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考古探索真相
（一）历史和考古学者的观点：
　1.傅斯年的观点：早在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写下了《夷夏东西说》，提出了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的观点。傅斯年先生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
2.顾颉刚的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周灭商后，商的一些遗族跑回老家，就满洲地区建立豪国，于是周与满洲地区的老大满洲先人肃慎联系并结盟，一起将豪灭掉。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周召开各地盟主大会的时候，邀请肃慎坐在东北方向的首席。这也算考证商来源满洲地区的一个观点。
　　3.金景芳的观点：1978年，金景芳发表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提出契居北方，昭明所居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昭鸟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
4.干志耿等的观点：八十年代，干志耿等人发表《商先起源于幽燕说》，认为“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先商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等。
　　5.苏秉琦观的点：苏秉琦老先生在晚年口述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讲道：“不远于4000年前，燕山南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而进入了成熟的方国时代，而在凌源、喀左、建平三县交接地区发现的基本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六个相当于商末周初时代的埋有青铜礼器的祭坑，说明这一带直到距今三千年前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舞台。《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殷人的认识，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水之间”。（P137－P139）
　6.郭静云的观点：认为殷商族群起源于东北的，还有考古学家郭静云，她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请见引用的三段原文：
　　“据目前的考古成果，笔者只能推论，殷商王族发祥于东北，早期应活动于阿穆尔河草原一带，本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占有特殊的意义。此地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欧亚草原之门。（P263－264）
　　殷商王族以养马、游战为生，进入中原之前，可能经常劫掠辽西农人和牧人，抢夺粮食，畜群、用品、战俘等，因此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草原游战民族所用的兵器，又因为北方抢夺者所造成风险的压力，辽西人则被迫往南迁徙，或许殷商王族在占据殷墟之前，曾在辽西或河北地区立脚，但目前这些地区尚未发现有马和虎的遗迹。（P267）
　　公元前18世纪之后，草原乘马族群开始迁移至南方农耕文明地区，笔者以为，这除了各种社会因素外，还存在着气候变冷的因素，虽然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加喜特出行比盘庚早300年，但是加喜特人从哈娜南迁，占领巴比伦并建立王朝的时代，与殷墟一期年代相差仅150年左右，都属于气候冷化的时代。欧亚西区的冷化年代较东区稍早。据地理、生物考古的研究，亚洲草原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经过两波气候冷化，其一是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700年左右，恰好相当于加喜特族群南迁时代，其二是从公元前1450年以后开始，恰好相当于盘庚南迁的时代，中间曾经历经暂时回暖。”（P268）
　　7.王明辉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先生，利用人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商族的起源问题。研究认为，商族是一个由多种体质形态和种族成分构成的混合人群; 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式，认为商族的起源可能与中国东北地区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关，但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的基因影响。
　　现在认识到殷商社会族群不是农耕社会族群的学者越来越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考古实证和现象分析
　　1.家马养殖和马车技术。殷商社会族群打败农耕社会族群占据中原，把养殖家马和马车技术引入到了中原。可见其与北方草原（南西伯利亚）有着深刻的联系。最早发现马车的年代定在殷墟二期，对应的是武丁时代。这是考古发现的真相。“无论是盘庚或武丁时期，马车进入中国境内，本身就是相当明显的外族入侵表征”。“殷商之前的古国遗址中可见许多动物骨架，却未见马骨。中国的马政起源于殷墟时期，其它地区所发现的马坑，都属于商末周初年代遗址”。“殷商之前，中原周围族群未见马政、马车或骑马等现象”。——以上引文见《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P200、P202）
　　2.青铜弓形器。弓形器是从欧亚草原地区传入中原的车马器具，使用方式为横缚在驾车者腰间，马缰绳拴在弓形器两端的弧形臂上，帮助双手用兵器（如弓箭）的骑手控制马匹。考古发现的弓形器，以前中国考古学家长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后来才弄明白。这种器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是殷商社会族群带来的器物。而同一器物，被发现于米努辛斯克地区。见下图：

