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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棚民 不去的情结
吴华清
作者简介：吴华清，祁门县箬坑乡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黄山市六届党代表，安徽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理事。
祖上从安庆桐城青草镇老梅树街（音）迁居祁门西乡，到我这辈已近十代两百余年，可只要一开口，人家便说，你是安庆人吧？当然不是，怎么说都是地道正宗的祁门人，可使人疑惑的是：不会说本地话，还一口安庆腔，无形中贴上了安庆人的标签。
说来话长，祁门古属百越，地理上溪流纵横、千山阻隔，故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东西南北中，话音皆不同，可惜我是一种都不会，就是箬坑话勉强说几句也非常拗口，有时说着说着，冷不楞丁又拐回来，当然不是故意的，确实是说不下去了。不仅如此，而且始终认为祁门方言难说又难懂，虽具节奏感和美感，象唱戏或念经，听起来有点滑稽，即便它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之一，甚至从中可窥见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语习惯，如称早餐为“朝饭”，称中餐为“昼饭”，称第二人称的“你”为“其”等等，《诗经》《论语》等书中可得到印证。正因如此，也怪不得住山棚的外乡人难以学会了。虽然安庆话也未必见得十分好听，但多数词汇接近普通话，一般人都能听得懂是事实。
有时候我在想，两百年的岁月，语言上都没融入，思想上也就难免处于游离状态，以至于有种声音经常在内心深处回荡：到底是哪里人？徽州乃“程朱阙里”，其风俗在我印象里繁文礼节太多；尽管我对安庆文化也是不明所以，但这并不妨碍思想上的归属与认同，也许这是嵌在基因和血脉里的认知。所以，我有着浓浓的跨跃时空的故土情怀，每次乘车过安庆长江大桥的时候，心里总是莫名的兴奋：我又踏上了先人生活过的土地，这是精神上的故乡呀！
为什么在徽州这么长的时间，说话口音未被同化，至今还保留着安庆地区的习惯呢？原因不外乎：安庆人到徽州的原因多半是遭受水、旱灾逃荒，或战乱，当然也不乏少数无赖作奸犯科违法之徒，怎么说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跑到徽州混口饭吃。封建时代山场田地等生产资料是私有制，外地人来到此地绝大多数只能给地主当长工或作佃户。祁门多山且多茶，外乡人来后大多去山上搭棚居住，由于居住在山上，平时交往的人群基本还是同类，生活习惯与语言习惯难以受到外界影响，故能够通过代际传承而基本保留，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客家人，棚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毫无地位可言，本地人尤其是地方上精英阶层骨子里对这个群体是充满歧视的，反过来刺激着棚民群体抱团生存，因此生存环境具有相对封闭性。其次是棚民自身主观上不想改变，骨子里觉得只有乡音不改，才能算敬宗尊祖不忘先人。久而久之，语言习惯乃至生活习惯以至思想文化认知顽固的在异地生根，传承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大约就是所谓精神文化的力量吧！
其实，“棚民”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无序迁徙的结果，伴随着的是底层人民的血和泪。清乾嘉年间，上万流民入徽，为了生存，他们搭棚结庐居住，垦山种地，伐木烧炭，造成了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破坏，棚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矛盾激化，纠纷众多，以至于（休宁县）竟然发生了惊动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的“惊控”徽州棚民案，控告他们“踞种山场，逞凶害命”，嘉庆遂指派安庆巡抚初彭龄奉旨委勘道宪杨懋恬、高廷瑶等查禁此案。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详述了“徽州棚民始于明末，盛于乾隆”的史实，“查徽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兵防论》载：明朝官府为查禁还设立了巡检司，如当时祁门县就在祁西新安设立有良禾巡检司。棚民迁徽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这样记载：“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见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对山场的无序开发，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后虽在官府的强力干预下，当地乡绅乡贤和民间组织以公约、契约等举措积极保护生态资源，协助官府逐棚禁山，棚民滥伐乱垦现象得到遏制，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却给徽州土著居民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负面历史记忆，同样，也给棚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辩证的看，棚民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对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还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的，具体表现在：其一是有效弥补了当时徽州人重商、自身人口外出而导致劳动力不足的短板。棚民吃苦耐劳，在徽州经济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苦力角色。其二是推动了茶叶生产力的发展，迫于生计，棚民心无旁骛，一心种茶，那遍布徽州山山水水的现在还在发挥效益的茶园可少不了棚民的功劳。举一个于史有据的例子：明清以来，现今箬坑乡红旗村冯家顶、老屋基两村民组（古称“高察坑”）的茶园就是归文堂村陈氏所有，直到解放前都是雇请或承包给棚民经营管理。我曾许下写一篇《试论棚民对徽州茶叶生产力发展的贡献》论文的心愿，也非常想向徽学大家提一个是否可把“棚民与徽州茶叶生产”作为徽学研究内容的建议。其实，客观认识徽州历史上的“棚民现象”，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话转正题。因此，在徽州，“棚民”是个贬义词，本地人称之为“山棚佬”或“棚上佬”，从称谓上就带有明显的鄙视意味。