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鲁迅日记里看到这一则：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其中的“吴人”让我很好奇，所以我搜了一下，搜出一篇迅哥儿涉嫌地域攻击的考据贴草草读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十多年前的天涯帖子

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
——鲁迅、陈源笔战中的籍贯背景衍说
洛克
女师大风潮对于鲁迅的意义和影响，至今没有说够。
虽然说的早已够多、够滥。
但今天不说这个。
今天要说的，是女师大风潮引发的笔战中，一个很小的、一闪而过的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籍贯。
这个细节是由鲁迅的对手，陈源先挑起的。
1925年5月14日，鲁迅在他的杂文里，第一次触及女师大话题。此后如火山爆发，一发而不可收。同月20日写的《并非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华盖集》）
文章后面的附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西滢”一词的注释是：
陈源（1896-1970年），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1925年5月30日）的《闲话》中说：“《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的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摘句略）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相信我们平素所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留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按某籍，指浙江籍；某系指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发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棻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案：当时至少鲁迅不是北京大学教授，是讲师，这是人文社注释的一个小瑕疵。）
紧接着的一条注释是：
给同籍的人帮忙　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
这是鲁迅对陈源挑起的籍贯话题，作出的最初回应。
浙江和无锡，这两个地名，第一次以附注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相映成趣的是，笔战双方，都没有直接点出对方具体的籍贯名称，是引而不发？是厌恶而不愿出之于口？还是另有隐义？
两天后，鲁迅又专门写了一篇《我的“籍”和“系”》。但文章中关于“籍”的讲述很少，直接的句子，不过是“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的近来的新发见”、“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的一个籍，不足为奇。”以及因为《阿Q正传》俄译本，写《著者自叙传略》中提到籍贯的交待。
并没有什么火气，看上去也没有任何特异之处。
在此前后，除了给许广平的信中，出现过一句“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两地书　二四》），还有几次借以打趣的顺手“援用”，以及隔年在《华盖集续编　不是信》中，再度以回应的姿态和方式反击陈源外，籍贯之讥，在鲁迅与陈源的这场笔战中，再也未见踪影。
尽管当时整场笔战烽烟乍起，激战正酣，战火愈演愈烈，但籍贯之战，仿佛无意间的一次“擦枪走火”，刚一接触，就已结束，眨眼间成为过去。只给鲁、陈之战，留下一抹不易为人察觉的背景暗影。
假如不是后来看《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我以为鲁迅和陈源的这一场籍贯“遭遇战”，就像宏大战场上一滴偶然的“小雨点”，真真是一闪而过。——而且，从鲁迅这一面来说，似乎还是完全被动的“自卫还击”。但当我看到《鲁迅日记》里的两条记载时，我的想法变了。
我当时骤然而起的一种感觉，是觉得鲁迅与陈源这场看似有点突如其来的籍贯“遭遇战”，好像并不全是纯属意外的“偶然相逢”。至少就鲁迅一面来说，在它背后的草丛里，似乎隐藏着连串的相关现象与事件。但我没法断定，这些在我看来所谓的相关事件，究竟是否是相关的，还是纯属巧合？
我只好把它们一一晒出来，让大家看看。

《鲁迅日记》1912年7月30日，有这么一条：
“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同年9月8日的《鲁迅日记》，又有这样一段：
“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犹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
