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貌为五千言！道德经则是儒篡为己所用的产物。到汉朝汉文帝前的汉简本，其名：老子上下经。后儒颠倒上下篇序，形成王弼河上公本，才改名道德经，就是去除其“以道立天下”的道学治国学说本来面目，将之哲学本体论玄学化，然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以弥补儒术有术无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致命缺陷。
　　所以，儒化的道德经除了用于补漏缺字，则必须废弃铲除。唯有学习独尊儒术之前未被 后儒篡改的帛甲本《五千言》，方能得窥其真相。
　　再者，老子被关令尹喜所逼迫，仅是为过关交差而默写了《五千言》，即汉简本《老子上下经》的底本，根本不可能是原作者。因其所处春秋时期，早已礼崩乐坏，同期的孔老二做梦都想着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哪里还存在批判礼制的需要？——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因此，原文就是铁证。
　　《五千言》作者，至晚也要与被其批判的周儒礼制创立者周公同时期，即公元前11世纪左右。比老子早5百年以上。商朝还是甲骨文，且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低，崇尚占卜处事。两相交叉为证，商末周初金文、商礼已发展充分的时期，才可能具备《五千言》问世的文字和社会基础。且作者为帝王出身——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即修之天下）。足证作者学识已达黄老道学巅峰！且对礼制弊端烂熟于心，这才可能对礼制的批判入木三分。

　　姬昌作为黄帝17世孙古公亶父的孙子，继承了其传承的黄帝治国思想并发扬光大，痛恨商礼而被囚禁羑里，演周易并创作出黄老之道《五千言》治世理论和路线批判礼制，而后与其子周武王开创西周朝，从逻辑上是非常可能的。后又被其子姬旦“修正”为周儒周礼，与秦末刘邦道治开国、汉武帝后又“修正”罢黜道治独尊儒术相类似，脉络清晰，逻辑通顺，应为历史真相！
　　五千言的博大精深、空前绝后，从时间和学识素质来看，唯有据传演周易的周文王符合作者条件。就像创作两论的毛主席一样，文治武功，非同寻常。3千年的历史传承，历史过于悠久，证据湮灭，只能依靠逻辑推论了。

记录武王伐纣的利簋及其铭文。

　　道学始于黄帝时期，所以才会有后世的黄老之道的冠名和盛名。而黄帝后辈传人如其17世孙古公亶父或姬亶，再到姬亶之孙姬昌，一直继承、延续和发展完善了这种道学处世治世学说，最终在商末由姬昌结合商末时的成熟期礼制弊端，总结创作出了系统、完备的《五千言》著作，完整阐述了“以道立天下”的道学治世理论和路线，痛斥和批判了礼制的为祸之源本质，创造出了华夏文明的巅峰之作，这一切是否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
从五千言开篇可知，道学之德，分为上德下德。所以，姬昌对内奉行的德治，应是道学的上德治国，而不是皆失道的上仁上义上礼为代表的下德治国。所以，崇尚中道——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清华简《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 其实就是五千言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道法自然。