米努辛斯克盆地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山间盆地。在西伯利亚南部山地同东、西萨彦岭、库兹涅茨克和阿巴坎山脉间。境内地势起伏，海拔200—700米。叶尼塞河及其支流阿巴坎河、图巴河等流经。多淡水和咸水湖。温带大陆性气候。大部地区较干旱。年降水量中部240—270毫米，山地达450—500毫米。土壤多为栗钙土和黑钙土。有铁、煤、铜、铝、金等多种矿藏，水力资源丰富。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农作物以小麦和甜菜为主，瓜类和果园业发达。工业以农畜产品加工、采矿、木材加工为主。南部的迈纳镇有全国最大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主要城市有米努辛斯克、阿巴坎、切尔诺戈尔斯克等。
　　对米努辛斯克地区历史社会发展不了解的请参考以下简要文字：
　　“阿凡纳谢沃文化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500年。动物骨骼中羊占75%、牛占17%、马占8%左右，另外食用有35%左右的鱼类。可能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此文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大，遍及蒙古西部，新疆北部，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中部，甚至可能扩展到塔吉克斯坦和咸海地区。
　　青铜时代的奥库涅夫文化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1600年，诞生于阿凡纳谢沃文化逐渐衰退之后，根据古DNA数据显示，该文化的主要人群为西方男性进入此地与当地女性结合后的后代。应该是以战争侵入这一区域的。相较于阿凡纳谢沃文化有三大进步，一是金属制品数量和技术的提升，二是拥有十分璀璨的艺术文化，三是出现了自己独特的墓葬形式。该文化经济以畜牧为基础，渔猎起辅助作用，出土有骨制鱼镖、红铜鱼钩、结网用的匕首形骨器等。这一文化目前发现的居址都在山上，主要是为了抵御安德罗诺沃人的入侵。在这一场讲座的最后，帕列科夫研究员提到奥库涅夫人与北美土著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在白令海峡尚未形成时有一支奥库涅夫人去了北美并逐渐繁衍生息，虽然如今来看二者的物质文化相差甚远，但精神文化的相似之处可能在北美延续千年。
　　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400年，它与前两种文化之间并无过多联系，有更加先进的冶金技术与完全不同的精神神话体系。这一文化的人口众多，发现的墓葬数量也远远超于前几种文化。这一文化墓葬的显著特征在于建造墓葬的地点通常远离居址，而且有了独立的儿童墓地与成人的加以区分。大多数墓葬随葬陶器，只有少数墓还随葬金属器。随葬的器物主要是陶器和一些装饰品，陶器被埋葬在墓穴的西南部，即死者头骨前方。陶器多为陶罐，口径最大，平底，腹部微鼓或直腹。流行在陶器的口沿和腹部装饰纹样，有少量的通体装饰。
　　青铜时代晚期的卡拉苏克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900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这一阶段的墓葬多为方形围栏，也有部分的圆形围栏，存在大型墓葬集群。墓葬形制较成熟，随葬品较少，摆放位置规律，一般放置在墓主人的面部；第二阶段在公元前1200年-1100年。这一阶段的卡拉苏克文化分布在整个米努辛斯克盆地，出现了新的青铜文化因素；第三阶段在公元前1100-公元前1000年。这一阶段该文化已经完全进入族群阶段；第四阶段为公元前1000-公元前900年，这一阶段卡拉苏克文化开始向斯基泰时期文化过渡。”

　　3.玉扳指。扳指古称“韘(She)”，有骨制、角制和玉制的。可能玉较易保存的缘故，考古发现中只有玉韘出现。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韘出自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中，现存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此物用来射箭时带在手指上保护手指。可见殷商社会族群是一个非常善于骑射的军事化社会组织。满清贵族也有带扳指的传统习惯，只是入主中原后，把它变成了文玩，后来也确实玩物丧志了。在中国农耕社会族群中，没有发现使用扳指的传统习惯。

　　　　　　　　　　　　　妇好墓玉扳指侧视图

　　　　　　　　　　　　　　　妇好墓玉扳指正视图
4.殷商人的发式：商代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条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中国古人的辫发主要流传于东北地区，除了女真、满族之外，还有扶余、高句丽人等。殷商族群的发式主要如下：