前面一段《日记》里的“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已足以让人愕然。怎么“实乃吴人所为”，就“那有好事！”？这不是“就事论事”的平议，而是“就人论事”的愤语。而且，从语气推断，这种愤愤不平，似乎由来已久。
第二段《日记》文，寥寥数语（但在整本《鲁迅日记》里，以如此字数叙述一件事情，篇幅却要算长的），内涵却非常丰富，或者可以说复杂。至少有几点引人注意：1，会稽，即绍兴；2，吴人（会稽与吴人，两者间构成直接碰撞）；3，移花接木，暗中窃名；4，“本书估”，即书商，鲁迅到上海后，尤为痛心疾首的一类人；而“厄古籍”，对鲁迅来说，真够得上切齿之恨；5，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与鲁迅的一生，可谓缠绵一世，爱恨交织，至死未解，所以；6，结局和结语，说得露骨点，只能用“狐鼠一丘”来形容了。
这两条日记，时间在鲁迅、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爆发笔战的十三年前。在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十年之际的1935年，鲁迅给萧军的两封信中，向他的“籍贯之敌”，又射出了两颗“搞笑”而尖利的“橡皮子弹”：
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1935年9月1日《致萧军》）
孩子到幼稚园去，还愿意，但我怕他说江苏话，江苏话少用N音，结末譬如“三”，他们说See，“南”，他们说Nee,我实在不爱听。（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
“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这就是鲁迅，明知是疯话，说说又何妨！
写这两段话时，鲁迅在世的时间，只剩下一年。
这应该已经足以启人疑窦了。鲁迅对吴人（江苏人）这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偏见？（说偏见，应该是可以的吧）什么原因让鲁迅对江苏人如此冷嘲热讽，以至愤愤不平？
原因且慢剖析，索性再来看几个事例。
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入住厦门大学。到后的第三天，鲁迅给好友许寿裳写信，信中说：“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祟似皆此人所为”（《鲁迅书信集　致许寿裳》）
有意思的是，鲁迅在“无锡”两个字的下面，特意加了两个圆圈。
说有意思，除了加圈的动作本身，还有一个小背景。1930年春，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回击梁实秋。文章的前面，几次写到“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两字旁边加上套圈”，“字旁也有圆圈”；然后，在第二节，鲁迅有这么一句话：“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不干这样的勾当。”——看来，鲁迅要么没把私人信件当正式文章；要么，就是忘记这一回了。（其实，鲁迅给文字加圈，乃是“兵家常事”，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经常干这样的勾当”。你若有空翻一下《鲁迅全集》，不费劲就能得到答案）

写这封信的时候，鲁迅刚到厦门大学两三天，人生地不熟，就对人产生“可憎之至”的感觉，这感觉似乎来得太快了点，让人不能不想到，无锡两个字，在其中起的作用。而且，从事情后来的演变看，这个叫孙贵定的无锡人，很快就退出了鲁迅憎恶的视野（此后这个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因为有比他份量更重的人物，取待了他的位置。
这人就是顾颉刚。
鲁迅和顾颉刚，几乎是前后脚的，到了厦门大学。
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或者说恩怨纠葛，早已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我们今天没法铺陈这桩公案的由来始末。我们今天只能择其一点，即鲁迅、顾颉刚冲突中的乡籍因素，因为这才跟本文有关。
我们先来摘两段顾颉刚的说辞：
“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指潘家洵）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顾颉刚日记》）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这两段话，是我从网上看来的，但作者真实情况不明，所以只好掩其名而“剽窃”之了。
用顾颉刚这两段话，解释鲁、顾二人的冲突原因，看起来既虚泛又幼稚，可以说完全没有碰到事情的症结，但却让人一眼看到了两个地名。这虽然有点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嫌疑，但我并没有说，鲁迅跟顾颉刚“掐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俩一个是苏州人，一个是绍兴人。如果你这么想了，那是你的事，我可没这么说。
至于顾颉刚所说的绍兴小人，肯定包括前面提到的“从旁挑剔”的（孙）伏园川岛；包不包括鲁迅，顾颉刚没明说，我不好瞎猜。