现实里，他们经济上受剥削，无条件受教育，政治上自然是边缘人，无异于二等公民。考究起来，有它的合理性，中国人的习惯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谁让你来得这么迟呢？要知道徽州大姓望族的先人可是早在什么“永嘉之乱”、或者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抑或是“靖康之乱”时就迁来了，因此，棚民近乎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否是第六感或潜意识的作用，到一些传统村落参观，每当见到古朴庄重、气势恢宏的祠堂或古民居时，我在心生敬畏崇拜之心的同时，竟萌生出一丝悲凉与空虚之感，在厚重的徽文化面前，棚民确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存在。辗转迁徙中生存是第一要务，文化可不能当饭吃，正如旧时一卖柴汉所言：“一担柴卖了可买几升米，够我家中妻儿老小吃上几日，你可见过挑字卖的吗？”穷人思眼前，富人才有条件考虑未来，才有物质基础学习、思考文化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几百年来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棚民既没有融进徽州，又丢掉了故乡，实则是文化上的弃儿，如同一群野人，遭人白眼也就在情理中了。我想，也不是棚民不努力，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挣扎也是徒劳。
这种状况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到彻底改变。土地改革时，棚民跟本地人一样分到了田地、茶园、山场等生产资料，经济上不再受盘剥，有条件上学，有机会参政。虽然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并没有体验到棚民的卑微与难堪，但我却从祖、父辈们聊天时深深地叹息中感受到历史上棚民的尴尬与艰难。所以，我曾经无数次充满感情地说：棚民真的要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棚民是很难翻身的。至今，新中国成立已愈七十载，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再也难以找到与“棚民”有关的印记。以我居住的“山棚佬”最多的红旗村为例：原来三三两两、星星点点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户（包括我家）全部搬到公路边或乡街道上，要不就在城里买了房；没搬迁的村民组也通上了公路，高山上照样盖起了气派的小洋楼，用上了卫生厕，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宿；而唯一一个没开通公路的杨塘村民组居民已通过自身努力搬迁到集镇，仅剩一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三兄弟也被政府低保政策兜了底。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中，棚民后裔紧跟伟大祖国前进步伐，与这个火热的时代同频共振，在党的富民政策之光照耀下，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普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不要说棚民已消失，就是“棚民”这个概念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随着老一辈***渐凋零，今后，恐怕除了徽学研究者和少数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外，相信提起“棚民”这个词，翻白眼的肯定多了去。
何谓故乡，父母生你养你的地方谓之故乡，对于未走出大山的人，家乡便是故乡；何谓乡愁，游子思故乡而不能回，愁绪于心谓之乡愁。这么说，我的人生印记里，没有故乡没有乡愁，但却有着深深的常常萦绕于怀而挥之不去的棚民情结，这也不失为人生精神生活的点缀和补充吧！
2021年5月20日
吴华清
作者简介：吴华清，祁门县箬坑乡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黄山市六届党代表，安徽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理事。
祖上从安庆桐城青草镇老梅树街（音）迁居祁门西乡，到我这辈已近十代两百余年，可只要一开口，人家便说，你是安庆人吧？当然不是，怎么说都是地道正宗的祁门人，可使人疑惑的是：不会说本地话，还一口安庆腔，无形中贴上了安庆人的标签。
说来话长，祁门古属百越，地理上溪流纵横、千山阻隔，故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东西南北中，话音皆不同，可惜我是一种都不会，就是箬坑话勉强说几句也非常拗口，有时说着说着，冷不楞丁又拐回来，当然不是故意的，确实是说不下去了。不仅如此，而且始终认为祁门方言难说又难懂，虽具节奏感和美感，象唱戏或念经，听起来有点滑稽，即便它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之一，甚至从中可窥见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语习惯，如称早餐为“朝饭”，称中餐为“昼饭”，称第二人称的“你”为“其”等等，《诗经》《论语》等书中可得到印证。正因如此，也怪不得住山棚的外乡人难以学会了。虽然安庆话也未必见得十分好听，但多数词汇接近普通话，一般人都能听得懂是事实。
有时候我在想，两百年的岁月，语言上都没融入，思想上也就难免处于游离状态，以至于有种声音经常在内心深处回荡：到底是哪里人？徽州乃“程朱阙里”，其风俗在我印象里繁文礼节太多；尽管我对安庆文化也是不明所以，但这并不妨碍思想上的归属与认同，也许这是嵌在基因和血脉里的认知。所以，我有着浓浓的跨跃时空的故土情怀，每次乘车过安庆长江大桥的时候，心里总是莫名的兴奋：我又踏上了先人生活过的土地，这是精神上的故乡呀！
为什么在徽州这么长的时间，说话口音未被同化，至今还保留着安庆地区的习惯呢？原因不外乎：安庆人到徽州的原因多半是遭受水、旱灾逃荒，或战乱，当然也不乏少数无赖作奸犯科违法之徒，怎么说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跑到徽州混口饭吃。封建时代山场田地等生产资料是私有制，外地人来到此地绝大多数只能给地主当长工或作佃户。祁门多山且多茶，外乡人来后大多去山上搭棚居住，由于居住在山上，平时交往的人群基本还是同类，生活习惯与语言习惯难以受到外界影响，故能够通过代际传承而基本保留，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客家人，棚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毫无地位可言，本地人尤其是地方上精英阶层骨子里对这个群体是充满歧视的，反过来刺激着棚民群体抱团生存，因此生存环境具有相对封闭性。其次是棚民自身主观上不想改变，骨子里觉得只有乡音不改，才能算敬宗尊祖不忘先人。久而久之，语言习惯乃至生活习惯以至思想文化认知顽固的在异地生根，传承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大约就是所谓精神文化的力量吧！
