千言》开篇可知，道学之德，分无为上德和有为下德。所以，姬昌对内奉行的德治，当然就是道学的上德治国，也即“以道立天下”，而不是皆“失道”的上仁上义上礼为代表的“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的下德乱礼治国。所以，他的德治全面崇尚中道——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清华简《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其实就是五千言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正是五千言的核心思想！

　　五千言，作为周文王的开国学说巨著，收藏于周王室档案馆，自是再寻常不过了。就象现在的中央档案馆也收藏了开国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一样。老聃，作为守藏史，有机会看到它，甚至铭记于心而能背诵，这也不奇怪吧？然后他西行过关时被迫默写给了关令尹喜，这不也是太正常的事了吗？也许是为了保持体面，他没告诉尹喜是默写，因而被尹喜和后人把老子误当成了《老子上下经》的作者，而这就是世存两个《五千言》版本——帛书和竹简本同时流传的根本原因。
　　因此，周王室存档的原版不分章帛书《五千言》，和老聃默写从而记忆错误多多的分章版竹简本《老子上下经》，自老聃之后就同时流传于世了。如帛乙和汉简本同时存世并流行于汉文帝刘恒之前的汉初，就是铁证。汉武帝罢黜道家，禁绝了帛书原版，则就剩下了老子默写的竹简版传世了。要不是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则真相就永世埋没湮灭了！
　　这就是《五千言》从问世到流传之合乎逻辑的全部历史。只是若能有更完善的实际物证来佐证，那当然就更圆满了。
　　同时，这也揭示了所有竹简版《老子上下经》抄本如汉简、楚简，以及以其为基础，被后儒颠倒上下篇序、篡改所成的《道德经》如王弼本等，都有相同的分章版式，错漏衍串也都基本相同的问题根源——老聃记忆错误！比如它们都没有“恒也”、“一者”等字词。当然老聃之后，依然有新的错衍漏串抄本等流传，但那就是个别问题了，不再具有一般性。
　　而这也就是《五千言》有了帛书原版尤其是帛书甲本，老聃的默写本《老子上下经》及其全部竹简抄本和篡改本如所有的道德经，都要扔进历史垃圾堆而推倒废弃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