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技立国的倡导人
据布什晚年时回忆，在1944年战争胜利前夕时，罗斯福总统曾向他问道：“战后科学会是怎样一个状况？”
“会输得很惨。”布什答道。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这件该死的事情上我们得赶快行动！”
布什的回答无疑令人惊奇，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最快的行动是建议战后尽快解散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毫无疑问的是，布什在发展局的那几年，也是他一生中的权力巅峰，手中几乎握有无尽的资源，任何科研项目只要得到他的许可都能很容易地得到联邦政府资助。
而且布什也的确是像美国记者所说的，是“赢得这场战争的人”，按理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也应该继续领导发展局的工作，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一切呢？
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布什认为要想提升科技水平，基础科学的发展是重中之重，以他的话来说，基础科学就是技术赖以成长的“谷种”（Seed Corn）。
布什在MIT
图片：MIT
然而，由于战争的急迫性，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在这些年里都在忙于实用的工程项目，无暇顾及基础研究。这种状况虽然为美国赢得了战争，但绝非是科技发展的长久之计。
布什担心，如果战后美国的科研发展依旧由作为国家机构的发展局来领导的话，那么国家的兴趣可能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政府在科研政策上不可能有太大的远见，也不可能在耗时耗钱的基础研究上有太大耐心，粗暴的行政规划只会扼杀科学家的创造力。
因此，在他看来，搞科研决不能靠这种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模式。但这不意味着他反对国家对科研提供支持，他呼吁，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非政府主导的科研管理和资助机构来领导战后的国家科学事业。
正因为如此，布什在1944年11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信，提出了战后科研转型以及政府如何资助科研等一系列问题。
此后不久，布什邀请了40多位学界名人组成四个委员会，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在1945年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即著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
首个中文版，2021年5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这篇报告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政府出钱资助大学科研，同时减少政治对科研的干预，并且要培养科技型人才（博士与博士后的培养）。
现在看来，报告中的这些思想，已不仅成为战后美国大学利用政府资助从事科研的基本模式，而且对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科学政策和大学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如说法国和苏联，都曾专门设立国立科研机构，以政府的意愿为研究方向，而大学则沦为纯粹的教学机构，结果却是资金投入巨大，但回报甚微。最终在20世纪后期开始像美国的模式靠拢。
然而在当时，报告的推行却受到了阻碍。在作为金主的政府这边，自然很不情愿把所有权力都让渡出去，布什的提案因而在国会拉扯了五年才得以通过一个妥协后的版本，不过幸运的是，尽管形式有所变化，但基本思想保留了下来。
而在大学那边，对国家出资的行为也一向很警惕，生怕政府干预大学的独立。为了给大学再吃一颗定心丸，布什又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审查制度中加入了同行评审（peer review），有效终结了科学研究自上而下、功利主义的资助模式。
同时，同行评审制还开启了“学术是资助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充满竞争性的机制——要想拿到巨额资助，就要在学术上有所斩获。这种良性竞争有效地刺激了美国大学的发展，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美国大学也能出现诺贝尔奖得主。
布什的设想很快便收到了成效。从1950年基金会建立后，为大学的联邦资助便逐年增加，1958年时达到7500万美元，而到了1964年，投入到学术研究的联邦基金总额已超过12.5亿美元，多数资金用于基础研究，而这也成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常态。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科尔对布什的评价，就会发现并无过分吹捧之嫌。
布什以其科学家的素养和政治家的卓越远见，一手推动了战后美国科技和高等教育的腾飞，以及国家向知识型社会的转型。凡尼瓦尔·布什这个名字值得被更多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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