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天才的新观念
文｜宇文所安 译｜贾晋华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
在上引四句诗中，杜甫简明扼要地列举了李白形象的基本成分，这一形象为众所公认，并为李白自己所极力扮演：挥翰如洒，纵饮不羁，放任自在，笑傲礼法；天赋仙姿，不同凡俗，行为特异，超越常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
除了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李白还留给后代诗人一份重要的遗产：对于个人和诗歌特性的兴趣。仅仅杰出已不再令人满足诗人必须既杰出又独特。因此，后代批评家总是劝告有抱负的诗人仿效杜甫，而不是李白。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两位诗人同等伟大，但杜甫的才能似乎比李白的较可模仿。引导年轻诗人离开李白模式的理由是：李白的艺术是完全自然的、无法掌握的及近乎神灵的。但是，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模仿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李白风格得以存在的理由相矛盾。
从创作生涯的开端，李白就确实与其他诗人大不相同。在八世纪初，出自太原王氏家族的年轻王维被引荐进诸王府。他扮演了传统的早慧诗人角色，以娴熟精确的宫廷风格贏得诸王的青睐。此时王维已经在诗歌中发展了个人风格，但他的个性表现消极地与上流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家族背景和诗歌训练为他进入这一社会做了充分准备。大约同时，远在西蜀，一位年龄相当而家族背景疑问重重的诗人，前去访问戴天山的一位隐士，但未遇见他：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青年李白熟练掌握了音调和谐的法则，并且与早于他的另一位轻蜀地诗人陈子品一样，准了某些传统的“诗歌”效果，如用动词“分”描写视觉延续画面的中断。动词“挂”是较常用的“悬”的变文，用来描写瀑泉，虽然不够雅致，却是可接受的（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其四第二句“悬泉度牖飞” ）。虽然会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京城贵族们可能还是会认为这首诗的写法是合适的。
保守的读者会从李白这首诗中发现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可以追溯至李白与青年王维相当不同的诗歌教育。李白在这首短诗中堆积了太多的树，以及至少两条小溪，破坏了基本的雅致。更严重的“毛病”可能是在首联，它打乱了诗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应有的平衡。它不是诗歌开头的“恰当”方式；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都会知道，诗篇应开始于一般景象或点明场合。李诗的“犬吠”太突然，破坏了全诗的平衡，在第一句集中了太多注意力因为这一句虽然简单但却出色得过度，使得诗篇的其他部分无力地追随其后。当然，访问隐士时，从风景中寻找隐士存在的迹象是完全合适的，但“犬吠”过于喧闹，如果需要把它写进来，就应该放在中二联属于“迹象比喻”的地方，通过对偶减弱其别出心裁的闹声。
这位诗人使得他的读者惊奇并破坏了他们关于诗歌秩序和规则的感觉。诗人们总是自得于“惊异”的诗句，而他们的读者也乐于被惊动，但此类乐趣局限于审美趣味的明确界限内。数百年的文学经验产生了这些界限，以保持诗歌的平衡统一。但李白却跨越了这些界限，并且找到了喜爱他的大胆行为的读者。溪水中的犬吠还仅是中等的“奇”随着李白进一步背离诗歌的典雅界限、他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来获得“奇”的效果，使之成为他的诗歌标志。在七五三年，殷璠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
李白这首访问隐士诗还有别的一些明显“毛病”：完全缺乏引喻、修饰及雅致的变化。优雅地运用比喻和修饰的能力是修养的问题。类似“犬吠水声中”的诗句太朴素直率。这位年轻诗人具有才能，但还缺乏完善和教育：这是苏颋的看法。苏颋是开元初期最大的文学扶持人和宫廷诗人之一，刚从朝廷贬逐为益州长史。在一封信中，李白自得地叙述了他与苏颋的相会，以及苏颋对其作品的意见：“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分类编次李太白文》）
