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反武侠”与 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吕进 韩云波）

    武侠小说向来都是把“大侠”写成“英雄”，由“大侠”创造“历史”，其本质是一种“新古典主义”。金庸的早期作品，也是这样的一种“新古典主义”，陈家洛、郭靖都有很大的“立功”的志向。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人物其实是不真实的，武侠人物在历史中并没有那样大的作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史有其人，《宋史》卷四四九有他的传，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川守将吴曦叛宋的时候，郭靖是高桥地方的一个“土豪巡检”，他与众人被吴曦驱至白崖关 (在今陕西洋县境内)时，他对弟弟郭端说:“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人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投嘉陵江而死。历史上的郭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义士”，而在武侠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上的“大侠英雄”，而且还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 “民族英雄”。  
     金庸的功绩，不在于对“新古典主义”的抛弃，而在于他意识到“英雄”应该从贵族走人平民，由完人变成凡人。大侠不应该是“剑仙”，而是在“极限情境”中经历了万千磨难而成长起来的凡人中的英才。少年时代的杨过和韦小宝，都并不见得是什么“乖娃娃”，他们使用的手段并不一定那么“大侠”，但他们却做了许多大侠份内的事。这算不算英雄?读者对这些答丨案，应该是有多样化的标准的，因为这些主人公表现了“人”的充分复杂性而不仅仅是“侠”的规范。由这样的人物表现出来的作品主题，就既非一般的“江湖奇侠”或“蜀山剑侠”的剑仙斗法，也非聂隐娘或}L髯客式的惊天“内幕”的“揭秘”，虽然金庸小说里也写了主人公的莫大功业，但那已经和常人的社会、历史、文化相接近了。在这个意义上，至多说他写了些“重大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题材”，但确乎已经由剑侠的“仙国”回到人间。至此，武侠小说由“新古典主义”走向了“武侠现实主义”。  
     武侠小说的思想主题，是以“侠义”为核心的。什么是“侠义”呢?20世纪初的出版界认为:“红线之流，粉白剑青，刀光耀夜，剑气射星。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劳瘁不辞，经营惨淡。’，②旧武侠小说的“侠义”，许多就是这种模式。在新武侠小说中，梁羽生提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武侠小说应该“读后使人激越、向上，憎恨邪恶，热爱正义’，。③金庸1994年在北京大学演讲说:“侠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主持正义。武侠小说是侠义的小说。义，是正当的行为，是团结和谐的关系。”④在这样的武侠主题里，显然存在着浓厚的道德化色彩，武林江湖作为武侠活动的现实空间，被人为地标上了“正邪”的标记，所谓“侠义”，自然地被引申为“正义”，而“正义”就是“除暴安良”，就是武侠小说的最高道德主题。  
     正如世上的豪杰有“英雄”与“袅雄”之分，武侠小说里有大侠与魔头，二者一定是天生对立的，这已经成为武侠小说一条铁的定律。金庸在这一点上大大地异于传统的写法，他也写“正邪之间”，但他的“正邪之间”却往往并不是为了完成“除暴安良”、“诛妖除魔”的简单叙事流程，而更是对于“正邪”之本身性质的深入思考。根据他的情节与思想逻辑，“正”与“邪”是复杂的，常常是不便明确区分的，“正”与“邪”的标准，具有一种复杂的多向性。他在《神雕侠侣》中写杨过，企图塑造一个由“邪”而“正”的典型，野孩子杨过成了神雕大侠，而早年雄姿英发的黄蓉反而有时显得偏心和不近情理了。到《天龙八部》，段誉和虚竹都只能说是中性人物，他们绝对是正面人物，但仿佛又并不怎样“侠义干云”。在《连城诀》和《笑傲江湖》里，一大串“大侠”其实都是野心家，都不过是可笑的失败了的袅雄。在他的“金盆洗手”之作《鹿鼎记》里，“大侠”一反常态，虽然他们武功很强，智商很高，身怀奇宝，甚至还有不错的人格魅力，但在无情的现实和滚滚的历史车轮下，他们那样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终于被历史辗碎，“侠义”因此变得十分苍白。    


从对武侠小说人物传奇英雄之贵族模式的突破，到对武侠小说思想主题侠义正邪之道德模式的突破，金庸在他的整个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中，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一种对武侠小说传统文体规范的否定性变革，形成一种明显的“反武侠”倾向。    