　　　　　　　　　　　　　　　殷商族群的主要发式

　　5.对殷族群进行的人骨分析。人骨考古学( Human Osteoarchaeology)是一个新兴概念，也称为“人体骨骼考古学”，是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遗存( 包括牙齿) 为研究对象，采用形态学、解剖学、功能学、病理学、创伤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分析手段，探索研究一系列的考古学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人体骨骼考古学包括人类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古人口学、骨化学和古代DNA 等分支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2015年发表的《商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中写道：
　　“可以看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族人群各组并没有首先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各组居民聚类在一起，相反，商族人群的各组，无论是代表商人平民，还是来源不太明确的商代人群，首先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各组聚类在一起，这很明显的说明商族人群的起源可能并不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古代人群，而可能在于中国北方。就代表商族平民、甚至可能是社会上层的中小墓二组、三组的聚类分析结果看，他们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古代居民可能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殷墟中小墓二组与大司空组、祭祀坑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大甸子一组、姜家梁组、庙子沟组、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以及柳湾组等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都是以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为主，同时在某些特征上不同程度的存在北亚蒙古人种因素。中小墓三组仅8 例，但意义重大，随葬品较多且等级较高，墓主人身份一般较高甚或为王族成员，他们具有明显北亚蒙古人种特征; 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的东北、西辽河流域等地，最南到达张家口、天津、北京等地，到了商代早中期可到达石家庄地区，他们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各组具有明显的接近趋势。
　　通过人骨考古学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商族人群是一个复杂的和多元化的人群集合体。殷墟出土人骨显示，殷商平民继承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同时受到了来自北方人群体质特征的影响。殷商的上层、甚或本身可能与王族成员有关的人群，他们的体质形态更多的呈现出北亚蒙古人种为主、混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特征，这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的西部地区的古代人群有关，这可能暗示了商族的早期起源可能与该地域的古代人群和文化有关。据此推测，商族可能最早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西部、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与其他北亚蒙古人种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逐渐形成本身的人类学特征。他具有某些东亚人种的因素应该是由于商族迁徙到东亚蒙古人种为主的中原地区后发生的混血现象，形成了在北亚蒙古人种典型特征下又略带东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体质形态。”

　　6.殷墟的城建规则。安阳殷墟遗址规模达24平方公里，建筑基本是正南北方向，这与以前农耕社会族群的城建正北方向上顺时针向东南偏转一定角度不同，这是最大的不同之一。安阳殷墟没有城墙，也没有护城河，这是城建与农耕社会族群最大的不同之二。安阳殷墟的布局虽有一定的规律，但总体表现出的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结构布局，与农耕社会族群的组织严谨有序不同，这是其三。当然，还有一些具体表现，这里不一一叙述。
7.残忍的人牲祭祀制度。甗（yǎn）是一种古代农耕社会族群普遍使用的蒸锅，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层为鬲（lì），用来烧水；上层为甑（zèng），用来放食物；中间用带着漏孔的篦（bì）子隔开，通过加热让水蒸气蒸熟上面的食物。但在殷墟的考古发现，却让人感到非常震惊。1984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一件青铜甗中，有一颗人头，当时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不小心将头颅滚落在了锅里，根本没想到是故意为之，人们暂时接受了这种简单说法。1999年，又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一件里面装着一颗人头的青铜甗，让人感觉毛骨悚然。这次专家提取头骨样本进行了科学检测，结果让人意外，原来专家发现这块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严重，和其他出土的人骨完全不同。这意味着，这颗人头是专门被放在青铜甗里烹煮过，而不是之前认为的滚落所致。专家们从青铜甗中的头骨上，取下了一颗牙齿做了锶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这个15岁少女（通过牙齿磨痕、发育程度分析得出），竟然不是河南本地人，从其口腔清洁情况表明她是一个能获取大量蛋白质的肉食者，是一名来自安徽六安的贵族少女，这件青铜甗出土地层年代在殷商晚期，而这一时期殷商军队在河南安阳东南的安徽六安地区，展开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种将人头烹煮进行献祭的野蛮行为称之为“胹祭”，如甲骨《合集499》中所记载的，将动物和两个羌人一起煮熟了，拿去祭祀祖先。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出土的殷商甲骨中，据不完全统计，记录人殉人祭的甲骨数量达1350片，卜辞达1992条。商王武丁时期（大约42年间）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卜辞未记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隶作祭祀。胡厚宣1974年根据不完全的甲骨卜辞统计，商王共用了14197个殉人，其中7426个是羌人。仅1976年，在殷墟中就挖掘出将近200个祭祀坑，其中发现人祭的数量上千，估计所有坑在20000人左右。
　　唐际根先生谈到，在甲骨文中，关于杀羌人祭祀有很多词汇。比如“获羌”，就是抓获了或者俘获了羌人；“伐羌”，是把脑袋割下来；“俎羌”，是把人放到案板上剁；“卯羌”，是把人劈成两半。这些记录无不极端残忍（笔者观点，从这个角度理解，羌人对应的政体应该就是夏，因为这可能是与殷商长期战争的最大的政治群体）。唐际根曾把甲骨文记载的每一组里杀掉的人的总数加起来，发现它跟甲骨文记录的数字频率非常像，频率最高的是一组10个，其他一组30个、50个、100个、300个，也全都有，这就说明甲骨文里记载的那些被杀害的羌人很可能就在王陵区。
　　从农耕社会族群的文化观点理解，可以说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种植需要大量的人参与，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土地资源不紧张的情况下，任何农耕文明建立的社会都不可能如此滥杀。即使是对待战败国，也不可能达到如此没有人性的杀戮程度。从考古实证来看，殷商社会之前，也曾发现用人祭祀的现象，但人牲的数量相当少。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殷商社会族群野蛮、残忍的一面，是和农耕社会族群根本不同的。