如果这样一次会面确实曾经发生，它对于这位年轻诗人应该产生重大影响。苏颋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之一，而李白尚未成名，且社会背景最多只能说是模糊不清。李白自称为李暠裔孙，李暠是五世纪时西北地区西凉政权的统治者。这一自称本身本不足夸，但唐皇室也自称出自李暠，并由此上溯自背运的汉将李广。这样一来，李白就可以大言不惭地称呼皇室成员为“从兄弟”。
由于李白家庭背景不清，且居住于偏远地区，关于其家世的叙述可能即出于其本人，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正是李白告知其传记作者，他的家族曾经被窜逐中亚，刚返回中国，“恢复”李姓。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为方便起见而编造家系的痕迹，李白的家庭被怀疑有伊朗或土耳其血统。李白的父亲似乎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吏，而很可能是商人。孟浩然由于出身于地方地主家族，与京城上流社会仅有间接的关系，就可能被认为是京城诗人圈子的外来者。而李白却是真正的外来者，他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能孤立地依靠自己的天才在京城获得成功。
李白的家庭背景可能只是在想象中才是辉煌的，而在现实中却是暗淡无光的。从成长背景看，他是一位道地的蜀人。唐代诗歌还未出现后代重要的地域划分，只在两京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地域区别。但是有两个地区正在开始形成地方诗歌特色：东南和蜀地。蜀地的情况十分特殊：一方面，它有着辉煌的文学传统，在汉代曾经产生过最著名的赋作家扬雄和司马相如；另一方面，它在诗歌史上却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诗歌是唐代占主导地位的韵文形式。因此，来自蜀中的诗人，如早于李白几十年的陈子昂，在其作品遭到宫廷文学裁判否定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自己与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他会回首往昔，那时作为蜀人是进入文坛的有利条件，而不是粗朴的不利条件，故与宫廷诗相对立的复古是自然的反应。
蜀地的两位大诗人司马相如和陈子昂，都成为李白的重要模式。陈子昂年轻时曾经以轻率的侠少而著称，直到近二十岁才开始学习文学。同样地，李白夸口在十几岁时擅长剑术，曾经杀死数人。关于陈子昂还有一则轶事，他初到京城时，购了一把昂贵的琴，却把它摔碎，以此吸引城中人对其诗的注意。李白则自夸能够凭一时兴致而散发资财。这两位诗人一起行动于和自得于一套价值观的背景，与宫廷贵族诗人的价值观极不相同，后者的价值标准是宁静的隐士，或儒家道德家。陈、李的这套价值观，与豪土或游侠角色相关，更多的是涉及豪迈慷慨的行为和侈夸逾常的姿态，与率意违抗社会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
豪迈轻率的暴力行为与贵族公子的陈套角色有联系。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以张旭一类人物为代表。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关陈子昂、李白及其他人的轶事，确实表明了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的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測的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李白是否有意识地夸饰自己，已无法弄清，但他自身确实突出地认同这些价值标准，这是一些京城圈外人的标准。
作为率真狂诞的蜀文学人物的最著名典范，陈子昂成为李白的一个模式，而在李白的《古风》中，陈子昂的诗歌也成为重要模式。但是，陈子昂在诗歌方面对李白的影响，为司马相如的典范所掩盖，后者实际上成为萦绕李白作品的对象。