其实，“棚民”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无序迁徙的结果，伴随着的是底层人民的血和泪。清乾嘉年间，上万流民入徽，为了生存，他们搭棚结庐居住，垦山种地，伐木烧炭，造成了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破坏，棚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矛盾激化，纠纷众多，以至于（休宁县）竟然发生了惊动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的“惊控”徽州棚民案，控告他们“踞种山场，逞凶害命”，嘉庆遂指派安庆巡抚初彭龄奉旨委勘道宪杨懋恬、高廷瑶等查禁此案。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详述了“徽州棚民始于明末，盛于乾隆”的史实，“查徽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兵防论》载：明朝官府为查禁还设立了巡检司，如当时祁门县就在祁西新安设立有良禾巡检司。棚民迁徽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这样记载：“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见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对山场的无序开发，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后虽在官府的强力干预下，当地乡绅乡贤和民间组织以公约、契约等举措积极保护生态资源，协助官府逐棚禁山，棚民滥伐乱垦现象得到遏制，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却给徽州土著居民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负面历史记忆，同样，也给棚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辩证的看，棚民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对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还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的，具体表现在：其一是有效弥补了当时徽州人重商、自身人口外出而导致劳动力不足的短板。棚民吃苦耐劳，在徽州经济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苦力角色。其二是推动了茶叶生产力的发展，迫于生计，棚民心无旁骛，一心种茶，那遍布徽州山山水水的现在还在发挥效益的茶园可少不了棚民的功劳。举一个于史有据的例子：明清以来，现今箬坑乡红旗村冯家顶、老屋基两村民组（古称“高察坑”）的茶园就是归文堂村陈氏所有，直到解放前都是雇请或承包给棚民经营管理。我曾许下写一篇《试论棚民对徽州茶叶生产力发展的贡献》论文的心愿，也非常想向徽学大家提一个是否可把“棚民与徽州茶叶生产”作为徽学研究内容的建议。其实，客观认识徽州历史上的“棚民现象”，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话转正题。因此，在徽州，“棚民”是个贬义词，本地人称之为“山棚佬”或“棚上佬”，从称谓上就带有明显的鄙视意味。现实里，他们经济上受剥削，无条件受教育，政治上自然是边缘人，无异于二等公民。考究起来，有它的合理性，中国人的习惯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谁让你来得这么迟呢？要知道徽州大姓望族的先人可是早在什么“永嘉之乱”、或者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抑或是“靖康之乱”时就迁来了，因此，棚民近乎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否是第六感或潜意识的作用，到一些传统村落参观，每当见到古朴庄重、气势恢宏的祠堂或古民居时，我在心生敬畏崇拜之心的同时，竟萌生出一丝悲凉与空虚之感，在厚重的徽文化面前，棚民确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存在。辗转迁徙中生存是第一要务，文化可不能当饭吃，正如旧时一卖柴汉所言：“一担柴卖了可买几升米，够我家中妻儿老小吃上几日，你可见过挑字卖的吗？”穷人思眼前，富人才有条件考虑未来，才有物质基础学习、思考文化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几百年来一直身处社会底层的棚民既没有融进徽州，又丢掉了故乡，实则是文化上的弃儿，如同一群野人，遭人白眼也就在情理中了。我想，也不是棚民不努力，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挣扎也是徒劳。
这种状况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到彻底改变。土地改革时，棚民跟本地人一样分到了田地、茶园、山场等生产资料，经济上不再受盘剥，有条件上学，有机会参政。虽然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并没有体验到棚民的卑微与难堪，但我却从祖、父辈们聊天时深深地叹息中感受到历史上棚民的尴尬与艰难。所以，我曾经无数次充满感情地说：棚民真的要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棚民是很难翻身的。至今，新中国成立已愈七十载，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再也难以找到与“棚民”有关的印记。以我居住的“山棚佬”最多的红旗村为例：原来三三两两、星星点点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户（包括我家）全部搬到公路边或乡街道上，要不就在城里买了房；没搬迁的村民组也通上了公路，高山上照样盖起了气派的小洋楼，用上了卫生厕，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宿；而唯一一个没开通公路的杨塘村民组居民已通过自身努力搬迁到集镇，仅剩一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三兄弟也被政府低保政策兜了底。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中，棚民后裔紧跟伟大祖国前进步伐，与这个火热的时代同频共振，在党的富民政策之光照耀下，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普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不要说棚民已消失，就是“棚民”这个概念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随着老一辈***渐凋零，今后，恐怕除了徽学研究者和少数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外，相信提起“棚民”这个词，翻白眼的肯定多了去。
