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目前已出土的墓志可知，隐太子李建成至少有五个女儿，封号明确可考的有闻喜县主、乐陵县主、归德县主三位。再看巢刺王李元吉之女，根据墓志铭等记载，李元吉至少有七个女儿，封号明确可考的有和静县主、寿春县主、文安县主、新野县主及归仁县主五位。

和静县主，李元吉的女儿，生年不详，但从嫡母巢王妃杨氏只抚养了武德八年才出生的归仁县主而未抚养和静一事来看，和静显然不是李元吉最小的女儿。

根据其夫薛元超的墓志铭记载，和静于贞观十五年嫁入薛氏时至少十八岁了。

再看薛元超，其父薛收虽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不过仅因武德年间从平刘黑闼之功而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汾阴县男，薛收逝世后，唐太宗虽曾遗憾没有早点留下他的画像，却也并没有因此追赠其爵位，更没有将他列入凌烟阁功臣。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登基后曾对房玄龄说过：“若是薛收还在，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有人因此推断唐太宗非常看重薛收，认为只要薛收还活着唐太宗就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然而唐太宗也曾对霍王李元轨说过：“你武艺过人，要是当年平定天下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的证据。

薛元超六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四十七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
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
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
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

寿春县主，李元吉的女儿，生年不详。

虽然史料并未明确提及寿春出嫁的时间，不过从其丈夫杨豫之的生平来看，寿春出嫁至少在贞观十二年之后。因为杨师道武德五年才尚长广公主为妻，其子杨豫之最早武德六年才能出生，贞观九年时杨豫之最多不过十二岁，紧接其后便是唐高祖、长孙皇后大丧，贞观十一年以后才能论及婚嫁，再加上县主出嫁虽没有公主出降那么繁琐，但也要准备一段时间，所以贞观十二年以后，寿春才有可能嫁给杨豫之。

而可怜的寿春之所以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记载，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做出了和姨母通奸这样耸人听闻的丑事。

杨豫之虽然出身弘农杨氏，品行却极为卑劣，在父亲杨师道死后表现得十分不孝。唐太宗知道后便对大臣们说：“杨豫之这种丧亏礼节的人实在难以饶恕，你们都有孩子，像杨豫之这样的无赖就别养了。”并剥夺了杨豫之的财产继承权，将杨家的各种固定资产与奴婢仆人分别赏给了杨豫之的长姐与同母兄赵斌等人。
谁知杨豫之依旧我行我素，死不悔改，不过一年的时间，又在给生母长广公主守孝期间与自己的姨母永嘉公主通奸，最后被永嘉公主的驸马窦奉节“捶击无数，因割去耳鼻然后死”。寿春还因此婚后没多久就守了寡，至于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后来究竟如何了，却是再无人问津。

文安县主，李元吉的女儿，生于武德六年，贞观十五年出嫁时已经二十岁了。

文安于贞观十五年正月五日受封，“乃以其月十四日降姻”，受封后仅十天就匆匆出嫁，完全看不出身为县主出嫁时应有的慎重与礼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安出嫁后的次日，即正月十五日，文成公主便归吐蕃了。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十五年的时候李唐宗室诸位大龄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已经十八岁的临川公主就是在文成和亲后的第四天受封为公主的；比如同样十八岁左右的和静县主正是在这一年出嫁的；再比如二十一岁的淮南长公主也是这一年才嫁出去。所以文安县主册封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就仓促出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