在唐代，司马相如具有双重的形象。一方面，他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与卓文君私奔，与她在成都开酒店，直到文君的有钱父亲原谅了他们，分给他们一笔财产；他是富于怜悯心的诗人，为被抛弃的皇后阿娇写了《长门赋》，使她重新获得皇帝的宠幸；他是感情多变的丈夫，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离弃卓文君，文君写了《白头吟》谴责他。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赋家，他的作品以丰富的词汇和不确定的想象征服了读者。保留在《西京杂记》中的评论，对于司马相如在唐代的诗人形象很重要。这些评论现在认为是不可靠的，但在唐代却应该被认为是可信的。《西京杂记》记述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艺术本质的壮丽恢宏的观念，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相应诗人的意识与宇宙秩序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宇宙秩序被包括在文学的艺术之中。这种文学观念与艺术是文化秩序和社会道德体现的复古观念大不相同，但与复古观念一样，它为诗歌提供了某种首要原则和存在理由，这恰恰是宫廷诗及其继承者京城诗所缺乏的。《西京杂记》中归属于扬雄的另一评语甚至更重要：“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出自《西京杂记》的这两段评语，指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超越本质。据此，苏颋的话“与司马相如比肩”就意味着宇宙的天才。
由于一开始就与司马相如联系在一起，这种崇高的文学观念和这位诗人后来成为李白自我形象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一自我形象将李白的求仙狂热与诗人生涯统一了起来。苏颋告诉他，他将“与司马相如比肩”；当李白到达京城时，著名的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即在天上犯了过失而到地上生活以作为惩罚的仙人。在陈子昂那里，豪侠狂诞的蜀地角色与复古诗人的严肃道德态度并不一致，最后只能屈服于后者。李白则找到了能够顺当容纳其蜀地角色的诗歌观念：他具有仙人的特质，允许在诗歌和行为两方面都狂放不羁。正如同后代批评家所称呼的那样，他是“诗仙”，可以违犯法则，因为他超越于法则之上；他看见自己的才华与司马相如一样，“不似从人间来”。随着这种从世俗人间的任性解放，李白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面貌：狂饮者，狎妓者，笑傲权贵和礼法的人，挥翰如洒的诗人，及自然率真的天才。
李白生于七〇一年。他的具体出生地无法确定，但很可能是在中亚的一个半汉化地区。他的家庭在他幼年时移居蜀中。如果我们相信李白所述年轻时的事迹一一对此我们应十分谨慎，他在八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出蜀前，已经以诗人和隐士的身份获得相当程度的地方声誉。其后李白沿长江而下，游览名胜之地，并试图与各种名流结交。在这一期间他所遇到的人物中，道教大师司马承祯最值得注意。
到了七三〇年，李白结束漫游，定居于安陆，地处长江之北在现在的湖北。几年之后，他与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后者祖父是许圉师，曾任过高宗朝的宰相。至七三〇年这一家庭最多只有地方影响。李白过度热切于为自己提供辉煌背景和高贵色彩，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显然不惜隐藏或歪曲事实。这就告诫我们，对于李白所有关于自己和亲属的论述都应有所怀疑，但还表明这种社会背景对于被承认和提高社会地位是必不可少的；有许多诗人虽然较为拘谨沉默，却有着不言而喻的社会名望，这就充分表明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李白与地方名族的女儿结婚，而后者祖父曾是宰相。李白自述此事经过说，他刚结束游览为其“乡人司马相如”所夸的著名云梦泽，“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但事实上许圉师已卒了很久，极不可能还有什么六十岁以下的孙女。在同封信中，李白同样虚假地自称其家出于金陵，南朝的故都；并进一步自述在漫游南方时，每逢遇到落魄公子，都以金钱济之。这一行为可能用来表明他对于“像他”一样贵族出身而潦倒于人间者的怜悯之情。
但实际上安州是一个不起眼的偏僻城镇，李白在这里是一个背景不清的人物，故他提高地位的最大希望，是使别人相信他对自己的高贵描述。以安州为中心，李白时而出游周围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去襄阳的短暂游览，在那里他遇见了孟浩然和有影响力的韩朝宗。对于孟浩然，李白赠送了热烈的赞美诗，但这位老诗人看来几乎不注意李白。还有一个传说，李白在谒见韩朝宗时，由于未付予应有的尊敬，冒犯了这位刺史，他以“醉酒失态”的借口弥补了这一粗率行为。关于孟浩然和韩朝宗也有一个相似的传说，这就使人对这一事件产生疑问，但即使李白之事确实发生过，他并未从其机敏中得到什么。