何谓故乡，父母生你养你的地方谓之故乡，对于未走出大山的人，家乡便是故乡；何谓乡愁，游子思故乡而不能回，愁绪于心谓之乡愁。这么说，我的人生印记里，没有故乡没有乡愁，但却有着深深的常常萦绕于怀而挥之不去的棚民情结，这也不失为人生精神生活的点缀和补充吧！
2021年5月20日
籍贯之梦
参加工作以后，经常要填一些表格，绝大多数的表格里都有一个栏目：籍贯。虽然填表的次数已经不计其数了，但是，每次在填满籍贯后面的空格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会有一阵小小的波动，像平静的湖面，被微风吹起了一阵涟漪。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人的思想在变，但是，籍贯却是无法更变的。
古老的时候，籍贯的籍和贯是两个概念。
“籍”指的是某一户人家从事的职业，如北京有个地名叫菜户营。菜户营地区，在明朝时，为御膳房嘉蔬属(即:御膳房蔬菜供应中心)所在地，是宫廷用菜的集散中心。四季均有各地进贡的贡菜在此周转，押运的官员也在此进行交割;因为交通运输的不便，直隶供应北京蔬菜的菜农，也大多晚间在此休息后，第二日清晨，再到菜市口销售。久而久之，就有了菜户营的地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小镇教书，小镇上上千户人家，户籍比较复杂，绝大多数人家都是务农的，是农业户口。档次高一点的是吃商品粮的，称为居民户口。还有介乎于居民户与农村户口之间的菜农户口、铁业社木业社棕匠社户口、园艺场户口。
在小镇和屯溪接合部的五里亭，有个特殊的群体，是新安江船民，也是介于居民户和农业户中间层次的户口。这个群落的居民，有一个名称：船上崴。
“贯”指一个人生长的所在，如“乡贯”“里贯”。把“籍”“贯”合在一起，就成了后来的“籍贯”。说的简单一点，籍贯就是家里人的户口是什么性质的，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哪里。
我第一次接触到需要填写籍贯的表格，是在读初一的时候，徽州地区京剧团第一次到农村初中挑选学员。我是初选上的几个人之一，需要填表。姓名，年龄，填完之后，就要填籍贯了。不理解籍贯的意思，就问老师，老师说籍贯就是你爷爷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下更把我难住了，我祖上是从安庆迁移到徽州来的，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岁。对于我家祖上的确切籍贯，我父亲也弄不清，何况是我呢，我只是模模糊糊在父亲那一辈人聊天时知道，我的祖上好像是在安庆的怀宁或是潜山。据说，当年我的曾祖父一肩担子，一头筐子里装了一些居家必需品，一头的扁篓里坐着我的爷爷，就从安庆到了休宁的汊口。
老师听我这么说，踌躇了好一会，说，还是填休宁吧，因为坐在扁篓里的孩子，不过是个幼儿，他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应该是休宁。于是，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无数次填表，就都有了确定的“籍贯”。
每次填写籍贯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些惆怅。我们安庆人移民到徽州的后代，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当年祖上从安庆过来的时候，刚开始当地世袭的徽州人普遍对安庆人有排斥，大村庄没有安庆人的立足之地，只能在深山坞里搭草棚垒土墙房子居住，被大村庄的人称为“棚民”。所以，我填写籍贯的时候，笔下写的是休宁，心里想的是安庆，写的是我祖父和我父亲两代人生长到终老的大山坞的名字。
从小到大，我记得父亲说过的最亲切的一句话是：“老家来人了”。老家来人，指的是从安庆那边来的人。由于我们在休宁这边生活了上百年了，我们的安庆话已经没有了正宗的安庆韵味。所以，每次从安庆那里来了客人，听到他们那一口纯正的安庆方言，我们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是从老家来的人。
老家来人，肩负的主要使命，是续谱——在老家，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一百多年来，老家那边每添一个人丁，家谱上就会为这个婴儿浓重记录一笔。而我们移居到徽州的后人，迫于生计，很少有人家会书写家谱。
老家来人续谱，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我们的祖上，当年挑着担子，从故乡到异乡。在异乡生根，繁衍，延续香火。虽然我们在异乡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把异乡当做自己的籍贯，总有一点挥之不去的漂泊的感觉。老家来人续谱，老家的宗谱上，有了我们的名字，这是很温暖的事情，怎能不激动呢。
有时候我安静下来，心里也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籍贯为什么要以爷爷的成长地为依据，而不是定义在父亲或者祖父的父亲身上呢？思考的次数多了，思路也就基本清晰了，我是这样想的：人们常说，“人生百年”，也许人的寿命长短是一个根本原因吧！爷爷，虽远却可亲。再往上一代或亟待追溯，亲切的可能性会降低许多。也许有人问，父亲更近，不是更亲吗？是的，是可能更亲。但是，中国文化传统讲究“慎终追远”，而父亲，伸手可及，“这样的距离”，显然不用“追”，更谈不上“追远”了！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是在我们的“籍贯”中寻找解答的线索！因为，籍贯，是我们中国人一枚独特的标志，看清这个标志，认清这个标志，我们不难懂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从历史来，是从故乡来，思归时，通过籍贯，我们又是可以抵达我们自己的故乡的。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很多的老地方消失了，随着户口制度的改革，户籍的概念越来越被人淡化。年轻的一代，年少的一代，几十年后，就很难找到自己的故里了，很难确定自己的籍贯了。而我，以及自己的孩子也早已成为古徽州这片土地密不可分的一分子。