无独有偶，或许应该说是巧合，当顾颉刚说起与鲁迅的矛盾，笔下出现“苏州”、“绍兴”的字样，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里，说到顾颉刚（们）时，不约而同地，也提到了对应性的地名：
“散后，一个教员和我谈起，知道那些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因为从他们的口气里，他已经听得出来，而且他们似乎还同他去联络(他也是江苏人，去年到此，我是前年在陕西认识的)。”（1926年10月21日《两地书》）
这是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始初稿，正式出版为《两地书》时，括号里的“他也是江苏人”一句，被删除了。这个江苏人，说的是陈定谟。在鲁迅看来，算是个好江苏人。（鲁迅在原信中说陈定谟，“并不坏”，出《两地书》时，改为了“似乎还好”）
这里要略加说明的是，当鲁迅在信中对顾颉刚出以怨言，矛头所指，每每集中于顾颉刚的所谓“招朋唤友”，而被鲁迅指为“招之而来”的潘家洵、陈万里，都是江苏人。鲁迅后来所说的一班江苏人，即是指他们几个。
“玉堂大约总弄不下去，然而国学院是不会倒的，不过是不死不活。一班江苏人正与此校相宜”（1926年12月24日《两地书》）
这也是鲁迅的原始初稿，出版后的《两地书》，这一节话作了大幅修改，几近于面目全非，“江苏人”三个字，同样消失不见了，取而待之的是“‘学者’和白果”，“学者”，即指顾颉刚。
原信中的“江苏”字样，两次如出一辙的被消除，自然是出于鲁迅更周全细密的考虑，然而同时，是否也就是隐蔽了鲁迅的某种原始性的心理？所谓欲盖弥彰，结果，当原信曝露于世，在客观上，不是更强化和突显了这一存在么？
不管鲁迅、顾颉刚矛盾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在这场冲突中，俩人的籍贯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参战因素之一，伫立其中的。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苏州转回无锡。
1936年8月27日，鲁迅从报纸上剪贴下两篇文章，略加案语，题名为《“立此存照”》，其中一条内容是这样的：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
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对此，鲁迅的案语是：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 ，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假如文章只摘引到此，那看的人肯定认为，这只是鲁迅借社会趣闻，来揶揄林玉堂的“语录体”主张。但是且慢，在这后面还有一小节，是全文真正最后的收尾：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图穷匕首见！

这才是真正的结尾和高潮。所谓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最后几个字，“无锡项三宝也”，是鲁迅转载这篇奇文的点睛之笔。
何以见得呢？
我们让胡风来回答。
看了《夏伯阳》（苏联英雄传记片）他兴奋地谈到过；后来看了《复仇艳遇》（普希金小说改编的），也很愉快，谈到过不止一次。这使我想了一想，说：“这两部片子有一个共同点，《夏伯阳》结尾是复仇的几炮，《复仇艳遇》是复仇的一枪。”他马上高兴地说：“是呀，当初不懂为什么这样高兴，后来想，那结尾的一枪大有关系，没有那一枪，怕要不舒服的。可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写法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天真地笑了起来。（胡风《鲁迅先生》）
好一个最后一枪！
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语堂，意在“无锡三宝”。
这篇杂文的编写时间，离鲁迅辞世不足两个月，宽泛点说，也是弥留之际的笔触。
鲁迅对于无锡的这种特别关照，不只透露于转载报刊奇文，在与许广平的信里，鲁迅也顺便表达了一下对无锡人的见解：
“建〔人〕已有信来，讶我寄他之钱太多，他已迁居，而与一个无锡人同住，我想这是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想不至于上当。”（1926年9月30日《两地书》）
这也是鲁迅的原信，正式的《两地书》里，这段改为了“而与一个同事与孙的同住，我想，这人是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或不至于上当。”——原信的“无锡人”又没有了；“不好的”改为“这人是不好的”，这其间的差异，不难领会。西谚有“勿与犹太人握手，握手之后，要检查一下手指还有几根。”鲁迅所谓“而与一个无锡人同住，我想这是不好的，”——含义与此略同。
说到鲁迅与无锡这种奇特的关系，有两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这两个人的名望，说起来不在顾颉刚之下，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
说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之前，先回头说说杨荫榆。
