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以她聪慧敏锐的思维语言，深厚渊博的知识素养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艺创作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识，诚如梁思成先生（林徽因之夫）评价的那样，“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1] 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时代氛围里，昔日曾被历史巨浪淹没了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哪怕是声名甚微的）均被打捞出来，接受时间和历史的重审与评估。然而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则较少为人所论及，它们不是被她的诗情所掩盖，便是为她的建筑家声名所挤兑。事实上，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比起她的诗歌创作来说，虽然数量上要少些，但是它仍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独立于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中。
　 林徽因小说创作大致有《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等。在对她这些小说文本的细致阅读之后，我们发现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既具有女性的温柔婉丽，又有学者式的聪慧睿智，同时还隐含了知识分子的忧时伤世情怀，从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单纯与繁复，宁静与喧嚣，婉约与雄浑、静态与动态等多重对立矛盾因素的杂呈现象，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具体来说，在写法上表现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在创作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特质与个人现实、性别处境的缠结，在人物塑造上则表现为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就是说，她的小说创作既有别于她本人诗作中的浓郁抒情走向；也异于同时期别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譬如：相对于“闺秀派”以善于勾画“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风格明显趋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适度、中和的古典美的凌叔华来说，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与繁复的一面；相对于过分的随意宣泄青春情感、倾泻个性解放欲求的庐隐、冯沅君等人的“狂飙式”创作风格来说，林徽因的创作则又呈现出和谐、节制和理趣的趋向。

因而林徽因的这类小说画面很鲜明很吸引人，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当然这也与作者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以上是分类缕析林徽因小说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事实上，就是在同一类别的小说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也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融汇贯通的。传统性中有现代性，现代性中也融汇了传统性，形成了其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艺术风貌。如最具现代性的第二类小说中，在片断镜头重组的现代型结构章法中，仍可以离析出传统手法。如对北京建筑及家中摆设的描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物出场法；《钟绿》中在与钟绿相见前的众多“油画”的铺叙。如《钟绿》、《九十九度中》在整体故事的叙述上基本上是按线性发展的逻辑顺序，等等，尤其是对我国古代“诗画”传统的承传。在林徽因的小说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画”（或图画）这个词语及意象。这里撇开她在《九十九度中》如同电影镜头画面的闪回穿插，如老卢在洋车上思虑吃饭问题时，“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由他左侧冲过去，快镜似的一瞥鲜艳的颜色，脚与腿，腰与背，侧脸、眼和头发”，以及《钟绿》中的四幅“油画”式画面的描摹。单论“画”这个词的出现就几乎遍及了她的全部小说创作中。如《窘》中维彬对芝的形象产生的联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你此刻便是一张画”等，《九十九度中》“柳条的影子画上粉墙”，《钟绿》中写“我”对钟绿的记忆“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怎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等，《吉公》中“立刻浮出一张鲜明的图画”，“在这幅图画后面”，《绣绣》中“那张小小图画”，绣绣的形象“美得好像画里的童神一般”，等等。“画”在这里有多种表意功能：其一是表示人物给人的印象之鲜明，意即当日的印象如今仍如电影镜头一样闪在眼前，强调其可视性，这点在前面已有所分析。其二，是强调所说的人（物）如画一般美丽，充满无穷韵味。在中国古代对诗、画的品评中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无疑这也是对诗画的最高赞誉，成了众多诗人、画家在创作中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林徽因本人就是个才情饱满的诗人，且曾随美耶鲁大学的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可谓对诗画有一定的造诣。书香门第的出身更使她浸染和熏陶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些都对她的创作构成了一定的潜在的影响。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画”在林徽因小说中的频繁出现也是其对中国古代诗画传统承传的一个例证。

　 作者在1936年5月7日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的一封信中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2]（P.4）这段话可谓道出了作者内心对家务干扰女性事业的烦闷和焦躁感。这自然会影响到她的创作。如同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对简·奥斯汀及夏洛蒂·勃朗特等创作所作的分析那样，由于没有安适的创作时间和空间，造成了女性创作的隐蔽及断断续续，风格的前后不一致，所以伍尔芙主张女性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林徽因的创作正是这种境况的体现。如《钟绿》中作者在平静的描述钟绿的美丽，想象漂亮的钟绿披上婚纱时的“奇美”与“幸福”时，突然插入一句，“至于他们的结婚，我倒觉得很平凡；我不时叹息，想象到钟绿无条件地跟着自然规律走，慢慢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渐离开她现在的样子，变老，变丑，到了我们从她脸上，身上再也看不出她现在的雕刻般的奇迹来。”句式的由中长变短再变长，叙述节奏的由慢而快再到慢，体现了作者感情的波澜起伏，由惋惜叹息式的情感发抒，到紧张急促、激情涨满，再到一泻汪洋式的尽情喷吐。一股越乎中庸、平和之上的愤激之情跃然纸上。更不用说在《文珍》中，文珍对出嫁的恐惧和愤激的直接发泄以及对生命的自暴自弃，“不嫁老在那里磨着，嫁了不知又该受些什么罪！”“管他呢，命要不好，遇（嫁）到一个醉汉打死了我，不更干脆”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也一定程度上寄予了作者“浇心中块垒”式的抒愤快意。
　 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幸福安逸中度过的，交往也不出优裕的知识分子圈，几乎没有真正接触现实社会。因而记忆中的家庭生活是温馨而美好的。这就形成了她早期《窘》中对融融家庭中小儿女憨态的逼真绘写，充满了平静、祥和的气氛。一旦作者走出书房，接触现实生活，看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她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宁静，她后期小说中的叙述再也舒缓从容不起来了。而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方面隐约也有了对现实时事的一瞥。如散文《窗子以外》，反映的便是作者渴望走出封闭式的书斋生活，投身于“窗子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在小说《九十九度中》便有了对下层劳动者艰难困厄生活的直接描述。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修养与现实境遇，性别意识与传统审美特质相缠结，形成了她创作上的宏大厚实风格的景象。

【参考文献】
[1]林洙.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中——我认识的林徽因〔J〕.人物，1990，（5）.
[2]陈钟英，陈宇.林徽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鲁迅全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黄晓娟.散落的珍珠——论林徽因和她的诗〔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2）.
[5]刘思谦.娜拉的言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原文出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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