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武习战的丹阳兵
汉魏时的丹阳，大致涵盖了今天安徽省铜陵、马鞍山、芜湖、黄山等皖南地区，也包括了江苏和浙江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此地“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显然是战斗民族的故乡。早在汉武帝晚期，李广之孙李陵在进击匈奴时，便带着五千丹阳精兵硬撼匈奴八万铁骑，在援兵不至的情形下竭力死战，硬是让匈奴单于数次起了撤兵的念头，其骁勇可见一斑。
孙坚英年早逝后，长子孙策投到了袁术帐下。盼望着能独自创业的孙策在为袁术立下大功请赏时曾言：“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意思很明白，希望明公把我老爸的旧部暂时还给我，我再招募一些本土军队，为您征战天下。袁术心想孙策一个毛头小子能招到什么精兵强将，何况往南是严白虎、刘繇和王朗这些人的地盘，很难有施展空间，便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事实上，虽然此时的丹阳太守周尚是袁术亲自任命，但丹阳的军政大权却为年轻的周瑜所掌控。至于丹阳，除了上面说的民众“果劲好战”外，还“山有铜铁，自铸甲兵”，俨然是一支拥有地下兵工厂的强大雇佣军！在丹阳兵的奋战之下，孙策破曲阿、下会稽、平吴郡，终于威震江东，立下了孙家基业。
勇劫曹营的车下虎士
车下虎士，顾名思义，是护卫在车驾之下的虎狼之士，也就是专职保护吴王安全的贴身保镖。建安二十年，合肥之战打响。军中瘟疫流行，大部队因此撤出战斗，仅有吕蒙、蒋钦、凌统、甘宁以及一千多车下虎士跟随孙权，驻扎在逍遥津北。由于这段记载出自《吴书·甘宁传》，因此多数人认为车下虎士的统帅正是海贼出身、为人豪爽任侠的甘宁。
早年甘宁先后投在刘表和黄祖门下，但由于其粗放的性情和低微的出身，始终得不到这些荆州豪门的重用。投到孙权一方后，他乌林破曹、攻伐南郡，立下大功；又眼光独到，力劝孙权西取巴蜀，只因孙权犹豫不决，丧失了西进的良机。
建安十八年，曹操率大军四十万攻打濡须口，再度饮马长江。孙权率兵迎击，并密令甘宁带领车下虎士夜袭曹营。临行前，甘宁给每位士兵斟酒一银碗，众人喝罢，豪气顿生。二更时分，虎士裹甲衔枚，潜至曹军营下。拔掉鹿角，冲入营中，大肆砍杀起来。夜色茫茫，从梦境中惊醒的曹军士兵误以为东吴大军来犯，立刻举起火把，擂鼓呐喊。等到曹军集合完毕，定睛一看，哪里还有什么敌军——甘宁已经达到了扰乱军心的目的，早就带着敌将的首级，回自己军营去了。传说此战中，车下虎士仅二百人，入敌军万人大营，却无一人战死。孙权大喜，赏甘宁绢一千匹、战刀一百口，并赞道：“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两年后的合肥之战，与濡须口战役相比，双方强弱之势发生了逆转：孙权带着十万大军志在必得，而曹操此时正在汉中用兵，合肥城中仅有张辽领着李典、乐进和军士数千。但张辽采用突袭战法，“披甲执戟、先登陷阵”。孙权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得登上山顶自守。此战中东吴大将陈武战死，徐盛、宋谦等军猝不及防，接连带伤溃退，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惨败。加上不久后瘟疫流行，孙权只得令大军先行撤退，自己带着一些部下在逍遥津北屯驻。
张辽得到了吴军撤退的情报，认为这是活捉孙权的良机，便立即率步骑发动袭击。由于此前张文远的战力太过恐怖，面对万钧雷霆般的曹军，吴军鼓手竟因为恐惧而忘记了鸣鼓。情急之下，甘宁带着虎士奋勇杀出，硬生生拦下了曹军进攻的步伐。凌统则带着自己的三百亲兵，护卫孙权逃至逍遥津。当时河桥半拆、丈无余板，亏得胯下骏马神勇，一越而过，才保住了孙权性命。此中虽多有虚构之辞，但战场之凶险可以想象。
戍卫国都的解烦卫
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袭荆州擒关羽，痛失爱弟的刘备亲领大军伐吴。面对来势汹汹的蜀汉大军，孙权大为头疼，并迅速招募六千人，组建了一支旨在对抗蜀军，寓意“战无不胜、能解困危”的“解烦卫”。但事实上，夷陵之战中大放异彩的是“书生都督”陆逊，初建的解烦卫尚未能立下亮眼的功勋。
蜀吴关系破裂后，孙权表面向曹丕臣服，但迟迟未向洛阳送去人质，这令曹丕意识到孙权并未真心归顺，只不过是行缓兵之计罢了。因此夷陵战火刚刚平息，曹丕便发动三路大军伐吴。作为回敬，在成功防御了曹丕的大军后，孙权自己也出兵攻打蕲春，并生擒了原先投降了曹魏的“吴奸”晋宗。根据《三国志·吴书》的记载，蕲春之战中“综与贺齐轻行掩袭，生虏得宗”。此处的“综”指的正是时任解烦卫统领的胡综。