杨荫榆是钱钟书夫人杨绛的亲姑母，他们都是无锡人。杨绛写过一篇《回忆我的姑母》，讲述了杨荫榆生平的一些事迹，其中最给人震撼的，无疑是杨荫榆的死。对于单凭鲁迅杂文知道杨荫榆名字的人来说，读了杨绛这篇回忆文章，恐怕难免会有片刻的沉默。古人有所谓盖棺论定的说法，其实，盖棺也未必就能论定；论定一个人，也不单以他生命结束的方式来衡量，但至少，尽量看到一个人的多面性，是较客观评议一个人的基本前提。
因为杨荫榆，钱钟书与鲁迅之间，也算有了一层间接关系。
有人核查了一下，发现钱钟书一生读书无数，论事无数，对于古今中外的人与事，多有评骘，但偏偏对于他本人所在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人与事，极少置词。（主要指以书面的、正式的形式，钱钟书的口头评议，似乎并不“欠奉”，并曾引起著名的“萧墙之乱”，逼得夫人杨绛不得不替夫“平乱”。）这当然也包括被无数人，以无穷尽方式言说过的鲁迅。据说钱钟书唯一一次以书面语的方式说及鲁迅（其实是一次研讨会的简短开场白，严格说仍不能视为书面语；钱钟书对于鲁迅的几句口头评语，——听似客观用语之下，颇含轻视、否定意味。——甚为坊间所喜流传），是在是1986年10月19日，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里，其中有一句“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这真是一句简括而又耐人寻味的话）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年龄跟鲁迅接近而略小几岁，跟鲁迅没有过直接的交往。钱基博唯一一次跟鲁迅发生关系，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在《准风月谈》的《后记》里，鲁迅引摘了一篇题为《钱基博之鲁迅论》的报纸文章，文章作者戚施对钱基博的鲁迅论，作了接近完整的介绍和评议：
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謷。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
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
案：翻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所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钱书的《目次》分为绪论、编首、上编和下编；绪论三节，编首五节，上编（古文学）分为文、诗、词、曲四部分；其中文分为魏晋文（叙有三人附一人），骈文（叙三人附二人），散文（三人附一人）；诗分为中晚唐诗（二人附一人），宋诗（五人附十三人）；词（叙二人附五人）；曲（二人附六人）；下编（新文学）分为新民体（叙二人附五人），逻辑文（叙二人），白话文（叙一人附一人）。白话文所叙述的一人为胡适，所附一人为黄远庸。鲁迅所引戚施文章，说“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不知所据为何。但钱基博所论鲁迅部分，确实“附”在论述胡适的一节里。
顺便说一下，钱基博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全书字数大约三十二、三万左右，置于篇末的论胡适部分约为一万字左右，其中引胡适原文，大约有四、五千字的样子。所附黄远庸的部分，放在本小节最前面，而不是通常理解、想象的最后面（原来附字可以这样用，知道了）。由此可知，钱氏所谓《现代中国文学史》之现代者，是指眼下、当下的意思，跟今天据说现代之义，有风牛马不相及之差异。钱基博在全书最后的跋里，“落款”的时间是：中华人民造国（令人一头雾水，莫明其妙，但原文的确如此）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应即1932年12月15日[？]）
戚施文中又有：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
以上都是钱基博书中的原话，但戚施在这里“漏引”了几句：
“或者以白话之盛，而有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比之文言之盛，则有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然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谨严，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词意拖沓。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条达，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字句格磔。一则茹古涵今，熔裁自我；一则生吞活剥，模拟欧文，孰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焉。”
我认为，这“漏掉”的一段，才是真正的精彩之处。不知周树人可曾有机会直接“恭览一番”；若看到，会不会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戚施最后引钱基博论鲁迅的文字是：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
