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而在于各语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质，在于它所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它本身所秉赋的一种对于人生幸福的启示性力量。

　　正如两百多年前，爱德蒙将军在抵达福尔山脉，包抄那条小路时，对他的助手所说的：“这也是一条路。”今天，我们也愿意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条路。”即通过汉语，以及对汉语的分析，我们也想抵达另一条“福尔山脉”。我们想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认识还原为对于汉语的认识，具体说，是对汉字的认识。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斯蒂芬假说”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种文字的原始形态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质，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们认为，世界的现有形态完全可以在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寻得它的一切根据和理由，即它以后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潜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种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种原语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复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去发现构成这些作品的一种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不对它的语言文字本身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现象学分析的话，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说明一个社会，我们认为，这只需对构成它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语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释也就够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才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那种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世界。


实际上，对事物目的的预设，对事物最终状态的应然构想，相对来说，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甚至连三岁幼儿、初小学童都能担当此任。因为这其间并不需要多少人类的大智慧，也不需要人类理性的大投入和大功夫。也许，儿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前者只知其然，而后者还知其所以然。这所以然指的就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之所以会如此演变和怎样演变的一套运作机制。

　　汉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词汇量方面，而且表现在其词类分布的严重失调上。在一般的凡俗生活中，它确实能做到“如彩色电影般鲜艳、活泼、生动、真实”。但在有些领域(如神学、哲学、宇宙学、形而上学、意识理论、大脑科学等方面)，它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甚至有一种无力感、无能感和去势感。比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我和你》《人与神》《存在与奇迹》《物质与意识》，西人对这类主题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写出洋洋洒洒、气势非凡的数十万字、数百万字、数千万字的著作，而且其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语言的缜密，思维的精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汉语言在这方面真可谓无话可说。即使说了，也是三言两语，电报式语句，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在抽象的人文科学、思维科学领域，汉语表现出的是一种惊人的疏懒，它似乎只贪图在哲学论证上的“一步登天”式的快感，迷恋一种思想世界的偷工减料式的所谓便捷之途。上至革命领袖，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流氓无产者，其思维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无差别的特质，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同一种性质的倾向和嗜好。他们惯用极简单的语句来概论世界，判定世界和了结世界。他们对存在的奥秘、辽阔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只能作些不甚了了的断言。于是，故作高深者有之，空话大言者过之，词不达意者滥之。于是，以下的事情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以怪：所谓看破红尘者，实际还没有开始看；所谓的精明者，实际上愚不可及；所谓的明事人，实际上迷懵深重。

　　我们的汉语遭遇着双重的脱节和断裂，其一是与自然世界脱节。汉字似乎是从气象万千的世界中给强行切割出来的，它的方块性与宇宙的圆融性似乎构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当然，这一脱节与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还不为过，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表意的象形文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第二种脱节上，即汉语与汉人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似乎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是两个独立的自足系统，语言是语言，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按理说这两者应该有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应该相互透射，相互映照。语言不仅来自生活，反映生活，更重要的，它还应促进生活，改变生活。但汉语世界给我们的印象是：语言是高度自治、自洽、自足的，它仿佛自成一体，有它一套自我发育、繁衍和完善的机理。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悔词；国人的苦难，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让人吃惊。一边是语词的莺歌燕舞，语言的纵情狂欢，一边是现实的沉重枷锁，生活的苦难血泪。这两者的反差说成是云泥之别也不为过。这情形就好像是，汉语插上了一双升天的翅膀，直上云霄，已进入一种理想世界的天国，它一味地自恋、手淫和陶醉于自身的安乐，而全然不顾现实的沉沦、邪恶、堕落和毁灭。当语言在享受天国之福时，现实却堕入地狱的深渊，仿佛中国人所有的幸福就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幸福，所有的理想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理想。仿佛中国人是一个只能自己给自己写情书，让自己来阅读，自己来陶醉的自恋者。的确，在语言那儿，也只有在语言那儿，我们才能够发现中国人所有梦想的寄托。那儿不仅真，而且善；不仅善，而且美。但这种以语词形式来满足的幻觉却是以现实生活的无限苦难来作为其惨重之代价的。汉语严重缺乏一些用于表达哲学思想的关键性语词、元件和要素。结果，理所当然地是唐宋诗人赢得了汉语发展的历史高峰；书法家和国画落款人占领了汉字的艺术天地。政客和末流文人们创造并利用了汉语言的诡辩术。结果是哲学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失业的人。“一流天才总是在门外抽大烟”(王康语)。范庆先生成了静坐修炼的人，连齐白石这样颇具苏格拉底脑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去点弄些所谓灵气充溢的花鸟鱼虾。