　　有人说：五千言作者绝非周文王，周文王和周公毕竟是父子，儿子不可能拆父亲的台！
　　我的理解是商纣王并非后世所抹黑昏君，商失天下并非失道，M就曾经为商纣王翻案，说商纣王并非昏君，而是明君，商朝是因为攻打东夷，伤了元气，被周朝趁虚弱而入灭亡。
　　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被篡改的华夏典籍。华夏原本的《连山》，《归藏》被周公旦焚毁，取而代之的就是错误百出的欺骗之经《周易》。
　　商朝是很发达的时代，并非原始社会。先秦时代包括商朝是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并非常人所想的只有农业的原始社会，这点从马王堆里面出土的天文书籍就可以看出来。马王堆里面出土的天文书籍，测量的各大行星的数据和现在用天文望远镜测量的数据丝毫无差，所以前秦绝不是原始社会，而是高科技发达的社会，商朝更是如此。而这些科技在孔子焚周室术，秦始皇焚尽天下诗书之后都失传了。
　　《韩非子·说疑》：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春秋时代的礼乐崩坏，本质是华夏各诸侯国都抛弃周礼，废黜周儒。而当时的周景王也想改革，想废除周礼，以道治国，于是启用老子为守藏室之史，而且废弃了周朝五百年来传承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庶长子王子朝为太子，不过这遭到了姬姓宗室的极力反对，以姬姓单氏和姬姓刘氏为首，发动了政变，孔子参与了这次政变，杀周景王和王子朝，焚毁周室图书馆书籍，以儒家十二经取代周室典籍。
　　《史记疑案》这本书里面详细考证了楚汉争霸时期，是刘邦派出刺客部队暗杀了义帝楚怀王以嫁祸项羽，这是汉胜楚败的关键。正是因为如此，项羽猜忌英布杀害了楚怀王，导致英布反叛。
　　刘邦时代，汉就已经尊儒。正是因为嫁祸才导致项羽众叛亲离，英布，彭越等人叛楚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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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说，所论貌似有理有据，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没说到点子上。如周公虽是姬昌之子，但政治历来是胜者王侯败则贼而没有亲情。汉武帝罢黜百家，罢的不就正是他爷父辈的道治政治路线？
　　再者，姬昌是否批礼的作者，与商朝发达与否无关，而只与商末是否礼制以及礼制弊端有关。汉初也相同，文景之治乃是奉行道治的结果，独尊儒术是汉武帝选择的政治路线，这些都与汉胜楚败完全无关。且刘邦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不是他尊儒吧？
　　还就是你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现存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儒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审定和注释。就像道德经，都改成了儒家经典，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哪里还有别家的真正典籍？凡是不合儒家其意的资料早都失传了。就像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都大相径庭。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际，还是多动动脑子，联系实际出发吧！逻辑推论虽然也有缺陷，但逻辑不通的结论肯定都是谬论！所以，还是李白说得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多看明月少迷信，直接认识才是真。
　　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礼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只是商末周初才发展成熟，成为一种统治模式。五千言反对礼制，要去皮取此——去下德取上德，去儒取道，以道立天下，总不可能发生在私有制和礼制萌芽时期吧？
　　夏商周礼，有文字根据，可以确认的就是周公创建了成熟的礼制。必是借鉴商礼，而不可能凭空想想吧？再就是不能用后朝的事实否定前朝的结果。如大清国存在的问题，明朝就不一定必然会有。所以，周礼商礼虽都是礼制，但周礼的优劣不是商礼优劣的证据，只能类比。

　　五千言，作为周文王的开国巨著，收藏于周档案馆，自是寻常不过。就象现在的中央档案馆收藏了毛主席的著作一样。老聃，作为守藏史，有机会看到它，并能背诵，也不奇怪吧？然后过关时默写给了关令尹喜，这不太正常了？为了面子，没告诉尹喜是默写，被他和后人误当成了作者，这就是现在世上流传着两个版本的根源。
　　因此，存档的原版不分章帛书五千言，和老聃默写从而记忆错误多多的分章版竹简老子上下经，自老聃后就同时流传于世了。如帛乙和汉简同时存世并流行于汉文帝刘恒之前，就是铁证。汉武帝罢黜道家，禁绝了帛书原版，则就剩下了默写竹简版传世了。要不是73年帛书出土，则真相就永世埋没了！
　　这就是五千言从问世到流传之合乎逻辑的全部历史。只是若能有完善的实际物证佐证，那就更圆满了。
　　同时，这也解答了所有竹简版老子上下经抄本如汉简、楚简，以及以其为基础篡改而成的道德经如王弼本，都有相同的版式，错漏衍串都基本相同的问题。因为老聃记忆错误！比如都没有“恒也”、“一者”等字词。当然老聃之后，依然有新的错抄漏串等流传，但那就是个别了，不再具有一般性了。
　　而这也就是有了帛书版尤其是帛甲本，老聃的默写本及其竹简抄本如所有的道德经，都要扔进历史垃圾堆而推倒废弃的客观原因。