     “反武侠”的实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的否定，其二是否定中的回归。    
     “否定”有两层意思，一是自我的不断否定，一是传统文化的探索与否定。    
     金庸研究者陈墨曾经从传统文化各学说的角度归纳金庸小说主人公的文化属性。笔者在1995年也曾对金庸的14部中长篇小说进行文化归类，将其分为儒侠、墨侠、道侠、无侠、佛侠、非侠六类⑤，在这六类的时间发展上，可以看到他探索传统文化的轨迹。章太炎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检论·儒侠)))将儒与侠看作一体两面，是继王阳明以来，经陈继儒、章太炎、郭沫若等的共同认识。金庸对侠的认识，也从儒开始，他的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鸳鸯刀》以及他最后的“天下英雄”陈近南，都是儒侠。“儒侠自有它的壮烈，但它并没有真正解决好问题。儒侠又有什么用?”⑥虽说“先天下之忧而优”，可是朝廷大政，自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于是，不如回过头来“兼爱”，于是有《飞狐外传》里的胡斐。或者先求“独善”，张扬个性，做一个侠路先锋，《神雕侠侣》的杨过、《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天龙八部》的段誉和虚竹、《笑傲江湖》的令狐冲，都是这                                           样的道侠。当然，《天龙八部》也以佛侠精神作了对其它侠义文化体系的补充，而在《侠客行》里，“狗丨杂种”石破天的故事，就更符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彼岸”的“智慧”，在该书后记中，金庸还引用了三处经文，《如理实见分第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正信希有分第六》“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无得无说分第七》“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些，以儒、墨、道、佛为文化指向，反映了对传统“正宗”的思考和突破，是“反武侠”的第一步，但仍然还是武侠。    
     金庸先生“反武侠”的完全出击，反映在“无侠，，和“非侠”中。    
     “无侠”是并不想要做侠而事实上成了侠，《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就对做明教教主不感兴趣，这和一般武侠小说人物极力想登上江湖权力的顶峰已经大异其趣。《连城诀)的狄云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经过许多江湖磨难之后，明确地提出了“隐士”之说。江湖，本来是大侠们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是他们充分施展身手、表现侠义的大舞台，但在这里却已经在本质上失去了正义，剩下的多是欲望和污浊。无侠，不是正直之士本无“侠，"L，而是江湖之上已无“侠”在，“无侠”因此成为一曲武侠小说的悲歌。    
    “非侠”是用本来不是侠甚至与侠背道而驰的手段，却成了事实上的“侠”。(侠客行》的石破天，《鹿鼎记》的韦小宝，都可以算是“非侠”。人们要石破天做帮主，本非他的情愿。他与侠的“除暴”义务似乎也有些格格不人，他一味地以一片善心饶恕他人，抱持的原则，仿佛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行为，是对传统侠义强力除恶行为方式的一种否定。他并不承认自己是所谓“侠”。书中一直萦绕着他的存在之谜，小说的最后结局，这些问题一无解决，反而“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自己又是谁?”金庸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许许多多疑问，    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⑦“非侠”的“非”，在这里已经是作为动词在用。韦小宝是“非侠”的另一类型，如果说石破天反映了人性中朴素的善，韦小宝则反映了人性中因维护个体生存而具有的非善，他用的手段，绝大多数都不光明正大，是正宗的大侠们所不齿的，幸好他没有降生在《笑傲江湖》那个时空中，否则他一定会遭到“五岳剑派”甚至少林、武当的追杀，因为他“交结匪类”、“投靠朝廷”、“见色忘义”、“目无尊长”……武林江湖中人人不齿的系列骂名，几乎都可以安在他的头上。在《鹿鼎记》结尾，他也被天地会江湖众人加上了“叛会降敌、害师求荣”的罪名，要将他“碎石万段”。韦小宝既无“武”又无“侠”，于 “武”投机取巧，只学会了一套逃跑功夫;于“侠”则毫无大义，他的口号是“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动辄大呼小叫“老子不干了!”⑧他却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做了“侠”们想做而无一人做成的“大事业”。到这一步，“侠”还有什么用?虽然武功高强、品正貌端、甚至加上经济基础好、有住房、无拖累等等，却并不能获得绣球。韦小宝，已经成为对传统文化之侠义信条的否定，当然也是对武侠小说之传统规范的否定。  