没有了故里，淡化了籍贯，乡愁也就如过往烟云，只不过是在历史的天空中逗留了短暂的片刻。今天，我们常说一句话：接地气。向下扎根，籍贯，是一条真接“地气”的文化之根。沿着这条根系，我们是可以从巨变中看到根本并有可能把握我们本应具有的品质和精神的。
参加工作以后，经常要填一些表格，绝大多数的表格里都有一个栏目：籍贯。虽然填表的次数已经不计其数了，但是，每次在填满籍贯后面的空格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会有一阵小小的波动，像平静的湖面，被微风吹起了一阵涟漪。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人的思想在变，但是，籍贯却是无法更变的。
古老的时候，籍贯的籍和贯是两个概念。
“籍”指的是某一户人家从事的职业，如北京有个地名叫菜户营。菜户营地区，在明朝时，为御膳房嘉蔬属(即:御膳房蔬菜供应中心)所在地，是宫廷用菜的集散中心。四季均有各地进贡的贡菜在此周转，押运的官员也在此进行交割;因为交通运输的不便，直隶供应北京蔬菜的菜农，也大多晚间在此休息后，第二日清晨，再到菜市口销售。久而久之，就有了菜户营的地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小镇教书，小镇上上千户人家，户籍比较复杂，绝大多数人家都是务农的，是农业户口。档次高一点的是吃商品粮的，称为居民户口。还有介乎于居民户与农村户口之间的菜农户口、铁业社木业社棕匠社户口、园艺场户口。
在小镇和屯溪接合部的五里亭，有个特殊的群体，是新安江船民，也是介于居民户和农业户中间层次的户口。这个群落的居民，有一个名称：船上崴。
“贯”指一个人生长的所在，如“乡贯”“里贯”。把“籍”“贯”合在一起，就成了后来的“籍贯”。说的简单一点，籍贯就是家里人的户口是什么性质的，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哪里。
我第一次接触到需要填写籍贯的表格，是在读初一的时候，徽州地区京剧团第一次到农村初中挑选学员。我是初选上的几个人之一，需要填表。姓名，年龄，填完之后，就要填籍贯了。不理解籍贯的意思，就问老师，老师说籍贯就是你爷爷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下更把我难住了，我祖上是从安庆迁移到徽州来的，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岁。对于我家祖上的确切籍贯，我父亲也弄不清，何况是我呢，我只是模模糊糊在父亲那一辈人聊天时知道，我的祖上好像是在安庆的怀宁或是潜山。据说，当年我的曾祖父一肩担子，一头筐子里装了一些居家必需品，一头的扁篓里坐着我的爷爷，就从安庆到了休宁的汊口。
老师听我这么说，踌躇了好一会，说，还是填休宁吧，因为坐在扁篓里的孩子，不过是个幼儿，他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应该是休宁。于是，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无数次填表，就都有了确定的“籍贯”。
每次填写籍贯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些惆怅。我们安庆人移民到徽州的后代，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当年祖上从安庆过来的时候，刚开始当地世袭的徽州人普遍对安庆人有排斥，大村庄没有安庆人的立足之地，只能在深山坞里搭草棚垒土墙房子居住，被大村庄的人称为“棚民”。所以，我填写籍贯的时候，笔下写的是休宁，心里想的是安庆，写的是我祖父和我父亲两代人生长到终老的大山坞的名字。
从小到大，我记得父亲说过的最亲切的一句话是：“老家来人了”。老家来人，指的是从安庆那边来的人。由于我们在休宁这边生活了上百年了，我们的安庆话已经没有了正宗的安庆韵味。所以，每次从安庆那里来了客人，听到他们那一口纯正的安庆方言，我们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是从老家来的人。
老家来人，肩负的主要使命，是续谱——在老家，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一百多年来，老家那边每添一个人丁，家谱上就会为这个婴儿浓重记录一笔。而我们移居到徽州的后人，迫于生计，很少有人家会书写家谱。
老家来人续谱，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我们的祖上，当年挑着担子，从故乡到异乡。在异乡生根，繁衍，延续香火。虽然我们在异乡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把异乡当做自己的籍贯，总有一点挥之不去的漂泊的感觉。老家来人续谱，老家的宗谱上，有了我们的名字，这是很温暖的事情，怎能不激动呢。
有时候我安静下来，心里也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籍贯为什么要以爷爷的成长地为依据，而不是定义在父亲或者祖父的父亲身上呢？思考的次数多了，思路也就基本清晰了，我是这样想的：人们常说，“人生百年”，也许人的寿命长短是一个根本原因吧！爷爷，虽远却可亲。再往上一代或亟待追溯，亲切的可能性会降低许多。也许有人问，父亲更近，不是更亲吗？是的，是可能更亲。但是，中国文化传统讲究“慎终追远”，而父亲，伸手可及，“这样的距离”，显然不用“追”，更谈不上“追远”了！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是在我们的“籍贯”中寻找解答的线索！因为，籍贯，是我们中国人一枚独特的标志，看清这个标志，认清这个标志，我们不难懂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从历史来，是从故乡来，思归时，通过籍贯，我们又是可以抵达我们自己的故乡的。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很多的老地方消失了，随着户口制度的改革，户籍的概念越来越被人淡化。年轻的一代，年少的一代，几十年后，就很难找到自己的故里了，很难确定自己的籍贯了。而我，以及自己的孩子也早已成为古徽州这片土地密不可分的一分子。
没有了故里，淡化了籍贯，乡愁也就如过往烟云，只不过是在历史的天空中逗留了短暂的片刻。今天，我们常说一句话：接地气。向下扎根，籍贯，是一条真接“地气”的文化之根。沿着这条根系，我们是可以从巨变中看到根本并有可能把握我们本应具有的品质和精神的。
宣州区向阳乡的桐城移民
童达清
第628期
今向阳乡清末称长安乡，民国时期改称亲睦乡，天平天国后大批移民涌入，其中尤以湖北、安庆籍为多，人称“湖北帮”“安庆帮”，与“此地帮”（当地土著，以梅姓为主）并称亲睦乡三大势力。移民的到来，填补了大量缺失的人口，繁荣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使得战后荒芜的田园很快又充满了勃勃生机。
