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点1：“税务筹划”难过检查关
有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有“原罪”，如果这一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税务问题通常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不光是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财务造假或者叫两套账，其实大多是为了“节税”，或者叫“税务筹划”。传统的“税务筹划”大多是由企业的财务人员承担的，借助于会计核算等手段实现，“成功”的关键是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筹划很像“猫鼠游戏”，靠的是运气。事实上，税务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业务，需要构建合同、财务、税务上的证据链条，在节税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在税法上的可行性和法律的边界——别让“节税”变成了“偷逃税”!

痛点2：法定税负率太高
福布斯曾经发布全球国家税负痛苦指数，我国高居第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边的测算依据的是名义税负率。去年7月，在一次优化营商环境研讨会中，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将持续不断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要想方设法把名义税率降下来，把实际征收率提上去，把偷逃税行为打击掉”。
为什么企业会不遗余力的开展“税务筹划”，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法定税负率过高，以房地产企业为例，从房地产的开发、交易再到持有，主要涉及11种不同的税费，分别为：契税、耕地占用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教育费用附加。在预征阶段，各项税负已达销售额的8%～12%;项目结束进行清算，则普遍高达15%～25%，一线城市会达到25%以上。特别是，除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外，还有一个土地增值税，最高适用60%的超额累进税率。法定税负率过高的结果是，实际中不可能按照法定税负率去实际征收，带来了征纳双方的博弈，甚至是利益寻租。

痛点3：发票风险越来越大
在企业所面临的各项税务风险中，发票类税务风险是一大重灾区。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下，税收治理已经进入“以数治税”阶段，国家正以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启动实施金税工程四期建设，持续拓展税收大数据资源，深入推进内外部涉税数据汇聚联通、线上线下数据有机贯通。
发票风险伴随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而潜伏，并可能基于某一企业内部因素或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而爆发，且具有向上、下游业务单位不断蔓延的特点。根据最新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2021年共依法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44万户，抓获犯罪嫌疑人43459人。常见的高风险业务模式或交易行为主要包括配票、变票、挂靠、委托加工、红冲、过单、循环开票、融资性贸易、虚增业绩、获取财政返还奖励等。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及发票管理采取的是以票控税的模式，使得发票变成了税票，本质产生了蜕变，成为了纳税义务的原始记录，催生了发票犯罪职业化、链条化、网络化，在此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面临很大的发票管理风险。

痛点4：财务不懂法、法务不懂税
在“按计划征税”思路的主导下，税务主管机关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只要企业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及时纳税申报，足额交纳税款，便可高枕无忧，由财务人员处理报税等税务事项，并无不妥，极其特定的情形下，税企发生纠纷，解决途径通常主要依赖于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关能力”。然而，伴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各项税收立法和执法越来越完善、规范，市级以上税务局都设立了公职律师办公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企业，特别是95%以上的中小企业普遍缺少税务职能部门，财务人员长于核算，或限于处理报税事项，不懂(税)法，法务人员又不懂税，企业涉税法律风险管控几乎处于空白地带。

痛点5：税务争议中忍气吞声
由于税收立法、征管政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就特定涉税事项，持有不同看法，产生税务争议，按理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多的企业的选择了忍气吞声，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一)在纳税人权利救济制度上，目前申请行政复议、诉讼，都要先缴纳税款，这是最大的制度障碍;(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很多企业有税务方面的“原罪”;(三)由于征纳双方地位过于悬殊，担心主管税务部门以后“秋后算账”。企业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但是这种现象却不是健康的。

痛点6：找靠谱专业服务机构难
长期以来，很多国内税务服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协调”能力而不是专业能力。不可否认，在涉税问题的解决上，是需要和税务机关充分沟通的，也是需要协调沟通能力的，但是所有沟通协调的前提应是立足于专业的判断和专业的分析，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税收执法日趋规范化的背景下，立足于税收法律、法规的专业分析，才是协助企业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的王道。脱离了立足于专业分析的沟通协调，就丧失了专业服务机构的社会价值，同时也给纳税人、税务机关征管干部以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埋下了风险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