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作为中国传统法的语话，虽然源于遥远的先秦时代，但是，成为中国法学，特别是法史学的流行语话，却是在中国的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初期的礼法之争后，在寻求中国法的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面对传统法的继承，外来法的移植，礼与法，成了法学界无法抹掉的词汇。多少文章，多少专著，说不完、道不尽，充斥20世纪中国法坛。据笔者观察，他们可能还要成为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前半期中国法学的流行语话。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借此论坛，我想从两个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一、法律改革中的“礼”“法”论争
     为了说清问题，我想从引发近代“礼”“法”讨论的源头——晚清的法律改革说起。（一）法律改革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一次使中国法律由古代向近代演进的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法律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改革。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维新思想家们便对传统封建法律做了初步清算，指出它的不合理性。他们认为封建法律，锢人民之耳目，桎人民之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士大夫之气节，立著书之禁以缄民之口说。”封建法制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致使“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2]，既不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不维护人民的人身自由。他们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认为在西方国家，“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3]。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用西方法律改造中国的传统法律。“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行施定。不能骤行于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4]。旧律“民法与刑法不分，商律与海律未备，尤非所以与万国交通也”。请求当时的光绪皇帝，简派专官，考察中外古今法律，制定新法。
     维新者的理想和光绪皇帝的改革行动，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毁恶灭终止。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法律必革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契机，再次被提上改革的日程。
     1900年，被八国联军的大炮轰出北京的慈禧太后集团，在逃往西安的途中，用其沾满维新志士鲜血的双手，接过维新志士的变法旗号，下令变法，规定除三纲五常之外，“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更张”，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根据这一指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出改革旧的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接着提出仿照西方法律，制定中国自己的矿山法、铁路法、商法和交涉刑法。在此期间，张之洞参预与英国的商约谈判，提出中国改革法律，英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势的要求。在取得英国代表马凯的首肯并列入条约以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廷正式下达法律改革之诏，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拉开了法律改革的序幕。
     根据清朝廷的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很快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同年四月六日，以“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收回“国家利权”为目的，清朝廷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进行改革。法律改革，正式进入操作阶段。
     由于晚清法律改革是清朝廷慈禧集团摆脱统治危机的自救行为，且以收回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为契机，故清朝廷之改革宗旨，初期强调“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重在取西法之长补中法之短，偏于西法之采用，颇有开明之面。迨统治危机稍逝，其封建守旧之面目立显。故改革中期以后，强调法律本源“本乎礼教”，三纲五常“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之不敝”。并以此作为改革之“至要”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