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这最后一句，不由得让人想起，据说是胡适晚年的断言：鲁迅终究是我们的。
案：钱基博全书论鲁迅的部分，累加起来，总数大约在500字左右。
鲁迅在戚施文章后面附加的评语是：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的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护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钱基博书中，鲁迅与章士钊那一段“比较文学”研究，估计鲁迅没看到）
端的是：我见青山多“不屑”，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这是鲁迅与无锡人特殊情缘的一份特别见证。我们介绍的鲁迅与无锡人的文字奇缘，借此也就画上句号。

文章写到这里，疑问早该蠢蠢欲动，就要揭竿而起了。标题上是江浙较量，怎么说来说去，不是无锡就是苏州，不是苏州，就是无锡？再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例，总得有个原因吧！到底什么原因，让鲁迅跟江苏人之间，有这样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
第一个疑问，在我看来，无意之间，多少已经触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没有把握，就像标题写的：巧合，还是传统？到底是有内在关联的，还是纯属偶然？——我自己还在疑惑之中。但我想了一下，觉得有三件事情，跟鲁迅的这种特别情怀——情结——有关；至少，这三件事情，参与构建了鲁迅与江苏人纠结心理的背景，或者说原因。
第一， 吴越春秋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相距实在太遥远了点，隔了整整2500年。但所谓年龄不是问题，时间也不是障碍，关键在于根据。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这话是明末一个叫王思任的人说的，王思任也是绍兴人。
鲁迅说他很喜欢这句话，多次引用这句话，有人统计了一下，《鲁迅全集》里，一共有五次引用了这句话。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且介亭杂文附集》《女吊》的开头。
王思任这句话里的“报仇雪耻”指的是什么，有点历史知识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王思任的原话本是：“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越国”两字，跃然可见）
卧薪尝胆，灭于吴而终灭吴，是这个故事的主体内容。
鲁迅对于越王勾践，不必说那著名的复仇情结，看过鲁迅31岁时写的《<越铎>出世辞》的人，应该会记得开首那句：“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当然也是“其民”之一。留学日本在弘文书院时，鲁迅的同学对他的印象是：“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书院的片断》）
勾践卧薪尝胆肯定是一种传统，是浙江人，尤其是绍兴人的传统，（绍兴是当时越国的首都，苏州是当时吴国的首都）但我不知道传统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传统，它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这是我迷惑的地方。但我能肯定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深深影响过鲁迅。

第三， 祖父事发苏州
在鲁迅的一生中，祖父介孚公科举事发，导致整个家族的遽然变故，无疑是影响至为深远的一件事。关于这件事，周作人的文字里，有过一些不算很详尽，但足以得其眉目的记述（见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祖父的故事》）。总而言之，在鲁迅的一生中，因祖父而导致的一连串事件及其衍续性的后果，就其性质和影响而言，能与之相比列的事情，是不多的。它在鲁迅心中，对于苏州这个地名，种下怎样的阴影，我们后人恐怕已经很难悬揣了。
上面三件事情，可以有根据地说，对鲁迅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它们与鲁迅的思想情感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但我在这里，想引述另一件事，一件看上去跟鲁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我想引述的事情，源于倪玉平先生的一篇小型论文，题为《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这是一篇以漕粮海运为视点，叙述清朝咸丰初年，江浙两地冲突与矛盾的文章。漕运在古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朝野史大观》上说，康熙曾经把漕粮运送作为自己的三件大事之一，刻写在宫廷的柱子上。细节虽然有些离奇，内容反倒应该是可信的。（没有饭吃，皇帝也会变成瘪三）以涉及面之广而言，大概只有战争，才能和漕运相提并论。