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中的潜流是人数越来越多的隐藏青年，他们不属于任何一门派，也没有显著易辨的身份标示。在看待周围热血，躁动的同龄人时，他们说：这个城市里的疯子比流浪狗多。对于自己，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活得像一张沙发。然后就真的成为一张沙发了。他们过于年轻的老了，看这外面热闹的世界，杂杳的人声，赶集似的PARTY……”
这些隐藏青年，他们不要工作或者很少工作（有限的工作用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要求）。他们憎恶办公室和人群，躲避它们就像躲避瘟疫。而他们的上一代人大都已经有了足够的钱或至少有了房子，让他们可以安静呆在家里，随心所欲写自己的字，拍自己的照片，画自己的画，做自己的音乐。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并不高，很少出去旅行，因为经济没有独立到那份儿上。他们渴望自由，认为自己的隐藏让自己得到了自由，不必忍受社会对他们的乌托邦的反动。
《纽约客》作家格拉德威尔也曾经提及过这些隐藏青年，“我们给孩子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可以更轻易建立自己的社群和物质世界。我们给了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互相相处，而不是和大人相处。我们给了他们电子邮件、给了他们各种电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手提电话，有了手提电话，一天中的每个死角他们都能喝同代人联系上，跟同代人说话，而这些死角本来可以由大人的话语来填充。他们的世界被口头信息传播的逻辑统治着，被青少年之间口口相传的具有传染性的信息统治着。”
在格拉德威尔那里，技术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手段，让他们能够成功与世隔绝，安然生活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香港、上海、北京……