如九曲保（团）双河边原仅有数户人家，因紧靠宣城前往孙埠镇的大路，交通较便利，移民占据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市。下表所列双河边集市店铺，除梅凤亭中医馆为土著所开外，其余店铺均为移民所开。此集市虽不大，却也“五脏俱全”，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寥寥二十余家店铺，茶馆、饭店就占四家，说明此地东来西往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民国时期亲睦乡九曲保双河边集市移民店铺示意图
本文以今向阳乡河北村为调查区域，以几个对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移民家族为调查对象，力图以“偏”概“全”，主要反映桐城移民迁居宣城后的发展概况。
一、洪氏
洪氏原住桐城九重村，光绪初陆续迁来宣城，分散居住在今向阳乡赵村、双河村、河北村，双桥镇泥湾村，新河乡天成圩，养贤乡硖石村等地。
河北村洪氏始迁祖为洪行雅、洪行洁兄弟二人。洪行洁（1830—？），字慕陶。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洪累发过继给洪行逸，次子洪累玫（洪绍箕），女嫁章某。
洪绍箕（1874—1942），字子球，号金龙，谱名累玫。生有七子二女，长子洪仁异过继给洪累生，第二、三、四子俱早殇，第五子洪仁礼过继给洪累发，第六子洪仁智，第七子洪仁信。长女嫁胡永贵。
和一般移民均为贫苦百姓不同，洪氏世代业儒，家境尚可，洪行洁迁来宣城时已有四十余岁，拥有九品顶戴；其子洪绍箕亦在原籍考取秀才，候选县左堂。父子均属知识分子阶层。
洪行洁一支迁居宣城后，很快就有田100余亩，但民国初因与邻争讼，经年累月，耗资过甚，家道遂至中落。
目前洪氏已发展到第五世（第18世—第21世），人口200余人。其较具成就者有：第19世洪传能（1937—），高中文化程度，曾任宣城县农机厂人保干事，孙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宣城县政协专委会主任，第七、八、九届县政协委员。第20世洪奕奇（1973—），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南京军区陆军航空兵某部上校大队长，曾参加建国六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大典，驾机飞越天安门城楼。
二、吴氏
吴氏原住桐城老梅街镇，光绪末迁至今河北村百亩塘（今小河边自然村）。始迁祖吴聿先，生有二子：吴秉章、吴文章。其后裔多为吴文章一支繁衍而来，目前已传至第五代。
问起移民与此地人风俗的不同，据吴其昌老人（1938—）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24过小年，桐城移民28过小年；此地人中午吃年夜饭，桐城移民晚上吃，而湖南移民半夜吃。他所能记得的传统娱乐节目，有出灯（如大补缸）、玩龙灯、舞狮子、撑彩船、挑花篮、跑旱船等。随着近百年的不断融合，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已基本趋同了。
吴氏第三代传人吴绍祥（吴文章子），是民国时期宣城闻人。其生平简历可见一九四八年赵德元先生所作墓志铭：
先生讳绍祥，字衡西，皖宣人也。赋性忠诚，夙怀志节。好读书，力求真理。民九毕业于省立八中，品学兼优，冠盖群伦。时以家道衰颓，无力升学，乃率诸弟躬操农贸，朝夕不遑。及家境宽裕，得隆侍厚养。后奋身晋省，执教鞭于省立各中小学校，努力教授，颇负盛名。
迨二十三年六月间，本邑匪炽，民步维艰。先生痛关民瘼，遂遄返故里，充任宣城保安队长，绥靖匪乱。每于缉匪时秘不示，明诚昭义，炯戒非为。执法严明，咸歌大德。
不意匪患甫息，国难方兴，先生于痛患之余，赶赴考入庐山军官干部训练团，立志向学，对于政治军事莫不精通。肄业归来，深知唤醒民众，基于乡镇，因就任本邑亲睦乡联保主任，于政务丛脞中，犹时刻不忘训导乡民，呼唤救国。
迨“七•七”变作，本邑沦陷后，先生更率乡民捐赀刍荛，协助抗军攻杀敌寇者不遗余力。嗣以国军退后，无能为力，乃设馆于鄙野，育人有年，于学子晓以报仇复国之大义，实践中枢救国之鸿图，其爱护祖国拳拳之心足令人景仰不已。……
三、雷氏
雷氏原籍桐城双岗镇雷家畈，时有雷盛浓（1848—1888）者，生有五子（诚诗、诚书、诚礼、诚乐、诚庆）二女，不幸于光绪十四年中年早逝。其妻吴氏遂携四子（其第二子诚书已过继）二女，于光绪末迁居宣城河北村古塌村（今名三岔沟）。
“披星戴月，浴雨栉风，持家宜俭，渐振家声。”至今雷氏已发展到第五世，还分布于河北村九村、河东杨村等地。其后人中以雷实高、雷实玖最为著名。
雷实高（1912—1995），字财春，自幼习武，身材高大，尤善使刀和流星锤。抗战爆发，即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突围至无为县牛头山，时陈洪任临江人民抗日自卫军总队政委，指示他回老家从事地下工作。雷实高回乡后，曾任伪九曲保保长，暗中利用职权秘密协助游击队工作。1950年3月，有二十余名国民党残匪逃窜到黄渡乡梅村，雷实高得到消息后，率队连夜突袭，缴获长短枪支20余，上交政府。土改时雷实高任乡土改办主任，1954年，因社产草堆被烧，遭人诬陷，并被检举贪污公款（此是雷实高为向阳游击队筹措的经费，因向阳牺牲，无法送出。建国后，法币无用，遂隐藏在家），遂被判刑，1958年刑满释放。
雷实玖（1921—1949），字发春，自小也好习武，抗战时参加向阳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任交通员。解放初，任黄渡乡乡长。时有土匪“黄山支队”为祸乡里，1949年8月15日，雷实玖前往土匪老巢与之谈判，劝令归正。谁知该匪帮顽固不化，于雷实玖刚进屋之际实施偷袭。雷实玖与警卫员突至后门，终因寡不敌众，二人均壮烈牺牲，墓葬双河村雷家老宅东大埂。事后，雷实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4月9日，宣城县民政局签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予以追认。2008年，宣州区政府拨款欲将其墓迁往市区革命烈士陵园，后人考虑祭扫不便，遂在原址建一简易陵园。
四、金氏
金氏原籍桐城鸭子湖边金家湾，其迁来宣城较晚，始迁者名金诚元，因自小父母双亡，民国四年（1915）年仅14岁，只身一人，随同乡一道迁居双河村茆村。一开始替地主汪长元家放牛，稍长，靠替人打短工为活。因家境贫困，直到40多岁才娶城东马凤英为妻，生子金宏。1950年，又迁居双河村马村。
金诚元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所以省吃俭用，悉心培养儿子金宏（1940—），待其长大后即将其送往双桥读小学，1958年考入合肥纺织工业学校。后因学校停办，只好回乡务农。但初有知识的金宏，较之一般人头脑显然灵活得多，改革开放初，他即在县城农贸市场做生意，开设“长春贸易商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98年，他又创办了紫云英绿肥种子公司，目前已有一定规模，年产值达五六千万元，是向阳乡的著名个体企业。
五、江氏