倪玉平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从皇帝到挑工、运丁，中间更是卷入了从总督、巡抚到知县、游击等各级行政官员，为漕运之事焦心劳神、奔波忙碌的身影。而江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就籍此显露无遗。用作者的话说：“矛盾和指责始终不断，势同水火。”期间一任浙江布政使，椿寿，因为“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最后竟至于“情急自缢”（现在假如有官员自缢，基本都是被金钱和情妇“涨爆”的。所以，在此特向这位自缢的前清官员，致以最庄重的敬礼！）当时的浙江巡抚黄宗汉，认为自己在江苏方面的催逼之下，简直就要步椿寿的后尘。倪文中的一句话：“无疑在本来就不融洽的两省关系中打入了一个楔子。”这其中“本来就不融洽的两省关系”，不知是单知漕运之事而说，还是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总之，江浙两省的矛盾，“激化程度却是再明显不过的”。最有说明性一个例子，是黄宗汉在正式的公函中，直呼苏松太道吴健彰为“王八”，“王八乃复议船价”，这多少让人联想起鲁迅书信里的一些“不雅”用语。让人注意到的是，这场“漕运之争”中，绍兴地方政府人员，也被直接卷入了，倪文中有“他还派署绍兴府知府缪梓、杨裕深等人前往复查。杨裕深首先是选派家丁随同绅董俞斌、张修睦等人前往”的句子，而其前往之地，正是苏州地界。苏州是当时江苏的实际省会，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江浙矛盾冲突的枢纽焦点。作者在文末总结说：
需要指出的是，江浙两省在漕粮海运上的矛盾，虽经长期的人事更迭，一直到清王朝灭亡，都没有出现和解的迹象。
这就给我们一种认识，漕粮运送，以其份量之重，涉及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卷入人物之多，矛盾之尖锐难以调和，从最高官员到底层民众身家性命之所系，所以这些，有没有可能进入鲁迅的视野，或者说波及到鲁迅的世界？（且不说绍兴府地方的直接卷入）以鲁迅一向对于社会的关注倾向，以其见多识广、博览群书，他会不会对于发生离他并不远的漕粮运送，视而不见，或置若罔闻？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在鲁迅的心里，投下它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子？有没有可能构成鲁迅心灵、思想的某种背景？
事实上，有众多史料显示，清末民初之际，省际矛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江浙亦莫能外，甚至更甚一筹。但我们这里不可能另开炉灶，来展开这个问题的论述了。

行文至此，不得不再度申明的是：不管鲁迅与江苏人之间，有着怎样令人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过节，但如果有人因此得出，鲁迅视江苏如敌国，视吴人为仇雠，那就只能把他送入幼儿园，从新“回炉”，说不定还得送入到更先前的地方“回炉”。说破大天去，鲁迅与江苏人的恩恩怨怨，只能是鲁迅和江苏关系的一面而已。且不说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中国其它省籍的视角看，也不管愿意不愿意，吴越事实上早已成为“一家”，——所谓《吴越春秋》，所谓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所谓民间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都是吴越一体化的证据和证明。江浙，江浙人这个紧密度颇高的词本身，不也反映了这一点么?
况且，鲁迅跟江苏的关系，借用一句周作人的话说：“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在南京学堂》）稍微了解一些鲁迅生平的人，不难知道1898年和1912年的两次进南京，对于鲁迅整个人生的重大意义。或许不是很多人曾留意到，鲁迅在广州经历“四一二事件”后，预备离开广州前，南京，曾是他计划前往的地方之一，但他后来选择了上海。
1934年，鲁迅以一篇看上去有点古古怪怪的杂文《玩具》，为江北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这“公道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起来，都有点近于危险。
说起鲁迅与江苏人的这些往事，有时或者难免的，会联想到一些人名。比如在鲁迅笔下“无辜受刺”的刘海粟，徐悲鸿，都是江苏人。梅兰芳的老家是江苏的。跟鲁迅的笔战中，赢得了一顶“齿白唇红”帽子的叶灵凤，南京人。而刘半农、李小峰，都是江阴人。但这些，应该可以肯定地说，跟籍贯没有半点关系。刘、李二人，究其一生，大体而言，可以说是朋友之辈。不管鲁迅曾经怎样地沉湎于“地域攻伐”，他的江苏友人，并不比“对头”少，稍稍罗列，就有：魏建功，曹白，杨霁云，柳亚子，叶圣陶，赵家璧。把他们称为鲁迅的朋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010年5月15日

看到了好多八卦 哈哈哈

评论也很有意思

笑死 懒昨天梦见王嘉尔和妹妹结婚咯 细想一下 他俩还有点搭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