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初一暑假,在三叔家偶然寻得《三国》和蔡东藩先生的几本演义,躲在屋角翻阅,因感于英雄将相于战场厮杀的如此热闹,便用半年时间囫囵吞读一遍。再加之脾性使然,中学时极喜欢历史课,考试常得高分,自以为对历史风物已然通晓。
成年之后,闲暇之余多读了几本,眼界渐有开阔,忽然觉得之前自己读史读得实在太浅,跌入误区而不知,以致烙下两个后遗症:只读史事不知经哲,只看热闹不参术谋,显与井蛙无异,自谓之目窄;对教科书灌输的概念化之定论全盘接受,任何“异说”皆油盐不进,自谓之刚愎。
得此结论,是源于两件事情。
一是97年得读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八十年代初,季先生时为北大副校长。一次与一位国外学者畅谈历史教育。这位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教育最大之弊端是“以论代史”。先生当时颔首称许,感触于学者的独到见解。受此启发,此后自己从晚清史开始,购阅史料档案,搜罗考据文章,一番折腾下来,忽然发觉那些原本在心中已被教科书盖棺定论的诸多人与事,其史实与教科书所述差距如此之大,让人骇然。
二是受《史记》和《通鉴》启发。史、鉴为国史双壁,之前自己读史未能通读两者,是谓盲读,这是一。其二,经史文哲原本互为滋养,缺一则行之不远。唯有将经史文哲合起来读,才能根除目窄刚愎之症。单就史书功能而言,即如司马光给宋英宗的奏疏中所说“此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且若秉笔者如太史公、司马温公那样是精通经哲、坚守“大德敦化”理念的大儒,文章立论雄奇且富有胆识、持春秋笔法而不夹带私货的话,这样的史书读起来,不仅有益于心目,而且对从事基层管理者而言,于职场立身、思维提点更有鉴范。正如刘义光所说,史书不仅能“纪兴乱、论成败”,更能“志卓行、述得失”,让后来人于兴衰宠辱中,“鉴往事以知照当下,择善恶得失为劝诫,方能做到出言适要、行事得宜。”
读史之要义,至数年前方明白,实是汗颜。两年前,闲暇之余,重拾经史,晨暮虔读,实为静心安志不二之法。但有所得,略为记述,惟愿能有格致修齐之效。
是为序。
初一暑假,在三叔家偶然寻得《三国》和蔡东藩先生的几本演义,躲在屋角翻阅,因感于英雄将相于战场厮杀的如此热闹,便用半年时间囫囵吞读一遍。再加之脾性使然,中学时极喜欢历史课,考试常得高分,自以为对历史风物已然通晓。
成年之后,闲暇之余多读了几本,眼界渐有开阔,忽然觉得之前自己读史读得实在太浅,跌入误区而不知,以致烙下两个后遗症:只读史事不知经哲,只看热闹不参术谋,显与井蛙无异,自谓之目窄;对教科书灌输的概念化之定论全盘接受,任何“异说”皆油盐不进,自谓之刚愎。
得此结论,是源于两件事情。
一是97年得读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八十年代初,季先生时为北大副校长。一次与一位国外学者畅谈历史教育。这位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教育最大之弊端是“以论代史”。先生当时颔首称许,感触于学者的独到见解。受此启发,此后自己从晚清史开始,购阅史料档案,搜罗考据文章,一番折腾下来,忽然发觉那些原本在心中已被教科书盖棺定论的诸多人与事,其史实与教科书所述差距如此之大,让人骇然。
二是受《史记》和《通鉴》启发。史、鉴为国史双壁,之前自己读史未能通读两者,是谓盲读,这是一。其二,经史文哲原本互为滋养,缺一则行之不远。唯有将经史文哲合起来读,才能根除目窄刚愎之症。单就史书功能而言,即如司马光给宋英宗的奏疏中所说“此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且若秉笔者如太史公、司马温公那样是精通经哲、坚守“大德敦化”理念的大儒,文章立论雄奇且富有胆识、持春秋笔法而不夹带私货的话,这样的史书读起来,不仅有益于心目,而且对从事基层管理者而言,于职场立身、思维提点更有鉴范。正如刘义光所说,史书不仅能“纪兴乱、论成败”,更能“志卓行、述得失”,让后来人于兴衰宠辱中,“鉴往事以知照当下,择善恶得失为劝诫,方能做到出言适要、行事得宜。”
读史之要义,至数年前方明白,实是汗颜。两年前,闲暇之余,重拾经史,晨暮虔读,实为静心安志不二之法。但有所得,略为记述,惟愿能有格致修齐之效。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