文｜宇文所安 译｜贾晋华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
在上引四句诗中，杜甫简明扼要地列举了李白形象的基本成分，这一形象为众所公认，并为李白自己所极力扮演：挥翰如洒，纵饮不羁，放任自在，笑傲礼法；天赋仙姿，不同凡俗，行为特异，超越常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
除了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李白还留给后代诗人一份重要的遗产：对于个人和诗歌特性的兴趣。仅仅杰出已不再令人满足诗人必须既杰出又独特。因此，后代批评家总是劝告有抱负的诗人仿效杜甫，而不是李白。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两位诗人同等伟大，但杜甫的才能似乎比李白的较可模仿。引导年轻诗人离开李白模式的理由是：李白的艺术是完全自然的、无法掌握的及近乎神灵的。但是，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模仿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李白风格得以存在的理由相矛盾。
从创作生涯的开端，李白就确实与其他诗人大不相同。在八世纪初，出自太原王氏家族的年轻王维被引荐进诸王府。他扮演了传统的早慧诗人角色，以娴熟精确的宫廷风格贏得诸王的青睐。此时王维已经在诗歌中发展了个人风格，但他的个性表现消极地与上流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家族背景和诗歌训练为他进入这一社会做了充分准备。大约同时，远在西蜀，一位年龄相当而家族背景疑问重重的诗人，前去访问戴天山的一位隐士，但未遇见他：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青年李白熟练掌握了音调和谐的法则，并且与早于他的另一位轻蜀地诗人陈子品一样，准了某些传统的“诗歌”效果，如用动词“分”描写视觉延续画面的中断。动词“挂”是较常用的“悬”的变文，用来描写瀑泉，虽然不够雅致，却是可接受的（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其四第二句“悬泉度牖飞” ）。虽然会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京城贵族们可能还是会认为这首诗的写法是合适的。
保守的读者会从李白这首诗中发现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可以追溯至李白与青年王维相当不同的诗歌教育。李白在这首短诗中堆积了太多的树，以及至少两条小溪，破坏了基本的雅致。更严重的“毛病”可能是在首联，它打乱了诗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应有的平衡。它不是诗歌开头的“恰当”方式；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都会知道，诗篇应开始于一般景象或点明场合。李诗的“犬吠”太突然，破坏了全诗的平衡，在第一句集中了太多注意力因为这一句虽然简单但却出色得过度，使得诗篇的其他部分无力地追随其后。当然，访问隐士时，从风景中寻找隐士存在的迹象是完全合适的，但“犬吠”过于喧闹，如果需要把它写进来，就应该放在中二联属于“迹象比喻”的地方，通过对偶减弱其别出心裁的闹声。
这位诗人使得他的读者惊奇并破坏了他们关于诗歌秩序和规则的感觉。诗人们总是自得于“惊异”的诗句，而他们的读者也乐于被惊动，但此类乐趣局限于审美趣味的明确界限内。数百年的文学经验产生了这些界限，以保持诗歌的平衡统一。但李白却跨越了这些界限，并且找到了喜爱他的大胆行为的读者。溪水中的犬吠还仅是中等的“奇”随着李白进一步背离诗歌的典雅界限、他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来获得“奇”的效果，使之成为他的诗歌标志。在七五三年，殷璠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
李白这首访问隐士诗还有别的一些明显“毛病”：完全缺乏引喻、修饰及雅致的变化。优雅地运用比喻和修饰的能力是修养的问题。类似“犬吠水声中”的诗句太朴素直率。这位年轻诗人具有才能，但还缺乏完善和教育：这是苏颋的看法。苏颋是开元初期最大的文学扶持人和宫廷诗人之一，刚从朝廷贬逐为益州长史。在一封信中，李白自得地叙述了他与苏颋的相会，以及苏颋对其作品的意见：“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分类编次李太白文》）