　　汉字具有一种“球体模型”的特点。这一特点极易在汉字的书写和印刷形式中得到识别。每一个版面的汉字都是各自独立、相间排列的。即是说在其字与字之间总是有那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间隔，总是具有一种“漏气”和“断气”的视觉效果和读音效果。它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圆润音和柔滑音，读起来总使人有一种音步齐整的单调感和受阻的钝挫感。汉字是与欲物对应的文字，它以欲为本位，以物为对象，最多在这一切之上附着了一些人为“审美性”(实质是泛欲性)的眩光。它是对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复写和临摹，而不是对神之声音和存在之隐含本质的执意追求、倾听和表达。它不对世界作质的追询，因为它认定世界本没有质；它不对世界作推理分析，因为它假定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所以它先验地就闭入了自然，先验地就互化于自然。无从由自然里脱身，反诘自然，敞亮自然，观照自然和提拔自然。总之，汉字成了一道心智思维透视世界的视觉屏障，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文字形象的泛滥变形而变形，所有的知性都仅在相应的二维平面里作了过度浪费的铺张。汉字让人在“审美”了自然的同时，也让人欲享了自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耗尽了自然。所谓“我在，世界不在”的一种自恋性文化皆由此产生。在这之中，的确吊销(或悬括)了认识的深度和世界的质感，的确没有了推理、分析和神设，更没有世界与文字的对质、互问和相应的警醒。

三、汉字与字母

　　我们认为中西方社会的所有差异和奥秘就蕴藏在汉字和字母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和构件之中。两个社会肯定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诸方面已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两个完全异样的世界。实际上，这种惊人的反差就存在于汉字与字母的本质不同之中。

　　在我们看来，西方所有的秘密及现实结果的根源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它的科学和哲学，甚至也不是它的宗教。我们认为它发生的秘密和生长的关键只能归结于一个单一的来源。这就是作为它语音体系拼写基础的字母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愿意说，是字母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创造今日世界的总体形貌。我们并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字母，我们更愿意认为是字母创造了上帝，创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学。在之后，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字母不仅是文字之母，而且是西方社会的万果之因、万物之母。正如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克霍夫所说：“虽然《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the Old andthe New Testaments)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引导，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处理系统一直是字母表，直到电的出现。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序设计手段。西方正是从字母中才衍生出并形成了其以技术为中心驱动力之特点的。字母起到了一种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语言表达把思维转化为技术。希伯莱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莱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

　　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去评价字母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都不会显得过分。也许正是有了字母，才会有思维自身的一种组织模式——透视法。正因为有了透视法，才允许西方的整个文化在空间上把握世界，在时间上分析世界。也许正因为有了字母的纵向书写变为横向书写，西方社会才发生了从垂直的封建等级制度向水平的民主政体的转变。也许正是字母为人类创造最强有力的代码提供了基本的灵感和模型。我们认为，甚至连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遗传基因的氨基酸链、计算机比特，所有这些具有强大作用力和创造力的代码都是源于字母的基本模型建立起来的。

　　此外，字母在影响人的思维发展方面，在培养人的时空感觉方面，在使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方面都有它独到的特点。尤其把它与汉字相比较时，其特点更为显得突出。相比之下，汉字给人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耽迷、阻滞、停顿和迟后。由于汉字是一种重形的会意文字，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创造汉字以期去表达和描绘自然事物时，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复杂的象形符号去表达或指代本然就比较复杂的客观存在和自然事实。显然，造字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象形的冲动迷住了，采取的是一种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此种造字法注重的是“看”，而忽略了“听”，更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声音的路径去表达和指代客观的事物，而且我们祖先的这种以形代形的做法不是生产性的，更不是构造性的。它所采取的是用一种相对独立的复杂形象去象形同样独立的自然存在，从而使得象形符号(每一个复杂的汉字)与被象形物(自然客体)取得一种一一对应的闭合关系，而这些象形符号之间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逻辑的关联。仿佛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呈现出一种自圆、自融、自洽的性质。由于汉人是从“形”方面着手去构造汉字的，又由于形肯定是具象的，且形的对象又是参差不齐、千差万别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汉人要用(也只能用)数量庞大、形象复杂的书写符号去表达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

　　这种过早地掌握汉字的所谓“早熟性”，极有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对于社会所有文本的虚假性全面解读。从而阻碍汉人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它的可悲的社会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导致人们所谓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远不成熟。因为他们的识字能力(进而带来的阅读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显然，正是汉字的这种形式的早熟性和词汇掌握的早熟性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推之究极，汉字的早熟性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

五、汉语的点阵图象类比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说过：“语句是现实的图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象。我们知道，语言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且更体现着一种操此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不仅反映世界，而且也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

　　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和手段。当然，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整体而论，指某一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其准确、精细、缜密、清晰、敏微、逼真程度和完整、全面与否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言词汇量”来反映的。一般说来，词汇总量愈大的语言对世界的分理程度也愈细。即，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也可能愈充分、愈全面和愈完整。反之，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就可能愈欠缺、愈局域和愈片面。因为字词是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它们的语义是不重复的，所以，词汇量愈大的语言在理解和表达世界时，人们可资利用的手段就愈多，可供选择的范围就愈大，既能更准确地理解事物，又能更精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二、从某一方面说，指某一语言在对世界某一范围、某一领域和某一反映对象的关注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兴趣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词分布”和“词汇比例”来反映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愈是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于它的语言分割就愈是细密。反之，对一个民族来说，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肯定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显得更详尽、更周全。反映生活重要现象的词汇其数量与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成正比。比如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封建的宗法社会，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所以对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就有严格的区分，比如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因为亲疏有别，权利义务各不相同。而英语中只用uncle一词统称之，既无父系母系之别，也无长幼之别，只有性别的区别。在这点上，汉语和英语的表现可谓两个极端。