　　姬昌在世时期，周部落已被封为诸侯国而先被称为西伯、后封文王。而其爷爷古公亶父为避外族侵扰，率部迁居岐山下周原时期，据其可丢弃居住领地而任意迁居从而土地必然仍是公有的事实，可知私有制最多应仍处于萌芽时期，因而部落应当仍处于“结绳记事”的原始氏族公有制时期，因而姬昌对其时的氏族公有制社会模式的优点印象深刻，这才会在《五千言》中提出“复结绳而用之”的“小邦寡民”政治主张，用意在于恢复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制度模式的优点。否则，小邦寡民不就成了他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空想主义空穴来风了吗？！　　所以，五千言一句“小邦寡民，复结绳而用之”，就把春秋时期的老子彻底排除在作者之外了。因为只有青少年姬昌所处的其爷爷古公亶父原始部落氏族公有制社会时代，他才有可能经历“结绳而用之”的氏族公有制原始社会模式，从而提出类似的“小邦寡民”这样的政治主张。而到了超5百年以后的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的周王朝那里还有结绳而用之的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环境可供守藏史老子去经历和考察其优劣？而老子若会、能提出“小邦寡民”这样的政治主张，那不就成了实打实的空穴来风的主观主义白日梦了吗？

肖钢，实际上是以道解他自己，未入道学之门。
所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根本没弄懂道儒两条治世学说和路线的斗争的本质。华夏3千年成文史，其实就是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到未来高等自动化公有制的过渡时期。中间是私有制。所以有了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相应治世学说——儒术，有了为公有制服务的道治和为私有制服务的儒治之间的互绌或斗争。

　　有人提了个问题：上德不德一一老子反儒乎？
　　虽自封道学砖家，却还真是无知者无畏，才会有此一问。道儒互绌，或者说道礼相绌，乃是为民还是保皇，公私两条治理论和世路线的矛盾和斗争。故五千言作者姬昌才会说：故去皮取此——去礼取道！
　　不过，夏商周都是礼制，儒尤其是周儒的周礼，实际上是夏商礼制的一脉相承和完善。源头叫礼，后续叫儒，都是为保皇权私利的学说，因而本质上是一回事。孔老二的孔儒以克己复礼为宗旨就是铁证。
　　礼制，在华夏，随着禹传位于子从而皇权私有制建立开始确立。由此开启产生了保皇权私利的需要和制度，即礼制。而源于结绳记事的原始血缘氏族公有制社会，希望以百姓之心为心、复结绳而用之的道治，恰与礼治相反：“大上，下知有之”，由此开启了道礼互绌的两种治世理论和两条治国路线的矛盾和斗争。
　　青少年期的周文王姬昌，随其祖父古公亶父，有过以民为主的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经历：
　　1、以民为主而不愿开启战端——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以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活证据。
　　2、为保民避扰而不惜举族迁居岐山下周原——据《竹书纪年》记载：“（殷）武乙元年，豳迁于岐周”，以避外族戎狄侵扰。证明其时大量土地仍未被完全瓜分私有，就象现在的非洲原始部落地区，仍处于原始土地公有制时期，从而可以自由迁徙。
　　3、“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而周易与五千言的许多思想相通，都是从宇宙起源论起，证明姬昌不仅有必需的“结绳而用之”的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的经历，而且有创作五千言的能力和素质！有周一朝，其他人包括司马迁所说的三个老子人选，则都不具有和满足这些条件。
　　因此，五千言的作者，周文王姬昌是唯一人选。再结合他的被拘羑里，证明他对商末的成熟礼制的弊端一清二楚，因而崇尚“以百姓之心为心”的道治，同时反对“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的礼治，创作出集道学大成的《五千言》历史巨著，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