如果这样一次会面确实曾经发生，它对于这位年轻诗人应该产生重大影响。苏颋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之一，而李白尚未成名，且社会背景最多只能说是模糊不清。李白自称为李暠裔孙，李暠是五世纪时西北地区西凉政权的统治者。这一自称本身本不足夸，但唐皇室也自称出自李暠，并由此上溯自背运的汉将李广。这样一来，李白就可以大言不惭地称呼皇室成员为“从兄弟”。
由于李白家庭背景不清，且居住于偏远地区，关于其家世的叙述可能即出于其本人，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正是李白告知其传记作者，他的家族曾经被窜逐中亚，刚返回中国，“恢复”李姓。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为方便起见而编造家系的痕迹，李白的家庭被怀疑有伊朗或土耳其血统。李白的父亲似乎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吏，而很可能是商人。孟浩然由于出身于地方地主家族，与京城上流社会仅有间接的关系，就可能被认为是京城诗人圈子的外来者。而李白却是真正的外来者，他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能孤立地依靠自己的天才在京城获得成功。
李白的家庭背景可能只是在想象中才是辉煌的，而在现实中却是暗淡无光的。从成长背景看，他是一位道地的蜀人。唐代诗歌还未出现后代重要的地域划分，只在两京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地域区别。但是有两个地区正在开始形成地方诗歌特色：东南和蜀地。蜀地的情况十分特殊：一方面，它有着辉煌的文学传统，在汉代曾经产生过最著名的赋作家扬雄和司马相如；另一方面，它在诗歌史上却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诗歌是唐代占主导地位的韵文形式。因此，来自蜀中的诗人，如早于李白几十年的陈子昂，在其作品遭到宫廷文学裁判否定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自己与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他会回首往昔，那时作为蜀人是进入文坛的有利条件，而不是粗朴的不利条件，故与宫廷诗相对立的复古是自然的反应。
蜀地的两位大诗人司马相如和陈子昂，都成为李白的重要模式。陈子昂年轻时曾经以轻率的侠少而著称，直到近二十岁才开始学习文学。同样地，李白夸口在十几岁时擅长剑术，曾经杀死数人。关于陈子昂还有一则轶事，他初到京城时，购了一把昂贵的琴，却把它摔碎，以此吸引城中人对其诗的注意。李白则自夸能够凭一时兴致而散发资财。这两位诗人一起行动于和自得于一套价值观的背景，与宫廷贵族诗人的价值观极不相同，后者的价值标准是宁静的隐士，或儒家道德家。陈、李的这套价值观，与豪土或游侠角色相关，更多的是涉及豪迈慷慨的行为和侈夸逾常的姿态，与率意违抗社会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
豪迈轻率的暴力行为与贵族公子的陈套角色有联系。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以张旭一类人物为代表。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关陈子昂、李白及其他人的轶事，确实表明了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的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測的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李白是否有意识地夸饰自己，已无法弄清，但他自身确实突出地认同这些价值标准，这是一些京城圈外人的标准。
作为率真狂诞的蜀文学人物的最著名典范，陈子昂成为李白的一个模式，而在李白的《古风》中，陈子昂的诗歌也成为重要模式。但是，陈子昂在诗歌方面对李白的影响，为司马相如的典范所掩盖，后者实际上成为萦绕李白作品的对象。