　　至此，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一般说来，语言的词汇量反映的是语言的使用者对整个世界切割的细密程度，而语词分布或词汇比例反映的则是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某一局域切割的细密程度。当然，又有这种情况，我们假设两个操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其词汇总量(单词个数)大体相当，但我们又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对世界分理、切割程度是一样的呢?显然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尽管其词汇总量相同，但它们的语词分布情况却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在下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上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日常感官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科学的专业化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宗教神学领域分布得多，有的在现实世俗领域分布得多。由于其词汇分布领域的不同(亦即民族智力其兴趣之所在的不同)，即使其词汇量相当，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全然不同的。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汉语点阵图象类比主要是指第一种情况，即指汉语的总词汇量与其他语言(比如英语)的总词汇量相比，它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分理和切割的性质。

　　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又譬如说“欲“字。“欲”——即所谓“欲望”、“欲念”、“欲求”、“原欲”、“情欲”、“生物欲”，反正是指人的那种强大的情态冲动和情感指向。在这个表达人之情态的本应是精神性的字眼中，我们也极易发现它的肉身肠道要求的痕迹。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 — — —欠)， 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和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再譬如“学”字。“学”的本意是学习，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认知活动，也指人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浅知到深知的一个过程。在古汉语中，学的繁体为“学”，由上下两个字根组成。在金文中，上面字根的中间部分是八卦中的爻象，两边是人的双手，冖像屋顶，冖以下的子即儿童、学童。学的古字义就是长者手持爻在家里教导膝下的儿童。当然，所能教的内容就是爻，所以，爻就充当了中国学术的原始起点。

　　爻字指代八卦，相传创始于伏羲。到了周朝，八卦成为《周易》。我们知道儒家的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经典著作中均含有《周易》的内容，可见在我们三千多年的文化史中，学字的本义始终贯穿其中。

　　中文的“学”字无形中只是在暗示你，你只能去研究、领会我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东西，你只能去解释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关于宇宙、世界的秘语和奥词。这一传统沿袭到当代，也有一种惊人的体现，即某一理论、某一学说已达某一绝对高峰，人剩下来可做的就是去领会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不是去超越它、批判它、否定它。所以更说不上要去创造出什么全新的东西。当然，此种学，只能愈学愈愚，愈学愈迷。实际上只能让人走到学的反面——无知与愚蠢。

　　此外，如“美”字，“人”字。“美”——“羊”和“大”即为“美”，大的羊子就是“美”。这显然是一种食物主义的美学观。而“人”字呢，这也许是人类造字史上最为轻率的一个事实，一撇一捺，把世界上最复杂、最美好的存在处理成了最简单的书写形式。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么简单过，唯独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还是恶人、善人；也无论是肉体的人，还是作为精神存在的人，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我们知道，其他语言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从生物、生理、肉体、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来指人：MAN、MANKIND、PEOPLE、PERSON、BEING、PERSONALITY、CHARACTER、HUMAN、INDIVIDUAL等。在一个简单的“人”字中，我们是否感觉到了存在于汉文化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一种明显的对人的忽视、削弱和排斥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语的险情是严峻的，其诡谬是深重的。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在汉语、汉字的变革上，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

附录：本文进一步的思考题： 1.为什么说汉字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形象具有一 种悲剧原型的性质? 2.汉字的书写自由和汉人的思想自由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 3.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作品? 4.为什么用汉语不能写出世界第一流的歌人颂神的赞美诗? 5.汉语和西语的词表量对比分析(A.词总量对比；B.词类比例对比)所导致的文化学结果是什么? 6.初创汉字的悲剧性伏笔究竟是什么? 7.为什么说汉字对于意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表达是一种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碍? 8.怎样从中西世界其国宾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会客室、卧室的文饰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9.汉语主、谓世界的形而上学分析。 10.为何汉字可以进入一种玩耍状态? 11.试分析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对世界的不同影响。本刊发表的是此文的部分章节。　 


转自《书屋》


楼主一人捧场太冷门了,你因该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毕竟这是贴吧,反映一下自己的文采�

精彩！期待下文。

如果“语句是现实的图像”，那汉语和西语的区别也就反映了东西方地理风貌的巨大不同。汉语的自产自销和其与邻国相对孤立且富饶土地上的封闭的农耕文化有关，西语的广种广销和其与邻国相对紧密且贫瘠土地上的灵活贸易文化有关。前者注重空间的争夺，因此视觉思维发达，后者注重时间的运用，因此听觉思维发达。视用眼听用心，眼之所及更多的是唯美的想象，心之所思更多的是对确定性的寻求。务虚的想象和务实的寻求，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汉字正是体现了务虚想象上的模糊确定，字母则凸显了务实寻求中的精确怀疑。另：西语字母在早期并非一直是从左至右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