　　　　　　　安阳殷墟M1550墓道台阶上的人头骨

三、总结
　　（一）殷商是东北南下的游猎＋牧养＋贸易的军事化组织社会族群，不是农耕社会族群。
（二）殷商社会族群与农耕社会族群的冲突，非常野蛮、血腥和残忍，导致了中国农耕文化社会族群的痛苦，也导致了农耕社会社群的人口大量减少，农耕文明整体退步。特别对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族群，可能几乎达到赶尽杀绝的地步。
（三）殷商社会族群与农耕社会族群既有冲突也有融合，通过它给农耕社会族群引入了家马养殖和马车技术。
（四）同时，它也被农耕族群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所吸引并在某些方面产生同化。殷商借鉴并利用了大量农耕社会族群的文明成果。从殷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文字推测，甲骨文是农耕社会族群发明，文字载体不一样，没有留下痕迹，但通过殷商刻在甲骨上，得以保存下来并通过考古发现。
（五）殷商掌握青铜技术，但技术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低，殷商青铜器礼器的生产可能是农耕社会族群的技术工人生产制造，这反映在其青铜纹饰与农耕社会青铜文明的延续性继承性上。但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殷商晚期生产的青铜礼器，纹饰更加粗犷，质地更加厚重，且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有可能是抢掠南方农耕社会族群的青铜器再熔铸而成。部分质地精美，器体较薄的青铜器，有可能是抢掠自南方农耕社会族群，但继续使用（这可能就是殷商有和三星堆、盘龙城等相似的青铜器、玉器的秘密）。
（六）三星堆、盘龙城、炭河里、吴城等重大南方农耕社会青铜时代政权，根据考古现象分析，最大可能是被殷商所灭。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时间点对应武丁时期，应该是国破后所埋藏的神庙宗社器物（殷商军队不敢掠走，只能打砸），其中七个坑是同时埋藏，六号坑可能是后来三星堆社会族群进行了一次祭祀所埋，所以与七号坑存在地层打破关系。四川有个五丁开道的传说，传说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劈山开道，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这个传说很荒谬）。这里为什么是五丁而不是三丁或七丁？很有可能是武丁时期开通了军队能通过的道路，被名之武丁道，然后附会在秦惠王时期。另一个考证类似的现象，就是都江堰的修建。以前认为是秦朝时蜀守李冰所建，但现在被认为是李冰在古蜀鳖灵时期开凿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不同意殷商灭三星堆的说法。三星堆目前的祭祀坑至少要分3种阶段。第一阶段，确定2、3号坑一个时期，典型特征是夸张眼镜的神话人物形象，大量的青铜器，这一阶段较早；第二阶段，4号坑，特征是少青铜器，青铜人物形象画风转为写实，多灰烬层；第三阶段，6号坑，很可能不是祭祀坑，与其他坑区别太大。这三个阶段，期间间隔很久，祭祀风格大同小异。用商灭亡说解释，时间上就不对。

　　即使不认同其他考古学家的分析和推论，但请尊重科学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
　　人骨考古学( Human Osteoarchaeology)是一个新兴概念，也称为“人体骨骼考古学”，是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遗存( 包括牙齿) 为研究对象，采用形态学、解剖学、功能学、病理学、创伤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分析手段，探索研究一系列的考古学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人体骨骼考古学包括人类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古人口学、骨化学和古代DNA 等分支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2015年发表的《商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中写道：“可以看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族人群各组并没有首先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各组居民聚类在一起，相反，商族人群的各组，无论是代表商人平民，还是来源不太明确的商代人群，首先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各组聚类在一起，这很明显的说明商族人群的起源可能并不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古代人群，而可能在于中国北方。”

赞同！商族人身兼北方草原游牧习俗、农耕狩猎习俗、烹人而食野蛮部落习俗、高寒纬度地穴生活习俗、饮酒与神祭习俗、东夷文化影响习俗、玄鸟与枭鸟崇拜习俗…综合就是，来自西伯利亚、北方草原，曾与一部分东夷通婚定居辽东、山东、河北一带，早期受另一部分东夷集团压迫而向西发展，在这过程中接受了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最终打败夏之后入主中原建立殷商。后来不断向东征伐世敌东夷集团，直至西周灭商。

通篇胡说八道。商族人怎么可能和满族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