汉魏时的丹阳，大致涵盖了今天安徽省铜陵、马鞍山、芜湖、黄山等皖南地区，也包括了江苏和浙江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此地“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显然是战斗民族的故乡。早在汉武帝晚期，李广之孙李陵在进击匈奴时，便带着五千丹阳精兵硬撼匈奴八万铁骑，在援兵不至的情形下竭力死战，硬是让匈奴单于数次起了撤兵的念头，其骁勇可见一斑。
孙坚英年早逝后，长子孙策投到了袁术帐下。盼望着能独自创业的孙策在为袁术立下大功请赏时曾言：“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意思很明白，希望明公把我老爸的旧部暂时还给我，我再招募一些本土军队，为您征战天下。袁术心想孙策一个毛头小子能招到什么精兵强将，何况往南是严白虎、刘繇和王朗这些人的地盘，很难有施展空间，便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事实上，虽然此时的丹阳太守周尚是袁术亲自任命，但丹阳的军政大权却为年轻的周瑜所掌控。至于丹阳，除了上面说的民众“果劲好战”外，还“山有铜铁，自铸甲兵”，俨然是一支拥有地下兵工厂的强大雇佣军！在丹阳兵的奋战之下，孙策破曲阿、下会稽、平吴郡，终于威震江东，立下了孙家基业。
勇劫曹营的车下虎士
车下虎士，顾名思义，是护卫在车驾之下的虎狼之士，也就是专职保护吴王安全的贴身保镖。建安二十年，合肥之战打响。军中瘟疫流行，大部队因此撤出战斗，仅有吕蒙、蒋钦、凌统、甘宁以及一千多车下虎士跟随孙权，驻扎在逍遥津北。由于这段记载出自《吴书·甘宁传》，因此多数人认为车下虎士的统帅正是海贼出身、为人豪爽任侠的甘宁。
早年甘宁先后投在刘表和黄祖门下，但由于其粗放的性情和低微的出身，始终得不到这些荆州豪门的重用。投到孙权一方后，他乌林破曹、攻伐南郡，立下大功；又眼光独到，力劝孙权西取巴蜀，只因孙权犹豫不决，丧失了西进的良机。
建安十八年，曹操率大军四十万攻打濡须口，再度饮马长江。孙权率兵迎击，并密令甘宁带领车下虎士夜袭曹营。临行前，甘宁给每位士兵斟酒一银碗，众人喝罢，豪气顿生。二更时分，虎士裹甲衔枚，潜至曹军营下。拔掉鹿角，冲入营中，大肆砍杀起来。夜色茫茫，从梦境中惊醒的曹军士兵误以为东吴大军来犯，立刻举起火把，擂鼓呐喊。等到曹军集合完毕，定睛一看，哪里还有什么敌军——甘宁已经达到了扰乱军心的目的，早就带着敌将的首级，回自己军营去了。传说此战中，车下虎士仅二百人，入敌军万人大营，却无一人战死。孙权大喜，赏甘宁绢一千匹、战刀一百口，并赞道：“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两年后的合肥之战，与濡须口战役相比，双方强弱之势发生了逆转：孙权带着十万大军志在必得，而曹操此时正在汉中用兵，合肥城中仅有张辽领着李典、乐进和军士数千。但张辽采用突袭战法，“披甲执戟、先登陷阵”。孙权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得登上山顶自守。此战中东吴大将陈武战死，徐盛、宋谦等军猝不及防，接连带伤溃退，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惨败。加上不久后瘟疫流行，孙权只得令大军先行撤退，自己带着一些部下在逍遥津北屯驻。
张辽得到了吴军撤退的情报，认为这是活捉孙权的良机，便立即率步骑发动袭击。由于此前张文远的战力太过恐怖，面对万钧雷霆般的曹军，吴军鼓手竟因为恐惧而忘记了鸣鼓。情急之下，甘宁带着虎士奋勇杀出，硬生生拦下了曹军进攻的步伐。凌统则带着自己的三百亲兵，护卫孙权逃至逍遥津。当时河桥半拆、丈无余板，亏得胯下骏马神勇，一越而过，才保住了孙权性命。此中虽多有虚构之辞，但战场之凶险可以想象。
戍卫国都的解烦卫
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袭荆州擒关羽，痛失爱弟的刘备亲领大军伐吴。面对来势汹汹的蜀汉大军，孙权大为头疼，并迅速招募六千人，组建了一支旨在对抗蜀军，寓意“战无不胜、能解困危”的“解烦卫”。但事实上，夷陵之战中大放异彩的是“书生都督”陆逊，初建的解烦卫尚未能立下亮眼的功勋。
蜀吴关系破裂后，孙权表面向曹丕臣服，但迟迟未向洛阳送去人质，这令曹丕意识到孙权并未真心归顺，只不过是行缓兵之计罢了。因此夷陵战火刚刚平息，曹丕便发动三路大军伐吴。作为回敬，在成功防御了曹丕的大军后，孙权自己也出兵攻打蕲春，并生擒了原先投降了曹魏的“吴奸”晋宗。根据《三国志·吴书》的记载，蕲春之战中“综与贺齐轻行掩袭，生虏得宗”。此处的“综”指的正是时任解烦卫统领的胡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