采访中唯一遇见的湖北移民是江氏，因也附及之。江氏原籍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江家营村，迁宣城峄山荒塘冲，始迁祖姓名不详。其后再迁至河北村双河边。目前已发展到31户121人。
江氏世代业医，传至第二代江本立（1892—1962）医道尤精。江本立早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继承祖业后更是刻苦钻研，因而较之祖辈，医术大进，尤其擅长外科手术。五十年代初，原双桥区委书记张印堂患病久治不愈，经人介绍后找到江本立，手到病除，张印堂十分感激，后常念念不忘。
江本立生性淡泊，热爱医学，他秉承“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古训，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当政者提议让他出任广德县县长，被他断然拒绝。
江本立医德高尚，为穷苦人看病常不收诊费，甚至赠医赠药；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水，江本立开仓放粮，赈济流离失所的饥民。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在湖北移民中威望更高，因而被选为湖北会馆主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有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欲批斗江本立，均遭当地百姓坚决反对，因而从未受到冲击，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江本立弟江本存，一名江万宏，早年毕业于宁属六县联中，思想进步，曾去井冈山，回家后积极主张将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童达清
第628期
今向阳乡清末称长安乡，民国时期改称亲睦乡，天平天国后大批移民涌入，其中尤以湖北、安庆籍为多，人称“湖北帮”“安庆帮”，与“此地帮”（当地土著，以梅姓为主）并称亲睦乡三大势力。移民的到来，填补了大量缺失的人口，繁荣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使得战后荒芜的田园很快又充满了勃勃生机。
如九曲保（团）双河边原仅有数户人家，因紧靠宣城前往孙埠镇的大路，交通较便利，移民占据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市。下表所列双河边集市店铺，除梅凤亭中医馆为土著所开外，其余店铺均为移民所开。此集市虽不大，却也“五脏俱全”，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寥寥二十余家店铺，茶馆、饭店就占四家，说明此地东来西往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民国时期亲睦乡九曲保双河边集市移民店铺示意图
本文以今向阳乡河北村为调查区域，以几个对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移民家族为调查对象，力图以“偏”概“全”，主要反映桐城移民迁居宣城后的发展概况。
一、洪氏
洪氏原住桐城九重村，光绪初陆续迁来宣城，分散居住在今向阳乡赵村、双河村、河北村，双桥镇泥湾村，新河乡天成圩，养贤乡硖石村等地。
河北村洪氏始迁祖为洪行雅、洪行洁兄弟二人。洪行洁（1830—？），字慕陶。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洪累发过继给洪行逸，次子洪累玫（洪绍箕），女嫁章某。
洪绍箕（1874—1942），字子球，号金龙，谱名累玫。生有七子二女，长子洪仁异过继给洪累生，第二、三、四子俱早殇，第五子洪仁礼过继给洪累发，第六子洪仁智，第七子洪仁信。长女嫁胡永贵。
和一般移民均为贫苦百姓不同，洪氏世代业儒，家境尚可，洪行洁迁来宣城时已有四十余岁，拥有九品顶戴；其子洪绍箕亦在原籍考取秀才，候选县左堂。父子均属知识分子阶层。
洪行洁一支迁居宣城后，很快就有田100余亩，但民国初因与邻争讼，经年累月，耗资过甚，家道遂至中落。
目前洪氏已发展到第五世（第18世—第21世），人口200余人。其较具成就者有：第19世洪传能（1937—），高中文化程度，曾任宣城县农机厂人保干事，孙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宣城县政协专委会主任，第七、八、九届县政协委员。第20世洪奕奇（1973—），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南京军区陆军航空兵某部上校大队长，曾参加建国六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大典，驾机飞越天安门城楼。
二、吴氏
吴氏原住桐城老梅街镇，光绪末迁至今河北村百亩塘（今小河边自然村）。始迁祖吴聿先，生有二子：吴秉章、吴文章。其后裔多为吴文章一支繁衍而来，目前已传至第五代。
问起移民与此地人风俗的不同，据吴其昌老人（1938—）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24过小年，桐城移民28过小年；此地人中午吃年夜饭，桐城移民晚上吃，而湖南移民半夜吃。他所能记得的传统娱乐节目，有出灯（如大补缸）、玩龙灯、舞狮子、撑彩船、挑花篮、跑旱船等。随着近百年的不断融合，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已基本趋同了。
吴氏第三代传人吴绍祥（吴文章子），是民国时期宣城闻人。其生平简历可见一九四八年赵德元先生所作墓志铭：
先生讳绍祥，字衡西，皖宣人也。赋性忠诚，夙怀志节。好读书，力求真理。民九毕业于省立八中，品学兼优，冠盖群伦。时以家道衰颓，无力升学，乃率诸弟躬操农贸，朝夕不遑。及家境宽裕，得隆侍厚养。后奋身晋省，执教鞭于省立各中小学校，努力教授，颇负盛名。
迨二十三年六月间，本邑匪炽，民步维艰。先生痛关民瘼，遂遄返故里，充任宣城保安队长，绥靖匪乱。每于缉匪时秘不示，明诚昭义，炯戒非为。执法严明，咸歌大德。
不意匪患甫息，国难方兴，先生于痛患之余，赶赴考入庐山军官干部训练团，立志向学，对于政治军事莫不精通。肄业归来，深知唤醒民众，基于乡镇，因就任本邑亲睦乡联保主任，于政务丛脞中，犹时刻不忘训导乡民，呼唤救国。
迨“七•七”变作，本邑沦陷后，先生更率乡民捐赀刍荛，协助抗军攻杀敌寇者不遗余力。嗣以国军退后，无能为力，乃设馆于鄙野，育人有年，于学子晓以报仇复国之大义，实践中枢救国之鸿图，其爱护祖国拳拳之心足令人景仰不已。……
三、雷氏
雷氏原籍桐城双岗镇雷家畈，时有雷盛浓（1848—1888）者，生有五子（诚诗、诚书、诚礼、诚乐、诚庆）二女，不幸于光绪十四年中年早逝。其妻吴氏遂携四子（其第二子诚书已过继）二女，于光绪末迁居宣城河北村古塌村（今名三岔沟）。
“披星戴月，浴雨栉风，持家宜俭，渐振家声。”至今雷氏已发展到第五世，还分布于河北村九村、河东杨村等地。其后人中以雷实高、雷实玖最为著名。