在唐代，司马相如具有双重的形象。一方面，他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与卓文君私奔，与她在成都开酒店，直到文君的有钱父亲原谅了他们，分给他们一笔财产；他是富于怜悯心的诗人，为被抛弃的皇后阿娇写了《长门赋》，使她重新获得皇帝的宠幸；他是感情多变的丈夫，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离弃卓文君，文君写了《白头吟》谴责他。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赋家，他的作品以丰富的词汇和不确定的想象征服了读者。保留在《西京杂记》中的评论，对于司马相如在唐代的诗人形象很重要。这些评论现在认为是不可靠的，但在唐代却应该被认为是可信的。《西京杂记》记述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艺术本质的壮丽恢宏的观念，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相应诗人的意识与宇宙秩序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宇宙秩序被包括在文学的艺术之中。这种文学观念与艺术是文化秩序和社会道德体现的复古观念大不相同，但与复古观念一样，它为诗歌提供了某种首要原则和存在理由，这恰恰是宫廷诗及其继承者京城诗所缺乏的。《西京杂记》中归属于扬雄的另一评语甚至更重要：“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出自《西京杂记》的这两段评语，指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超越本质。据此，苏颋的话“与司马相如比肩”就意味着宇宙的天才。
由于一开始就与司马相如联系在一起，这种崇高的文学观念和这位诗人后来成为李白自我形象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一自我形象将李白的求仙狂热与诗人生涯统一了起来。苏颋告诉他，他将“与司马相如比肩”；当李白到达京城时，著名的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即在天上犯了过失而到地上生活以作为惩罚的仙人。在陈子昂那里，豪侠狂诞的蜀地角色与复古诗人的严肃道德态度并不一致，最后只能屈服于后者。李白则找到了能够顺当容纳其蜀地角色的诗歌观念：他具有仙人的特质，允许在诗歌和行为两方面都狂放不羁。正如同后代批评家所称呼的那样，他是“诗仙”，可以违犯法则，因为他超越于法则之上；他看见自己的才华与司马相如一样，“不似从人间来”。随着这种从世俗人间的任性解放，李白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面貌：狂饮者，狎妓者，笑傲权贵和礼法的人，挥翰如洒的诗人，及自然率真的天才。
李白生于七〇一年。他的具体出生地无法确定，但很可能是在中亚的一个半汉化地区。他的家庭在他幼年时移居蜀中。如果我们相信李白所述年轻时的事迹一一对此我们应十分谨慎，他在八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出蜀前，已经以诗人和隐士的身份获得相当程度的地方声誉。其后李白沿长江而下，游览名胜之地，并试图与各种名流结交。在这一期间他所遇到的人物中，道教大师司马承祯最值得注意。
到了七三〇年，李白结束漫游，定居于安陆，地处长江之北在现在的湖北。几年之后，他与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后者祖父是许圉师，曾任过高宗朝的宰相。至七三〇年这一家庭最多只有地方影响。李白过度热切于为自己提供辉煌背景和高贵色彩，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显然不惜隐藏或歪曲事实。这就告诫我们，对于李白所有关于自己和亲属的论述都应有所怀疑，但还表明这种社会背景对于被承认和提高社会地位是必不可少的；有许多诗人虽然较为拘谨沉默，却有着不言而喻的社会名望，这就充分表明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李白与地方名族的女儿结婚，而后者祖父曾是宰相。李白自述此事经过说，他刚结束游览为其“乡人司马相如”所夸的著名云梦泽，“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但事实上许圉师已卒了很久，极不可能还有什么六十岁以下的孙女。在同封信中，李白同样虚假地自称其家出于金陵，南朝的故都；并进一步自述在漫游南方时，每逢遇到落魄公子，都以金钱济之。这一行为可能用来表明他对于“像他”一样贵族出身而潦倒于人间者的怜悯之情。
但实际上安州是一个不起眼的偏僻城镇，李白在这里是一个背景不清的人物，故他提高地位的最大希望，是使别人相信他对自己的高贵描述。以安州为中心，李白时而出游周围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去襄阳的短暂游览，在那里他遇见了孟浩然和有影响力的韩朝宗。对于孟浩然，李白赠送了热烈的赞美诗，但这位老诗人看来几乎不注意李白。还有一个传说，李白在谒见韩朝宗时，由于未付予应有的尊敬，冒犯了这位刺史，他以“醉酒失态”的借口弥补了这一粗率行为。关于孟浩然和韩朝宗也有一个相似的传说，这就使人对这一事件产生疑问，但即使李白之事确实发生过，他并未从其机敏中得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