     从对传统文化之种种形态的“侠”的失望，到“无侠”再到“非侠”，是金庸武侠小说主题思想的一个逻辑发展过程。表现于对侠的情感态度和对武侠小说文体传统规范的认同程度，是从热情赞颂武侠到被动放弃武侠(无侠)再到主动“反武侠”(非侠)，而以对他个人武侠小说创作的终结为逻辑终点，在修订完成《鹿鼎记》之后，他这位“武林至尊”也宣告了一个大武侠时代的终结。     在金庸之前，当还珠楼主们把武侠小说写成准神魔小说和文公直们把武侠小说写成准历史小说的文学大背景下，金庸在“虚”与“实”之间，逐渐有自己的思考。关于武侠与历史，即虚与实的关系，唐人豪侠传奇有很好的处理，在金庸《三十三剑客图》的 19篇唐人作品中，几乎都有确实的时代，但这些作品的真正创作意图，却并不在于表现这些时代，而是表现那些以历史人物为衬托的虚构人物的奇情异事，历史不过是作者求“信”心态下的一种物质外壳⑨。金庸在“反武侠”的创作历程中，“反”的是民国以来的旧武侠小说，却“文艺复兴”了远古的豪侠传奇的创作方法，他曾这样感叹《虫L髯客传》:“所有这一切，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中，我们不是常常读到吗?这许多事情或实叙或虚写，所用笔墨却只不过两千字。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写得生动有致。艺术手腕的精炼真是惊人。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⑩金庸对历史的处理，便是既不舍弃历史的壮烈背景，也并不在有真实姓名的历史人物身上用力，武侠世界中的人物与事丨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陪衬，这就给予作者极大的空间来充分展示他的武侠情怀。    
     这种方法，并不是金庸的独创，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回归”。既是回归到古典豪侠传奇的优秀创作方法，在武侠场景上也是跨过还珠楼主等的仙侠场景，而回归到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方学场景。    
     在“否定”与“回归”中，武侠小说走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一大段极盛，金庸的“反武侠”促进了武侠小说的新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但同时也因此宣告了一个大武侠时代的终结，在“反武侠”达到顶点的时候，他否定了他自己，也几乎否定了整个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    
     金庸“反武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避免了金庸本人武侠小说创作的自我重复(这一点，为许多武侠作家所不可避免，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都有类似的情形)，开创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天地。但是，金庸的“反武侠”实质上是对武侠传统的否定，这就又给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类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武侠小说终于在金庸之后悲壮地衰落了。  
     武侠文坛有句话“金庸之后有古龙”，且不说古龙创作的开始与金庸仅有十年的时间差，而在金庸结束其作品的修订之后，古龙基本上也再无好作品面世。古龙之后，武侠“新派”的接棒人首推温瑞安，据说他写作速度惊人⑧，作品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金庸，其中不乏如(四大名捕)、(说英雄谁是英雄》这样的好作品，但却很难保证他的作品不良芬混杂、自我重复，这就将武侠之幸不幸地变成了武侠之不幸。温瑞安之后，又出现了黄易，他的《寻秦记》、《大剑师传奇》等，以 “玄异”为招牌，也算是较有影响的后进作家。    
     然而，纵观金庸以下的武侠作家作品，很难说是奇峰叠起，柳暗花明，各领风骚，实际的情况是数量或许有所增长，而质量和社会的轰动效应却一蟹不如一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