雷实高（1912—1995），字财春，自幼习武，身材高大，尤善使刀和流星锤。抗战爆发，即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突围至无为县牛头山，时陈洪任临江人民抗日自卫军总队政委，指示他回老家从事地下工作。雷实高回乡后，曾任伪九曲保保长，暗中利用职权秘密协助游击队工作。1950年3月，有二十余名国民党残匪逃窜到黄渡乡梅村，雷实高得到消息后，率队连夜突袭，缴获长短枪支20余，上交政府。土改时雷实高任乡土改办主任，1954年，因社产草堆被烧，遭人诬陷，并被检举贪污公款（此是雷实高为向阳游击队筹措的经费，因向阳牺牲，无法送出。建国后，法币无用，遂隐藏在家），遂被判刑，1958年刑满释放。
雷实玖（1921—1949），字发春，自小也好习武，抗战时参加向阳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任交通员。解放初，任黄渡乡乡长。时有土匪“黄山支队”为祸乡里，1949年8月15日，雷实玖前往土匪老巢与之谈判，劝令归正。谁知该匪帮顽固不化，于雷实玖刚进屋之际实施偷袭。雷实玖与警卫员突至后门，终因寡不敌众，二人均壮烈牺牲，墓葬双河村雷家老宅东大埂。事后，雷实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4月9日，宣城县民政局签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予以追认。2008年，宣州区政府拨款欲将其墓迁往市区革命烈士陵园，后人考虑祭扫不便，遂在原址建一简易陵园。
四、金氏
金氏原籍桐城鸭子湖边金家湾，其迁来宣城较晚，始迁者名金诚元，因自小父母双亡，民国四年（1915）年仅14岁，只身一人，随同乡一道迁居双河村茆村。一开始替地主汪长元家放牛，稍长，靠替人打短工为活。因家境贫困，直到40多岁才娶城东马凤英为妻，生子金宏。1950年，又迁居双河村马村。
金诚元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所以省吃俭用，悉心培养儿子金宏（1940—），待其长大后即将其送往双桥读小学，1958年考入合肥纺织工业学校。后因学校停办，只好回乡务农。但初有知识的金宏，较之一般人头脑显然灵活得多，改革开放初，他即在县城农贸市场做生意，开设“长春贸易商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98年，他又创办了紫云英绿肥种子公司，目前已有一定规模，年产值达五六千万元，是向阳乡的著名个体企业。
五、江氏
采访中唯一遇见的湖北移民是江氏，因也附及之。江氏原籍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江家营村，迁宣城峄山荒塘冲，始迁祖姓名不详。其后再迁至河北村双河边。目前已发展到31户121人。
江氏世代业医，传至第二代江本立（1892—1962）医道尤精。江本立早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继承祖业后更是刻苦钻研，因而较之祖辈，医术大进，尤其擅长外科手术。五十年代初，原双桥区委书记张印堂患病久治不愈，经人介绍后找到江本立，手到病除，张印堂十分感激，后常念念不忘。
江本立生性淡泊，热爱医学，他秉承“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古训，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当政者提议让他出任广德县县长，被他断然拒绝。
江本立医德高尚，为穷苦人看病常不收诊费，甚至赠医赠药；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水，江本立开仓放粮，赈济流离失所的饥民。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在湖北移民中威望更高，因而被选为湖北会馆主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有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欲批斗江本立，均遭当地百姓坚决反对，因而从未受到冲击，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江本立弟江本存，一名江万宏，早年毕业于宁属六县联中，思想进步，曾去井冈山，回家后积极主张将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据桐城胡氏孝义堂家谱记载：安定郡胡氏37世祖平公仕唐太宗为户部尚书，其子荫公仕唐高宗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刺史，封为定远侯。其孙即39世祖容公于唐朝开元时有孝行，唐明皇旌表其门“胡氏孝义之门”。到 42世乐陵公官至兵部郎中，生子福、杲。福公为姑熟太守，道经歙州遂占籍篁墩，生子裕，裕生伸。伸公有五子焰、灿、华、烟、炼。46世炼公于唐朝广明间黄巢之乱中避居歙县篁墩生瞳公。47世瞳公生有十四子，后迁祁门。瞳公第十三子也即48世学公终迁清华。学公生有八子，四子文公（行六，字延晖，居长寿坊）支下57世三十公迁饶州。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统一江南之战中，与陈友谅、张士诚军曾经在沿江一带军事重地安庆、九江一带爆发极其激烈的战争。使得安庆地区遭受世所罕见的巨大破坏，人民伤亡殆尽，田地大量荒芜。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朝之后，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决定对江淮地区进行移民，命令迁饶州民众填实安徽、湖北等地开荒屯垦，史称“洪武赶散”。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江西大批的移民，都集中在瓦屑坝登记造册迁徙，其中大部分就近落户在安庆一带。在此大背景下，58世祖万二公支下的61世祖良一公、良二公（胞兄弟，59世再五公孙，60世魁二公子）率子庆一公、庆二公、庆三公（62世祖，胞兄弟，良一公子）和觉清公、觉荣公（62世祖，胞兄弟，良二公子）；62世福一公、福二公、福三公（胞兄弟，59世再五曾孙， 60世魁一公孙，61世瑞四公子）和秀一公、秀二公、秀三公（胞兄弟，59世再一公曾孙，60世魁三公孙，61世七一公子）等十余人由江西饶州胡村，经鄱阳瓦屑坝迁徙移民安徽桐城生息繁衍（《皖桐觉林安定胡氏宗谱（首-下）》卷“纂修家乘自序”有详细记载），迄今人丁约3万余人分居祖国及世界各地，以其不同居住地地名形成九大不同支派：蒿墩支派（今姚坂、许嘴一带）； 练潭支派（今练潭）；三安支派（今青草、吕亭、范岗一带）； 觉林支派（今徐河）；黄荻支派（今怀宁）； 新丰支派（今怀宁马庙、潜山三妙、桐城徐河一带），陡岗支派（今新渡永久）； 竹林支派（今安庆江心州、怀宁高湖、潜山后冲一带）、西城支派（今城西）。新近又发现了松山支派（今桐城嬉子湖松山一带）和大丰支派（今安庆市宜秀区杨桥一带），目前最新合计11大支派。
科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